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學者認為，刑法應該包含的不是被告，而是國家。因為，在壹個和平的社會裏，國家權力暴力最頻繁、最容易發生的地方就是刑事訴訟，刑事訴訟可以合法地剝奪公民的財產、自由甚至生命。在強大的國家機器面前，任何個體都是弱小的。壹旦弱者的合法權利得不到保障，不僅會對弱者造成不可逆轉的傷害，更重要的是會導致公權力的濫用，成為壓制公民的合法手段，那麽民主法治的大堤就會崩塌。因此，刑法首先要遏制國家，方法主要有兩種:壹種是通過罪刑法定來防止國家處罰權的任意推出；二是建立刑事辯護制度，賦予個人對抗國家權力的合法手段，保護被告人的人權不受國家刑罰權的任意侵犯，促進國家刑罰權的正確行使。刑事辯護的正當性在於，限制權力不等於抵制權力，保障人權不等於放縱犯罪。所以，律師的辯護行為雖然直接體現在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利益，但結果是維護整個公平正義的法律制度。培根在《論正義》中說:“壹個不公正的判決，比許多違法行為更嚴重。因為這些違法行為只是汙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裁判卻毀了水源。”可見，不公正的國家司法行為比公民的犯罪行為危害更大。刑事辯護無疑是防止水汙染的制度之壹。在中國，辯護權是壹項明確的憲法權利，這無疑是刑事辯護正當性的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