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中國的流傳，當然毒害了人民的思想，消耗了社會的財富，從而阻礙了社會進步與歷史發展，起了消極的作用，這是為歷史所證明了的事實。正如列寧在《論工人政策對宗教的態度》中所說：“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馬克思的這壹名言是馬克思主義在宗教問題上的全部世界觀的基石。”但是也必須看到，佛教的流傳也影響了中國文化，它的哲學思想和藝術形式與中國的傳統文化相結合，形成有別於印度佛教文化的中國佛教文化，進壹步豐富了中國文化的內容和形式，這也是人所***知的歷史事實。現從以下幾個方面為例可以證明：
壹、佛教對中國哲學的影響。中國哲學從它產生以後就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無神論和有神論相互鬥爭的歷史。但從佛教傳入中國之後，這兩種認識論和思想體系的鬥爭就形成了錯綜復雜的局面。佛教哲學的基本點是否認現實世界的存在而設想出壹個與現實世界相對立的“西方極樂世界”。佛教各派都從不同角度、用不同證據來論證客觀世界的虛幻性，同時又千方百計地論證主觀精神世界的絕對性，因此佛教哲學屬於唯心主義的思想體系。只不過禪宗所主張的“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是進壹步否定了佛教所設想的“西方極樂世界”，只承認主觀精神世界的絕對存在罷了。這樣，禪宗就把佛教哲學的客觀唯心主義轉化為主觀唯心主義。在這個過程中，儒`佛`道三家，互相排斥又互相影響，互相鬥爭又互相吸收，在唯心主義的思想體系中結為壹體。宋明理學，在思維模式、修行方法等方面，受到佛教的影響十分明顯，宋代以來的唯心主義思想幾乎都從佛教哲學中吸取營養。程頤`朱熹的程朱理學借用了華嚴宗的某些命題，陸九淵和王守仁的陸王心學則吸收了禪宗的某些思想，可以這麽說，如果不懂得佛教的本體論思維模式和“明心見性”的修行方法，對於理學就如同隔岸觀火。而無神論和唯物主義思想也是在批判佛教哲學的鬥爭中不斷成長和發展起來，到明清之際的王夫之發展到較高的水平。我們說漢唐以後的中國哲學史，根本就離不開佛教思想史，而且成為中國哲學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之壹。
二、 佛教對中國文學的影響。佛教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以題材而論，歷代描寫佛教的詩文不計其數。從全唐詩來看，***唐詩約五萬首，其中與佛教有關的詩占了近十分之壹。這些詩，贊美佛寺風光，歌頌僧俗有宜，有不少寫得相當精彩和生。唐宋以來，名僧的社會地位很高，文人紛紛為他們樹碑立傳，留下許多滲透佛理的散文。其次，以藝術風格而論，由於佛教追求自我解脫，主張離塵出世，至禪宗而而宣揚心中求佛，使文學界形成壹種清淡悠遠的藝術流派。如唐代詩人王維、韋應物奉佛最盛，如王維大約在四十歲以後就開始過著壹種亦官亦隱的生活，最初隱居終南別業，後在宋之問的別墅，優閑自在，吃齋奉佛，（2）“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3）這種風格也體現得最盛，即使是其他流派的的作家，其世界觀和創作實踐都不同程度地受佛教思想的影響，如唐代白居易、宋代的蘇軾等。第三，以詩歌理論而言，唐宋以後，主張“以禪論詩”，講究詩歌創作要“物象超然”、“意境空蒙”，認為“說禪作詩，本無差別”。最後，以創作隊伍而論，在中國文學史上出現了不少和尚詩人，史書上稱作“詩僧”。著名的如唐代詩僧寒山、皎然、齊己、貫休，都有詩集留傳後世。宋朝重顯、文瑩、祖可及至清代八指頭陀、近代蘇曼殊等等都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壹定的地位。
