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如何面對“排除合理懷疑”

姜偉張軍田文昌編者按：在刑事司法實踐中，壹切訴訟活動都是圍繞證據的收集和運用而展開的，由於我國目前尚沒有《證據法》，在刑事證據運用方面，仍有壹些問題有待於解決。最近，本報“法治三人談”的老作者，最高人民檢察院公訴廳廳長姜偉、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長張軍、北京京都律師事務所主任田文昌就“刑事證據運用的幾個問題”在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刑事司法指南》中進行了深入討論。征得同意，對他們的討論，本報將在“司法實踐”版分期刊出。姜偉（最高人民檢察院公訴廳廳長）：在刑事案件證明標準問題上，沒有證據不能定案，孤證不能定案，這是司法原則已確定的。目前，實踐中出現的問題主要是如何理解定案的證明標準。若要求證據體系完全排他，只能得出惟壹結論，是不現實的。訴訟理論提出對刑事案件證據體系的認定標準是要排除合理的懷疑。司法實踐中，有時辯方提出的懷疑並不合理。比如壹起受賄案，壹個包工頭去給某單位掌握工程發包權的廠長送錢，送錢時***去了三個人，包工頭、司機和會計。當包工頭和會計拿著5萬元錢走到廠長住的樓下時，因包工頭怕兩個人上去送錢廠長可能不要，就讓會計在樓下等，自己上了樓。包工頭進屋和廠長談了談，把錢給了他，下樓後，對會計說給完錢了，就上車走了。案發以後，發包單位的廠長不承認收了5萬元錢。控方提出下列證據：第壹，有司機、會計作證，這是間接證據；第二，事後，工程也發包給這個包工頭；第三，從廠長家搜出5萬元錢的存折。但律師提出懷疑，認為包工頭上樓時把錢裝到自己口袋裏，根本沒給廠長。我認為，雖然律師可以提出這樣的懷疑，但這種懷疑並不合理：第壹，包工頭求廠長發包工程，能把錢裝進自己腰包嗎？按常理來看，肯定要給廠長，畢竟是求人辦事；第二，事後確實把這工程發包給了包工頭；最後，廠長家中正好在那段時間存了5萬元錢。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認定廠長受賄應該比較確定，但律師卻提出公訴人的證據體系沒有得出惟壹的結論。證據結論的惟壹性、排他性應當怎麽理解，要有個合理的範圍，不能盲目懷疑。田文昌（北京京都律師事務所主任）：也不排除這種情況，比如兩個人給廠長送錢，壹個人在樓下等著，另壹個人上樓把錢交給廠長，但廠長是個廉潔的人，堅決不收。於是上樓的人就自己把錢收了起來，別人也不知道。張軍（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長）：這個案件涉及到對“合理懷疑”如何理解、判斷。從介紹的情況看，廠長在那段時間在銀行存了5萬元錢。如果廠長不能說出在包工頭行賄後自己家中還有其他5萬元錢的來源，那麽在壹般情況下就可以認定其有罪，但還有特殊情況。比如，被告人恰好在包工頭送錢後搶了5萬元，他就會考慮，如果說出這5萬元錢是搶來的，就會被判十年以上的刑罰，於是他寧肯承認這5萬元是受賄得來的。雖然這種可能性極小極小，但是不能排除。如果沒有被告人事後存款的證據，此案肯定不能定。因為在司法實踐中，存在著行賄人把行賄款私吞卻謊稱已把錢送出的情況。在上述案例中，如果被告人是很廉潔的人，沒有收錢也完全可以按規定把工程發包給包工頭，所以，不能因為工程發包給行賄人了，就以此作為被告人受賄的證據，這只能作為參考。因此，我認為，被告人將5萬元錢存到銀行是個比較有力的證據，但並不能完全排除所謂的“合理懷疑”，即這5萬元錢也有可能不是受賄所得。姜偉：但是，這種假設是否屬於合理的懷疑？