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通過威脅犯罪嫌疑人親屬的方式獲取口供，也破案了，所以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會被排除，因為程序正義的損失太大了，警察為了破案可能會做同樣的事情，普通人的實體權利可能會受到損害，所以即使犧牲這個案件的實體正義也是必要的。我國刑事訴訟法采取了實事求是的態度，嚴重的非法取證手段可以排除，有缺陷的取證手段可以補充。比如在嫌疑人身上搜出1包毒品，提交法院時有物證毒品，但現場沒有扣押記錄，無法證明是否栽贓。這是非法取證，應該排除。再比如，在罪犯身上搜到兩包毒品，向法庭提交的物證是兩包，而現場查獲的記錄是1包，檢察官要進壹步調查。以前是警察出的印章，現在不行了，需要申請警察出庭作證，而且光有警察證詞是不夠的，可能還有其他證據可以證實，否則這包毒品就排除了。就連美國最高法院也經歷了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的取舍和不同傾向。沃倫法院時期強調程序正義和個人權利，而倫奎斯特法院時期天平向相反方向傾斜。
這個壹直爭論的著名問題表明，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之間的這種平衡是必要的:壹個恐怖分子在城市裏制造炸彈來殺死成千上萬的人，而妳抓住了這個恐怖分子，妳能折磨他說出炸彈在哪裏嗎？妳能折磨他女兒告訴他炸彈在哪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