三、佛教對中國藝術的影響。尤其是繪畫和雕塑更能顯示出佛教的影響。佛教傳入中國，印度以及西域的石窟藝術也跟著傳入。人們知道，古印度的佛教佛教藝術主要就是石窟壁畫和雕塑，以犍陀羅（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壹帶）和阿旃陀（在今印度德幹高原）石窟藝術為代表，均為公元前壹世紀的作品，前者以雕塑著稱，後者以壁畫聞名。中國的石窟藝術是它們的繼承和發展。其影響路線，就是我們常說的“絲綢之路”。但中原地區的石窟雕塑，則逐漸吸收和融合中國藝術的風格，造象也模擬了中國人的形象，當然也保留了印度雕塑世藝術的某些特點。以佛教為內容的宗教壁畫大大發達起來，出現了象吳道子著名的宗教畫家。在表現手法上，釋迦牟尼在印度的生活，加入了中國傳統的亭臺樓閣下，使中國人在感覺上更為接近和親切。
四、佛教對中國語言的影響。佛教的流傳，使佛語、佛教、佛偈大量滲入社會生活並失去了佛教含義而具有了社會含義，成為人們常用的成語、俗語、諺語和慣用語。如“壹塵不染”，佛家把色、聲、香、味、觸、法叫做“六塵”。如果在修行時能擯除壹切雜念，佛語就叫“壹塵不染”，變為社會語言以後，是非常清潔的意思。又如“當頭壹棒”、“五體投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頭頭是道”、“心心相印”、“清規戒律”、“想入非非”、“現身說法”、“恍然大悟”、“火燒眉頭”、“菩薩心腸”等等都來自佛經、佛語、和佛教故事，至於從佛教生活衍化出來的語言就更多了，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無事不登三寶殿“、“跑了和尚跑不了廟”、“廟小菩薩大”、“臨時抱佛腳”、“不見真佛不燒香”等等。
五、佛教文物和佛教勝跡的影響。佛教主張離塵出世，因而寺廟建築大多在幽深的山林裏，形成了“天下名山僧占多”的局面。千百年來，各階層的人們，為了信佛、拜佛、敬佛和護佛的需要，花費大量的資財，人工建造了無數的石窟、佛像、佛塔和佛寺，留下許多有價值的佛教文物和佛教勝跡，有的甚至堪稱世界奇跡。國內現存最多的文物古跡就是佛教的，概括起來有：A.佛教四大名山即山西五臺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華山和浙江普陀山。B.佛教四在禪林，指山東省長清縣靈巖寺、浙江省天臺縣國清寺、湖北省當陽市玉泉寺和南京市棲霞寺。C.三大石窟藝術，指雲岡、敦煌、龍門三處規模最大的石窟。D.十大坐佛，這裏指單獨營造的石刻大佛，位於石窟中的不計在內，這類大佛多依山而鑿。E.四大臥佛，多為巖石開鑿，也有木胎泥塑。F.兩大木佛，壹般取站立姿勢。G.兩大銅像，壹是西藏喀則市紮什布寺未來佛，二是河北正定縣隆興寺銅菩薩，為千眼千手觀音菩薩。H.壹部金版《大藏經》。I.壹處石經山，這又是壹處國寶，在北京市房山區雲居寺，以石刻佛經聞名於世，故名“石經山”J.壹枚佛指靈骨，1987年6月在陜西省扶風縣法門寺塔是地宮內發現，這是世界佛教史上最重要的發現之壹。這些佛教文物和佛教勝跡均集雕刻、繪畫、書法、建築、圖案藝術之大成，都打上了那個時代政治、經濟、文化的烙印。（4）
綜上所述，證明佛教對中國文化有巨大而深刻的影響，中國化的佛教已是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
再舉例子：
宋人歐陽修修認為唐太宗對佛教極為崇奉，弘贊教法，而近人湯用彤則主張，在唐代諸帝中，太宗實以不信佛著稱。對唐太宗和佛教的關系的看法，何以在相徑庭？原因在於唐太宗本人對待佛教的態度本身就存在種咱矛盾。唐太宗即位後，勵精圖治，百業俱興，制定了大唐帝國的長治久安的基本藍圖。在佛教政策方面，他對唐高祖既有繼承，又有發展，經過多年的摸索，形成了壹整套完整的政策，對唐代佛教興衰有重大影響。本文試從對唐太宗崇佛、抑佛方面去對其人與佛教的關系加以剖折。