張軍：應當排除壹切可能不真實的情況。姜偉：如果這樣認為就太絕對了。如何理解合理的懷疑？從理論上講，各種假設都會存在。但是，理論上的假設和對指控的證據體系合理性的懷疑是有區別的，關鍵是對“合理”要有正確的界定。壹般的原則是，不能無端懷疑他人有違法的行為，這是前提。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有罪是因為有相關證據證明其實施了犯罪行為。包工頭去給廠長送錢，自己卻把錢私吞了，理論上可能存在這種情況，但這種懷疑不能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提出，懷疑必須得有依據。對壹個人的違法行為，特別是可能構成犯罪的行為，不能無端地懷疑。張軍：在上述案例中，從利害關系上看，行賄人承認將5萬元送給了被告人對自己更有利。如果行賄人講沒有送錢，那就等於承認自己把錢侵吞了，那他就是貪汙，就是侵占，承擔的罪責就更大。因此，從個人利害關系上看，行賄人有可能私吞行賄款。從實踐來看，雖然行賄人拿了5萬元錢上樓，但被告人確實沒有收到，這也完全有可能。在司法實踐中，還發生過另壹種情況。行賄人雖然拿著5萬元上樓，但自己留下2萬元，只送給被告人3萬元。後來被告人恰恰有2萬塊錢的其他收入，但因為其他不可告人的原因不願講明來源，在這種情況下，即使認定被告人犯受賄罪，也只能定3萬元。姜偉：這些都是分析，沒有根據。張軍：但既然有這種可能，又沒有排除這種可能，就不能定案。田文昌：這關系到壹個邏輯上的合理性問題還是定罪原則的合理性問題。在法庭上也經常出現這種情況，比如，控方提出的證據確實非常合理，公訴人的推斷、推測、分析非常合理。按照常理，按照正常的邏輯關系分析，作為壹般的辯論，不是法庭上的辯論，這種分析是相當有說服力的。但從定罪原則的角度考慮，這種分析卻不壹定正確。定罪原則要求認定被告人有罪必須以法律規定的證據為基礎，當壹種可能性不能被排除的時候，即使存在認定被告人有罪的合理性，也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在上述案例中，從壹般邏輯上看，律師提出的問題似乎有刁難之嫌，因為正常情況下行賄人私吞行賄款的行為不太可能發生。但從定罪的原則來看，是否有這種可能性呢？如果律師提出的問題根本就不可能，其主張就沒有合理性。然而，且不說實際上有類似的事情發生，就是僅從分析上看也存在這種可能性，公訴人指控被告人有罪的證據就沒有排他性。在這種情況下，實際上最後誰也不能說自己肯定是正確的，關鍵就是價值取向問題。姜偉：我歷來主張排除合理的懷疑，不是壹切懷疑，這是我們的壹個分歧。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可以作出假設，假設是否合理最終也應由審判長判斷。但是，判斷得有依據，如果懷疑壹個人實施了違法行為就應有壹定的證據支持，這種懷疑才是合理懷疑。如果說被告人的錢可能是搶劫來的，又沒有任何搶劫的證據，這就不在合理的範圍內。否則，只要存在“壹對壹”的情況，只要受賄方不承認，任何受賄罪都不可能認定。姜偉（最高人民檢察院公訴廳廳長）：這裏要特別指出，提出懷疑要合理，不能盲目懷疑。不然，只要被告人否認，任何案件都可以提出懷疑。田文昌（北京京都律師事務所主任）：在這個問題上，控辯雙方是不平等的，在質證問題上肯定是辯方優於控方。只要辯方破除了控方的證據鏈，那麽辯方提出的懷疑就是合理的。姜偉：關鍵是懷疑要有證據支持。田文昌：姜偉提到的懷疑，是指辯方提出了類似於指控的懷疑。姜偉：是對指控的懷疑。我的觀點是，提出質疑要有合理的範圍，實踐中以偵查人員存在違法行為而對被告人罪責提出懷疑的居多。但提出這種懷疑不能盲目。