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南方周末的壹篇報道《刺死辱母者》，刷爆了整個輿論場。
截至目前，微博話題#刺死辱母者#閱讀量已超過6億。
這篇報道稱，2016年4月14日，山東民營小企業家蘇銀霞、於歡母子因無力償還高利貸而遭到惡意討債，在母親受到討債人“極端手段侮辱”、出警警察借故離開的情況下，於歡拿起水果刀刺傷四人，被刺中的杜誌浩自行駕車就醫，但因失血過多在醫院死亡。聊城中院於2017年2月壹審以故意傷害罪判處於歡無期徒刑。
於歡是否無罪，知著君無法斷言。但在如此“現象級關註”的背後，是什麽在牽引著我們憤怒的情緒？這場聲勢浩大的輿論又是怎樣壹步步形成的？
這場輿論風波的源頭，就是南方周末這壹篇深度報道。報道壹出，立刻引發網友熱議——
“極端手段侮辱”、“長達壹個多小時的淩辱”…… “辱母”的細節成為了網友情緒煽動的導火索，當眾辱母，兒子必然群情激奮，這是壹個人本能的血性。
讀完報道，不得不佩服記者王瑞峰的調查能力；但是，當我們冷清地再來回顧這篇長文時，報道上的有失公允似乎成了這場輿論最初的引爆點。
首先，從“辱母”這壹關鍵細節來看，記者用了壹個非常模糊的詞匯——“極端手段侮辱”，看似是記者在規避壹些不雅字眼，實則卻讓不少讀者望文生義。
微博用戶@張洲的理解是：“那幫歹徒當著兒子的面，掏出生殖器抽母親的臉……”
網友在這樣的具體細節描述下，自然被激起了憤怒——
事實究竟是什麽？
根據判決書裏於歡的口供，催債人員脫褲子露出下體後，被員工馬金棟及時勸阻，並沒有提到“生殖器抽母親的臉”這樣惡劣的行為。
@張洲對報道產生的誤解，導致了不少的負面情緒，其影響也十分廣泛：轉發量14萬，點贊數15萬，評論量5萬。正是由於南周記者細節處理的模糊性，給讀者帶來了二次解讀的扭曲，方才催生了輿論的苗頭。
有人可能會為南周辯解，這是出於報道的儒雅而刻意規避不雅字詞。但知著君認為，這篇報道的核心就在於此，挑動網友神經的關鍵也在此，模糊性的描述只能讓輿情惡變。
其次，從新聞寫作的角度而言，報道中大量使用形容詞，如“瑟瑟發抖”、“咬牙切齒”、“幾近崩潰”等等，記者的主觀情緒植入在文字之間，故事化的描述雖然極具代入感，但這篇報道呈現的情緒煽動性，仿佛讓我看到了赫斯特當年黃色小報的“風采”。
此外，還有網友指出，報道中幾乎全是被告方（於歡）的證人證詞，對於原告方（杜誌浩）的描述是壹些“背景信息”的補充。
微博@辟謠與真相指出，“作為媒體，本應把正反兩方的說法，都全面、如實的告訴受眾，讓受眾自己判斷，不能片面報道誤導受眾……”
並且，該微博還附帶了於歡辯護律師@殷清利律師於24日晚的微博截圖，直指其“熱炒”嫌疑，而這條微博目前已被刪除。
這篇頗受爭議的報道，就這樣拉開了輿論激蕩的序幕。知著君並不是想為杜誌浩等人洗白，這樣的惡劣行徑理應受到法律制裁，但靠新聞媒體的口伐筆誅，難免會模糊事實、裹挾民意，這樣的做法只會引燃輿論。
依靠著南周的報道《刺死辱母者》和判決書兩份資料，媒體紛紛撲上了這塊“人血饅頭”，“刺死辱母者”儼然成為了壹個傳播符號，其背後滲透著法制與人情的探討、良知與正義的拷問，就像媒體話題創造的天然酵母。
根據人民網輿情檢測室的數據顯示，截至26日22時，與“刺死辱母者”相關網絡媒體報道達到3972篇，微博4702條，微信文章2352篇（上述均不含二次轉發）。網絡儼然成為壹個巨大的輿論場域，觀點的討論主要有三：
其壹，情理與法律的關系。比如，作家易中天在《血性男兒哪有罪？刺死辱母者既是正當防衛，更是見義勇為！》文章裏認為：“劈山救母傳為美談，於歡救母反受懲罰，於情於理均難以服眾。”
其二，於歡是否屬於正當防衛。江蘇省高級法院助理審判員桂公梓在《討論“辱母殺人案”的正確姿勢》中認為——
其三，警察是否瀆職。華東政法大學教授童之偉在《從刺死辱母者案看法治踐行中的痼疾》壹文中指出，“當地警方如果能夠正常適用法律，接警到源大工貿後就應該采取措施，追究杜誌浩等壹幹人員涉嫌強制猥褻、侮辱婦女和非法拘禁的刑事責任，至少應追究其治安行政責任”。
“辱母”、“殺人”、“判決不公”、“瀆職”……正是這些戳中社會大眾痛點的標簽，讓輿論在社會化情緒的累積中廣泛傳播。根據新榜趨勢的數據統計，微信公眾號誕生10萬+爆文近百篇，點贊數量最高的20篇如下圖所示
自媒體時代，在信息不足時，往往情緒先行。仔細看看這20個標題，“血性男兒”、“惡霸”、“冰冷”……無不具有煽動性，情緒化的字眼無疑是收割“民意”流量的利器。
然而，這些情緒色彩極濃的文章，又對輿情走向帶來何種影響呢？
