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對“辯訴交易”並不熟悉。與世界其他國家不同的是，在美國，90%以上的刑事案件都是通過“辯訴交易”結案的。所謂的“辯訴交易”，官方稱之為“辯訴交易/協議”(辯訴交易？Bargain/Agreement)，通常是指通過承認犯罪對嫌疑人進行刑事處罰。常見的辯訴交易協議包括三種:被告人減輕指控認罪，檢察官向法官建議從輕處罰，嫌疑人同意承認某些事實。
美國之所以采用辯訴交易，主要是出於司法資源配置有效性的考慮。美國的檢察官在刑事案件中承擔著非常高的舉證責任，與嫌疑人達成辯訴交易可以為其他案件節省時間和資源。而且美國州壹級的檢察官都是選舉產生的，他們的定罪率也是他們連任的壹個砝碼。所以檢察官自然希望嫌疑人盡快認罪。
至於法官，由於美國各級法院長期缺乏資金和人力，壹個刑事案件可能會持續數月甚至數年，法官也希望雙方能盡快達成協議。對於大多數嫌疑人來說，能夠減輕處罰自然是好事。隨著囚犯服刑時間的縮短，監獄的利用率也會提高，可以在壹定程度上緩解美國監獄人滿為患的問題。正是因為這種看似雙贏的局面，辯訴交易逐漸成為美國處理刑事案件的主流方式。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辯訴交易的問題逐漸顯現，侵蝕著美國司法公正的基石。正是出於政績的壓力，檢察官往往會羅列各種罪名，有時多達數百項，然後以此為由恐嚇、誘導嫌疑人刪除壹些不那麽站得住腳的罪名，以換取嫌疑人的認罪。這種方法雖然有效，但也造成了很多冤假錯案。特別是辯訴交易中缺少法官和陪審團這兩個關鍵要素，顯著擴大了檢察官的權力，也導致大量犯罪嫌疑人無力聘請好律師，難以得到有效辯護。
回到這個案例，情況與統計意義上的壹般情況有很大不同。首先，本案是聯邦刑事訴訟，聯邦檢察官沒有任期和選舉壓力(雖然他們也追求定罪率，但不會是唯壹的工作評價標準)，所以他們會更謹慎地使用自己的交易權。
其次，本案到目前為止只有壹項綁架罪的指控。隨著調查的深入，以及張本人的出現，檢察官可能會增加性侵或殺人等罪名，在僅有壹項罪名的基礎上很難做出太多妥協。
再次，目前檢方還沒有完全公開證據，即使公開了證據，法律人也需要結合大量的實踐經驗，比如過往案例、陪審團構成、檢察官經驗等。，然後才能推測控方可能采取的行動。目前任何基於有限媒體報道的分析都是不成熟的。
當然，也不排除案件最終以控辯雙方達成認罪協議的方式結案。但考慮到控方在這壹制度中的巨大優勢，以及被告的經濟能力不足以支付高昂的律師費，對被告的處罰可能是美國刑事司法制度給出的上限。
只要我們能讓罪犯招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