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是中國律師的根本性功能，由於政治環境的因素尚沒有真正發揮、真正為人們（包括官方）所認識。這從大量優秀律師退出刑辯、退出訴訟可以看出來。凡是成功的大牌中國律師，法庭上，特別是刑事法庭上，都已經見不到他們的身影。而人類設計律師制度的根本動因，是在公權力面前為弱勢被告設置壹個懂法律的專業代言人，保護他、幫助他、防止出現公權力的專橫和失誤。刑辯的艱難、行政訴訟的艱難、律師幹預重大社會事件的被非議和被限制，是中國律師基本功能受到矮化的例證。因此中國律師的“社會正義維護者”的功能特征，被弱化了。律師成了“經濟動物”，最主要的壹大塊業務沒有能夠得到發揮。
二是中國市場經濟的法制環境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發育，影響中國經濟運行的最有效的手段還不是法律。法律起不到真正的最高、最後評判者的作用。“強勢政府、弱勢法院”還是中國現階段經濟運行的基本特征。而法院如果沒有權威，律師則基本上就是沒有用的。因為律師的功能只能通過公正、超脫、獨立、依法的司法審判體現出來。中國現階段的許多問題，如股市、樓市、匯市、投放、稅制，都是行政權在起作用。法制的穩定的標桿作用還沒有發揮。“權力人”取代了“法律人”的社會經濟調控功能，當下中國“公務員熱”遠遠超過“律師熱”。律師對中國宏觀經濟領域所起的作用，還只是做個文案、當個秘書的功能，即所謂的能夠賺大錢的“非訴律師”、“上市律師”、“項目律師”。司法的重大判決影響國家經濟運行的現象基本沒有。這也嚴重影響了中國律師業功能的發揮。
三是中國社會依法辦事的意識還沒有完全形成。雖然全民普法已經20多年了，中國社會的法律信仰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百姓相信權力、相信上訪、相信哀求、相信清官的傳統中華法系觀念，還是根深蒂固的。中國社會權力實際上的無所不在，也在強化這種社會意識。百姓用壹二年時間找法院訴訟解決不了的問題，總理壹句話別人就會在第二天把錢送上門來。法院判了四五次已經定案的案件，壹個領導的批示就能夠完全重新來過。這些現象使中國百姓有事不是去找律師解釋規則（法律），而是去找權力（壹級壹級找，直到找到他們認為能夠滿足自己訴求的“清官”）。在中國，不用說百姓家庭請律師是極難待見的，壹些數億的大民企，合同談判中如果帶律師到場，就會被視為對對方的“不信任”、“找茬”。十三億中國人，至少有90%的人是希望這壹輩子都不要同律師打交道的。這是我們同美國等西方國家國民性的最大區別。這樣的環境必然會產生律師的“假性飽和”。
四是中國法律服務業的畸型消費問題。中國的十三萬律師，都集中在都市圈。北京壹個市就有壹萬八，上海、深圳、廣州加上其他的省級中心城市，集中了中國70%以上的律師，而且都是最優秀的律師。在中國廣袤的鄉村，八九億農民不知律師為何物，也請不起律師。“法律工作者”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還有其暫時的生命力，就是因為他們填補著這壹塊空白。有的偏遠地區縣四五年考不出壹個國家司法資格者。因此，中國的律師人均占有數，目前而言還是不能把鄉村人口算上的。這些鄉村農民的吃飯需求、教育需求、醫療需求、住房需求，現在已經列入國家高層的國民經濟發展計劃，但“法律需求”則還沒有列入視線。法律下鄉，本質上還限於作秀的層面。因為國家沒有準備這壹塊錢，要自我謀生的律師都法律援助、長期免費服務也過於天真，百姓也還沒有到這種需求層次。由於中國律師的執業許可證是全國通用，律師往大城市集中、爭擠有限的發達地區、發達人群市場，就是必然的趨勢。這種現象加劇了市場需求不足、律師“飽和”假象。
第五，就是律師的自我“營銷”問題。中國的律師業究竟定位在“法律人”、“商人”、“中介服務者”、“政治參與者”、“自由職業者”、“企業經營者”，目前還莫衷壹是。但有壹點，中國律師的謀生特征，已經是沒有壹分國家投入，相反要向國家交很重的稅的自謀職業者。撇開所有的政治特征、法律特征不說，律師確實就有壹個“營銷”問題。因為他要賺錢養活自己，在中國的現階段，光講政治、法治、道義責任，而壹年做不到十萬元的律師，不可能被人視為壹個成功的律師。這確實是壹個矛盾。我們壹方面鄙視見錢眼開、唯利是圖、不講道德的律師，另壹方面我們又在以金錢上的成敗論英雄。對於許多律師，特別是剛踏進律師這個行業的青年律師，不知道如何養成自己、宣傳自己、推銷自己，確實已經是壹個大問題。我壹直不大贊成用“律師營銷”這個詞，可能同我的“律師社會責任”情結有關，但我完全贊成對律師如何拓展自己的業務問題進行系列的研究和輔導。因為這確實是壹門學問，不可能無師自通。對於青年律師而言，這個問題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