建寺、設齋、度僧
唐太宗即位不久，貞觀三年（629），就舍通義宮為尼寺，《全唐文》卷九《舍舊宅造興聖寺詔》上說：“……朕丕承大實，奄宅域中，……永懷慈訓，欲報無從，靜言因果，思憑冥福，通義宮皇家舊宅。制度弘敞，以崇神祠，敬增靈佑，宜舍為尼寺。”為報母恩，舍舊宅通義宮為尼寺。同年十壹月，唐太宗又下了壹道《為戰陣立寺詔》，要在當年各戰陣之地，修建寺廟，借助三寶力量薦拔亡靈。詔書曰：“……日往月來，逝川欺斯遠。猶恐九泉之下，尚淪鼎鑊，八難之間，永纏冰炭，愀然疚懷，用忘與寐，思所以樹其福田，濟其管魄。可於建義以來，交兵之處，為義士、兇徒隕身者，戎陣者，各建寺剎，招延勝侶。望法鼓所震，變火宅於青蓮，清梵所聞，易苦海於甘露。所司宜量定處所，並立寺名，支配僧徒，及修造院宇。具為事條以聞，稱朕矜湣之意。”（見《全唐文》卷五）為戰爭當中敵我雙方陣亡的將士建寺起度，充分顯示了太宗的冤親平等的博大心胸。遵照這道詔書的旨意，於如下的七個地方修建寺院，於晉州（破宋金剛處）立慈去（褚遂撰碑），於汾州（破劍周處），立弘濟寺（李百藥撰碑），於邙山（破王世充處）立昭覺寺（虞世南撰碑），於洛州（破劍黑達處）立弘福圭（岑文本撰碑）。以上敕建的寺院均在戰爭重地，起到取慈去殺，凈化人心的作用，同時還給賜寺院大量土地車、馬等。不僅在戰地上修建寺宇，還為他在征戰時所殺的將士“建齊行道”。《全唐文》卷四《為戰亡人設齊行道詔》上說：“……朕自隋末創義，誌存拯溺，北征東戰，所向平珍，然……凡所殪，難用勝紀，……竊以如來聖教，深尚仁慈，禁戒之科，殺害為重。……今宜為自征討以來，手所誅翦，前後之數，將近壹千，皆為建齊行道，竭誠禮懺。……冀三途之難，因斯解脫，萬劫之苦。藉此宏濟。滅怨障之心，趨菩提之道。”太宗為征戰之際所殺的人建齊行道，依仗三寶功德，永離萬劫之苦。在《全唐文》卷八還有唐太宗《為已故禮部尚書虞世南齊僧詔》，其時齊僧五百，造佛像壹軀。
經過隋末戰亂的風暴，佛教受到了很大打擊，寺宇破敗，僧尼銳減，唐太宗每思之則良用慨然，因此兩次下詔，要全國各地，普度僧尼。《全唐文》卷五《度僧於天下》上說“二乘結緣，濟度為先，八正歸依，慈悲為主……其天下諸州有寺之處，宜令度人為僧，僧尼總數以三千為限。其州有大小。地華夷。當處所度多少，委有司量定。務須精誠德業，無問年之幼長，其往因減者還俗及私度白首之徒。若行業可稱，通在取限……。”《全唐文》卷八《諸州寺度僧詔》雙：“……京城及天下諸州寺，宜各度五人，宏福寺宜度五十人。可見唐太宗對振興佛教出力頗多。”“度僧立寺，”“廣事弘持”。在度僧當中嚴格規定官度，並有壹定的限度，維護山門的莊嚴，功不可沒。當時***有寺3716所，度僧尼18500人。
(二)敕頒《佛遺教經》及禮敬高僧
為了進—步對佛”情深護持“，他還專門下韶，頒發《佛遣教經》。《全唐文》卷九《佛教經施行敕》上說：”……《遣教經》者，是佛臨涅盤所說，誡勸弟子甚為詳要，末俗緇素，並不崇奉。大道將隱，微言且絕，永懷聖教，用思宏闡……多寫經本，務在施行…其官宦五品已上及諸州刺史，各付壹卷。若見僧尼行業與經文不同，宜公私勸勉，必使遵行。
如此壹來無論京官、州官、人手壹冊《佛遺教經》，憑以監督。檢查僧尼們的行為是否輿經相符。如不符者，則進行公私勸勉，以使佛門純凈，宏闡聖教．為護持正法，唐太宗可謂功績可嘉。唐太宗的崇敬佛教，對當時壹些上層僧侶也特別的優禮，如貞觀六年(632)，太宗詔請華嚴宗初祖杜順進宮。下殿親迎，賜號“帝心”，結果朝廷上下對杜順禮敬備至；貞觀九年律學大師智首死，太宗敕令為他舉行葬禮，由朝廷供給葬具，命房玄齡，杜正倫；辛大臣親往吊祭。另外特別值得壹提的就是與玄奘的關系。玄奘從印度歸國途中，到了於開，上表太宗。太宗立即韶復玄奘：“聞師訪道殊域，今得歸還，歡喜無量，可即速來，輿朕相見。