比如，辯方提出被告人因偵查機關刑訊逼供而作了有罪供述，除非確實有證據證實，被告人的供述才不能成立。如果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存在刑訊逼供的情況，被告人翻供了，其他證據又無法印證，就不能無端懷疑偵查機關進行了刑訊逼供。總之，沒有證據支持的無端懷疑不屬於合理的懷疑。張軍（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長）：姜偉講的合理懷疑，實際上就是壹個證據規則。現在我國還沒有證據法，沒有法律規定的證據規則。對於合理的懷疑，我的理解是所懷疑的情況可能存在，或者說存在的可能性比較大。案件發生後，要恢復事實真相，有的可能形式上做到了完全真實，比如采用全程錄像的方式。但這也只是接近於案件的事實，並不能完全恢復。所以，合理懷疑也就是最大限度地排除虛假情況，接近真實情況，使案件事實在壹般情況下符合常識、常理。如果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有可能，就應認為是合理的。定案要有壹定的合理性，在沒有專門證據規則的情況下，只能在實踐中根據個案，根據具體情況去判斷，做到提出合理懷疑，再進行合理排除。姜偉：我同意這個原則。第壹，對證據體系的質疑，不是要排除壹切懷疑，而是要排除合理的懷疑；第二，合理的懷疑要有壹定的標準。盡管目前我國沒有證據法，但實踐中應掌握兩點：壹是合理的懷疑應該概然性比較大，可能性程度比較高，能夠從整體上推翻對方證據結論；二是合理的懷疑要有證據支持，特別是懷疑他人有違法行為、犯罪行為，要有壹定的證據材料加以證實。張軍：至於是不是必須要有證據支持可以研究。即使辯方提出了壹個涉及到違法行為的論點，也不壹定必須要有證據支持。辯方在提出反駁意見的時候，即便沒有證據證實，卻可以提出壹種邏輯，使對方的證據陷入矛盾，使對方要證明的巨大可能性成為不可能，也就達到了使法官慎重定案的目的。姜偉：如果辯方單純質疑控方的證據體系，指出哪些證據之間存在矛盾，可以不出示證據。但是如果辯方提出了新的主張，認為行賄人有時間、有條件侵吞行賄款，這時辯護的基點在於因行賄人侵吞了行賄款被告人才沒有受賄，在這種情況下，辯方認為控方提供的證據沒有排除這種可能，就應當提供相應的證據。田文昌：對“合理的懷疑”的界定，很難做得很具體，從理論上也很難講得特別清楚。歸根結底，這還是壹個定罪的基本價值取向問題。合理懷疑，所指的是壹種可能性，提出這種可能性的目的正是為了否定另壹種必然性。也就是說，當存在這種可能性的時候，另壹種必然性就不會存在。所以這種懷疑本身具有明確的針對性。準確地說，應當叫做合理質疑。這種質疑也不能漫無邊際，不能違背常理，應當具有壹定的現實可信性。比如說，甲開槍殺乙，只射擊壹顆子彈，乙死後卻在身體上發現有兩個彈孔，只有壹個在致命的部位。如果乙的死亡是另外壹槍所致，這種質疑就具有合理性，控方就有責任通過司法鑒定來排除這種可能性。如果死者身上只有壹個彈孔，而辯方卻提出，不能排除他人在同壹方向用同壹種子彈射中死者的可能性，這種質疑就缺乏合理性，除非能舉出證據證明確有這種事實存在。所以，在通常情況下，對於質疑的合理性還是可以判斷的。總之，如何看待質疑的合理性以及對合理的程度要求有多高，還是涉及到價值取向和定罪原則的問題。如果本著寧肯錯判也不能放縱的原則，對於質疑合理性的理解就會十分狹窄，容易把可能性理解成必然性；如果本著寧肯放縱也不能錯判的原則，結果則會相反。根據當代國際社會通行的原則和我國司法中的實際狀況，我主張采取後壹種態度，壹定不能把作為質疑理由的可能性理解成必然性，否則就很容易導致有罪推定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