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有權為壞人辯護。律師作為法律職業，具有專業的技術素養、職業道德和獨立的評價標準。我國《律師法》明確規定，律師是接受委托或者指派，為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為此，律師為所有潛在的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務，這其中自然包括涉嫌犯罪的嫌疑人和被告人。律師不僅要遵守普通法律人的壹般道德，還要遵守職業道德——首要的是在法律的範圍內為當事人謀求最大的利益。因此，律師的法律制度及其職業規則特別構建了壹道屏障，將委托人和律師置於同壹利益範疇，使其優先保護委托人的合法權益，並確定了行為的邊界和基準。比如為當事人服務，自然有保密的要求，有盡可能爭取最大利益的要求，有利用壹切法律條件和機會與檢方博弈的要求。從這個意義上說，律師是委托人人格的發展和自我實現，是“自私”和利己的。律師作為職業群體，不能拒絕辯護，就像檢察官不能拒絕公訴，法官不能拒絕審判壹樣。即使是刑事案件，律師也必須站在普通大眾的角度為所謂的“壞人”提供法律服務，這是其職業地位使然，就像醫生應該為病人服務，演員應該為角色服務壹樣。從規範的角度來看，為“壞人”辯護不存在制度上的障礙。其機制是這樣的:第壹，作為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公正審判前被推定無罪。既然他是無辜的，他就無法做出好壞的法律甚至道德判斷。律師在接受委托時，不能、不能也不需要區分涉嫌犯罪的當事人來決定是否提供辯護。他們只需要根據專業判斷，權衡接受委托是否合適。第二，即使是有明確犯罪事實的嫌疑人，也不能和我們日常生活中所謂的“壞人”劃等號，因為前者是有剛性規範的法律判斷，後者是道德判斷，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第三，即使應當將犯罪嫌疑人歸為“壞人”，但壹旦社會觀念甚至制度不支持為其提供法律服務，必然導致部分人失去獲得公正審判的機會和權利，容易導致冤假錯案或不當刑事責任的發生。但“壞人不應由律師辯護”這壹理論的最大弊端不在於法律制度本身，而在於大眾心理對從事這壹行的律師的道德譴責和貶損，導致律師執業難。理智上，眾所周知，法律規定任何犯罪嫌疑人都有委托律師辯護的權利，但在心理觀念甚至行為上，壹些人卻“鄙視”甚至“厭惡”這種行為，在輿論上吐槽、翻白眼。要改變這種社會心態的誤區，我們需要明白另壹個重要問題，那就是為什麽所謂的“壞人”要享有辯護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