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審團是美國訴訟的重要組織和制度基礎，體現了美國訴訟制度的特點。在普通人甚至法官看來，陪審團制度最吸引人的地方在於民眾的參與，被認為是美國法治民主化的象征。陪審團的挑選過程相當復雜。首先，法官助理從當地選民登記手冊中隨機抽取候選人名單。法官根據案件的情況決定候選陪審員的人數。遴選公開進行，法官和雙方律師均在法庭現場，候選陪審員按抽簽確定的人數就座。篩選以提問的方式進行，雙方律師在挑選候選陪審員時起著絕對的主導作用。他們有絕對的權利要求候選陪審員退出而無需給出理由。至於壹個案件可以使用這個權利多少次，要根據案件的重要程度和各法域的具體規定來確定。例如，在壹個盜竊案件中，雙方律師各自使用這壹權利五六次來淘汰他們不想留下的候選陪審員也是常見的。值得註意的是，被淘汰的候選陪審員並不是那些過於偏激或有偏見而無法得到公正審判的人。也可以用壹定的“回避理由”來消除。壹般來說，除了種族歧視，其他原因都可以避免。美國法律不僅賦予控辯雙方絕對的質疑權，而且賦予他們有理由質疑的權利。相對於絕對的質疑權，它是壹種任意性的質疑權，法律並不限制這種權利可以提出的次數。可以看出，雙方律師影響陪審團組成的最佳方式是使用絕對回避權，所以他們都更傾向於獲取關於絕對回避權的信息，並根據這些信息決定要求絕對回避。通過在挑選陪審員的過程中向候選陪審員提問，可以獲得這個機會。有時候，為了加快這個過程，候選陪審員需要先回答書面問卷。問卷壹般涉及個人職業、身份、閱讀的報刊雜誌、宗教和政治信仰。有錢的被告還可能聘請資深社會學家作為顧問，查詢候選陪審員的檔案，做社區調研，從性別、種族、年齡、宗教等方面做統計分析，幫助出庭律師選擇對辯方最有利的陪審員。有時候，壹個研究心理學的顧問可能會坐在法庭上，從候選陪審員的肢體語言和說話風格來判斷哪些應該保留，哪些應該淘汰。絕對回避權是指在謹慎使用這壹權利後，如果某壹類陪審員的候選人數較少，即沒有超過使用絕對回避權的候選人數，控方律師或辯護律師可以將這類人全部排除在陪審團之外。例如，在壹個復雜的刑事欺詐案件中，辯護律師可能會將所有受過高等教育或熟悉官方文件的人排除在陪審團之外。對於與毒品有關的案件，控方律師可能會將所有年輕人排除在陪審團之外。如果絕對質疑權的使用是基於種族原因，那麽在美國會造成不小的社會問題。在白人警察毆打黑人壹案中，當辯護律師利用絕對回避權將幾乎所有黑人排除在陪審團之外時，引起了不小的社會軒然大波。有人指出，除了基於種族的理由之外，雙方律師都可以找到各種理由來使用挑戰權。雖然法官有權決定是否批準這項回避權，但法官很難知道候審陪審員是否因為種族或其他原因被排除在外，因為雙方律師都可以找到種族以外的各種理由來掩蓋自己基於種族的理由。在1986中，最高法院以巴特森訴肯塔基州壹案為例進行了審理。在這起黑人被告案件中，控方律師排除了所有黑人候選陪審員。當時，最高法院試圖阻止檢方律師使用基於種族的回避請求，但失敗了，巴特森最終被判有罪。不僅壹審法院非常重視陪審員的挑選，上訴法院也是如此。壹旦在挑選陪審員的過程中出現了壹些錯誤，案件就必須重審，而這時候，無論證據多麽充分和確鑿，無論被告多麽公正，都是無濟於事的。比如多爾切尼上訴案的再審，就是因為辯護律師的絕對質疑權運用不足。重審安妮·岡尼的上訴是因為初審法官錯誤地否定了辯護律師的絕對撤訴權。(作者單位:北京鐵路運輸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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