諾依曼從社會心理學角度，提出了意見氣候形成的三個條件：多數傳播媒介報道內容的類似性，由此產生***鳴效果；同類信息傳播的連續性和重復性，由此產生累積效果；信息到達範圍的廣泛性，由此產生遍在效果。
自媒體文章連篇累牘地覆蓋，恰好給輿論的擴散提供了“氣候”，遍在的煽動情緒讓個體心理逐漸向群體心理轉變。從清博輿情的微信分析可以看出，從26號到27號，網友的負面情緒正在增長。
26/27
正當輿情不斷升溫之時，25號晚上，@濟南公安官方微博發布壹句“情感歸情感，法律歸法律，這是正道”，迅速給這場硝煙四起的輿情處理——火上澆油！
無論是“躲貓貓事件”，還是去年的“雷洋案”，網友對警方的公信力早已習慣性質疑，定型化效應十分明顯，這為輿論興起提供了輿情基礎。當“刺死辱母者”案事實尚不確鑿時，網友等待著官方的回應，而等來的卻是壹句對輿論譴責的話語。
網友紛紛表示不滿。不料，@濟南公安次日再發微博“毛驢懟大巴”，這張情緒化的微博被網友解讀為“政府是大巴，群眾是驢，驢懟大巴，不自量力”。
聊城政府遲遲未開口，當人們的訴求得不到滿足之時，往往會以壹種“補償心態”將註意力轉移到其它矛盾之上，從而為輿情訴求尋找到壹個釋放的渠道。而濟南公安高級自黑，那我就來做這個“渠道”吧。
“毛驢懟大巴”事件無疑是對民眾的焦慮情緒添柴加火，進而滋生了反向的社會情緒，在引發社會大眾對政府機構不信任的同時，也為“刺死辱母者”案的進程帶來幹擾。
現實的情況正是——輿論看似熱鬧，但真相依然原地踏步。頻頻發生的次要熱點讓引導失去準心，各種跑偏的輿論話題幹擾著核心議題的深入。在壹定程度上，社會大眾的焦慮與情緒化更加嚴重，輿情呈現梯度式升溫。
在感性化和情緒化的發聲中，網友們各抒己見，在激烈狂熱的輿論環境中針尖對麥芒，其中裹挾的反向社會情緒，已經出現了“輿論審判”的傾向。
隨著事件的逐步發酵，諸如此類的情緒越來越多，從@頭條新聞發起的兩個投票可以看出，網友的極化情緒被“辱母”這壹細節所點燃，對於“法理情”的討論，形成了輿論壹邊倒的強烈***識，質疑著法律與司法的權威。
“輿論審判”對司法審判帶來的影響有兩個方面。積極面在於倒逼司法部門的行動，如促成收容制度廢止的“孫誌剛案”；但是，輿論審判影響司法公正的例子也屢見不鮮，如影響極大地“彭宇案”。
當於歡壹審判決結果出來時，網友以壓倒性的聲音呼喊著“無罪”或“減刑”，為了避免出現“雷洋案”的復雜輿情，這壹次，官方的回應及時而有效，穩住了搖搖欲墜的公眾之心。
26日10點43分，@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布微博稱，依法組成合議庭受理此案。
11點16分，@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派員調查”，轉載量7萬，點贊數31萬次。
11時37分，@最高人民法院轉載@山東高法通報微博；12點50分，@山東公安表示，“已派出工作組”；下午16點27分，@山東省人民檢察院稱，對“於歡故意傷害案”依法啟動審查調查。
在輿論引爆後24小時後，官方通過微博平臺頻頻發聲，相關通報中直言審查重點為“於歡行為是屬於正當防衛、防衛過當還是故意傷害”、“警察是否失職瀆職”，可以說變相回應了“是否存機械適法”、“警察執法是否規範”這兩大核心輿論關切點。
這壹次，司法部門並未選擇性失語，多層級的官方連環回應，司法與輿論再現良性循環。政府對民意和程序正義的重視，讓不少網友吃了壹顆定心丸。
除了官方的及時回應之外，兩天之內，各大媒體也表現出了應有的風範。以澎湃新聞、人民日報、新京報、北京青年報、華西都市報為首的媒體，反應迅速、追蹤及時，短時間內拿出角度各異的采訪、報道、評論，集體發聲。
南方周末《刺死辱母者》事實信息較為模糊，各家新聞媒體紛紛展開實地采訪，補充了最初報道中未呈現的大量信息。
與自媒體的評論文章相比，各大媒體的評論更顯理性，無論是對“於歡是否無罪”的探討，還是“情理與法律孰輕孰重”的深思，都帶著這個時代堅韌的印記。
壹樁舊事，壹篇長文，轟動了整個中國。
辱母，殺人，正義……這些標簽成為了社會化情緒的聚焦點，放大了輿論的影響烈度。究其根源，還是在於公眾對潛在風險的恐慌擔憂，對公權力和程序正義現狀的極度失望。
在“刺死辱母者”這起案件中，我們既要看到壹些記者深刻的調查能力，也要看到社會化情緒在輿論的裹挾之下如何變異。
在我們把“輿論”當做壹種伸張正義的力量時，也要保證其理性和規範，別讓妳的發聲裹挾著過多的社會化情緒。壹件議程的處理，還是需要社會理性***識的凝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