壹、“第306條”破壞控辯雙方的平衡。
控辯式訴訟的設計，其本意是要在對等的條件下，使控辯雙方處於平衡狀態，然後對案件事實進行調查和處理。“第306條”使律師不敢調查取證，只能從控方的證據中找出瑕疵和漏洞。如果律師參與調查，被告人改變了口供，或證人改變了證言，控方就可以依據“第306條”拘捕辯方律師。控方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這完全破壞了控辯雙方的對等原則。
二、“第306條”打擊了律師刑辯的積極性。
趨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律師只要還有壹碗飯吃，都不願意去觸碰“第306條”這個地雷。“第306條”出臺後，刑案辯護逐年下降已是不爭的事實，這恐怕是立法者當初始料不及的。刑案本來收費就低，再加上隨時有坐牢的危險，精明如律師者，誰願意做這費力不討好的事情？
三、“第306條”是變相剝奪犯罪嫌疑人的辯護權。
律師可能是身陷囹圄的犯罪嫌疑人唯壹的救星，“第306條”使律師望而卻步，致使絕大多數犯罪嫌疑人得不到律師的幫助和辯護。犯罪嫌疑人委托律師辯護的權利形同虛設，實際上是間接剝奪了犯罪嫌疑人的辯護權，而沒有律師的辯護，犯罪嫌疑人的命運只有交給道德和良心。而現實告訴我們，道德和良心根本靠不住，為了追求破案率，為了追求辦案成績，各種各樣的刑訊逼供已超過了國人的想像力。
四、“第306條”是制約律師制度發展的障礙。
中國的律師制度剛剛起步，像壹棵幼苗在風雨中飄搖。“第306條”對律師制度的破壞，這麽多年來有目***睹。據全國律協的不完全統計表明，從1997年到2011年***有140多位律師被套上了“第306條”的罪名進行追訴，有30多位律師被判刑。
五、“第306條”給報復律師開了方便之門。
北海四律師偽證案，律師參與辯護的案件都還沒有偵破，案件事實均還未水落石出，真正的犯罪嫌疑人都還未被法院認定，按照無罪推定的原則，連犯罪嫌疑人都還不能定罪，但公安機關卻先把參與辯護的律師抓起來，荒唐至極。案件都沒判，怎麽就斷定律師錯了？說不定最終證明是公安機關弄錯了呢？
六、“第306條”是對人權的嚴重侵犯。
受到公權力追訴時享有辯護權，是每個公民的基本人權。眾所周知，絕大多數公民的法律知識有限，在失去自由之後更不知道怎樣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我國尚沒有沈默權的規定，而法律賦予他委托律師辯護的基本權利，也因律師不敢或不願參與辯護而失去。
七、“第306條”是對法治文明的破壞。
我的壹位朋友說：“可以沒有民主，不能沒有法治。”法治是每天在新聞裏、報紙上以及官員們的嘴裏叫得最響的詞匯，而“第306條”恰恰是給法治文明抹黑的條款，是暴力條款。
八、“第306條”是對聯合國《關於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的冒犯。
聯合國《關於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第16條規定：“各國政府應確保律師能夠履行其所有的職責而不受到恫嚇、妨礙或不適當的幹涉”。第17條規定：“律師如因履行其職責而其安全受到威脅時，應得到當局給予充分的保障”。調查取證是律師辦案的基本權利，但現在調查取證卻成了我國律師執業的危險地帶，稍有不慎就會因為觸犯“第306條”而被刑拘。所以，“第306條”事實上把律師的調查取證權剝奪了。
九、“第306條”讓新刑法蒙羞。
新刑法為展現法治開明，為了與國際接軌，讓律師提前介入，在偵查階段就可以為嫌疑人提供法律服務，這貌似進步。但接著又出臺“第306條”套上壹條鎖鏈，“第306條”出臺前沒聽說有律師因為參與刑事辯護而被追訴，“第306條”出臺後卻壹個又壹個律師因為參與刑事辯護而鋃鐺入獄。如果真有律師膽敢以身試法，教唆證人作偽證，那麽用刑法第307條足可以定罪處罰，為什麽壹定要單列壹條專門針對律師的偽證罪？
十、“第306條”是傳統思維的延續。
按照“第306條”的思維，凡是被公安機關刑拘的人，都是有罪的，必須做出有罪的供述，不招供自然有無數的辦法讓妳認罪。認罪後律師介入，如果翻供喊冤，那必定是律師作怪，引誘嫌疑人翻供或引誘證人改變證言，妨害公安破案。故再想方設法讓嫌疑人、證人指控律師誘供，然後把律師收監，公安大獲全勝。如此這般，是傳統思維的延續。
附：刑法第三百零六條第1款：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證據、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即在刑事訴訟中，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偽造證據，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威脅、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