其國僧解梵語及經義者，亦任將來。朕己敕於闐等道，使諸國送師，人力鞍乘，應不少乏。令敦煌官司，於流沙迎接，鄯善於沮沫迎接。”(見《全唐文》卷七昭玄奘還至於闐國進表韶))。玄奘到洛陽，太宗立即“別敕引人深宮之內殿……談敘真俗……從卯到酉(早上五時到晚七時)，不覺時延，迄於閉鼓。(《續高僧傳》卷四《玄奘傳》。玄奘在會見時，請求搜擢賢明，組織譯場，太宗對玄奘說：“……造宏福寺，其處雖小，禪院虛靜，可為翻譯。所須人、物、吏力，並與房玄齡商量，務令優給(見《大正藏》卷五P253)。這樣玄奘從洛陽回到長安後，延請知名高僧如道宣、神泰、玄應等十二人證義，又征集綴文等相敷十人，襄助譯事，大臣於誌寧，許敬宗，杜正倫也參與了譯事。玄奘在弘福寺建立了規模宏大譯場，開始了他在中國佛教史上具有重大影響的譯經事業。貞觀二十年(646)玄奘把他撰述的《西域記》奉表上聞，太宗韶答(見《全唐文》卷八《答玄奘法師進書詔》)。太宗又親為玄奘所譯經作《大唐三藏聖教序》……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禦十方，……民仰德而知道。(見《全唐文》卷十)。貞觀二十二年，太宗披覽玄奘所進新譯《瑜伽師地論》，對侍臣說：“朕觀佛經，瞻天俯海，莫測高深。法師能於異域得是深法，朕比以軍國務殷，不及委尋佛教。而今觀之。宗源杳曠，靡知涯際．其儒道九流之典比之，猶汀滏之池方溟渤耳!而世雲三教齊致，此妄談也。(見《大正藏》五十卷P454)隨即敕令秘書省繕寫九部，分發雍、洛、並。相、荊兗、揚、涼、益九州，以輾轉流通，使率土之人同稟未聞之義。(同上)。同年慈恩寺落成。又度僧三百，請高僧五十人人住。別造譯經院。請玄奘移居翻譯，並任上座之職。玄奘移居之日，真太宗及皇太子等親執香爐臨送，場面莊重，觀禮者數萬人．唐太宗直到死前仍和玄奘談論佛法，問及因果報應及西域先聖遺跡，嘆相見恨晚，不能廣做佛事為憾。
以上兩則不難看出由於多種原因，使唐太宗對佛教產生了信仰，他曾在《弘福寺施齋願文》裹自稱。皇帝菩薩戒弟子，發誓惟以丹誠，皈依三寶。，表示自己的最終追求是。願心悟無為，神遷妙喜……疾證菩提，早登正覺。在《大興善寺鐘銘》裹，他又自稱是”金輪天王“的化身，要以度生為己任，雲和之樂，***法鼓而同宣，雅頌之聲，與梵音而俱遠…¨圓海有竭，福祚無窮，方石易銷，願力無盡。(見《全唐如卷十)，唐太宗對佛教實行的扶持政策使唐初佛教迅速恢復發展起來，寺宇重輝，僧尼得度，譯事隆盛，宗派爭鳴，壹派生機的景象。
(三)抑佛點滴
唐太宗即位初年，及至晚期，對佛教的態度有些矛盾．上述的則是。護法情深的帝王，然而他也對佛教采取—些抑制措施。《全唐文》卷八《貶蕭禹手韶》上說：……至於佛教非意所遵，雖有國之常經，固弊俗之虛術。何則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沙門，傾帑藏以僧祗，殫人力以供塔庭．…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為虛報施之微，何其謬也梁武帝的後裔蕭禹信佛，太宗下韶貶斥。在這道韶書裹，太宗又鄭重聲明，佛教不是他所尊信，又舉梁武帝等人奉佛的結果。”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見《資治通鑒》卷壹九二《唐紀》八《太宗》)。不但如此，還在實際行動上限制佛教，抑制佛教。在即位之前，又將洛陽的寺院焚毀，凡曰道場，盡為消除。即位之初，又多次檢校僧團，清肅非濫。對於壹些非官度僧尼，都處以極刑。其中雖也有韶令天下度僧之舉，然而度僧數字限制極嚴，強調。總數以三千為限。，被度的對象“務須精誠德業，……若官人簡練不精，宜綠附殿失，但戒行之本，惟尚無為”。對假慕沙門，妄稱神通，以不法方式謀財者，皆以刑罰，“務使法門精整”（見《全唐文》卷五《度僧於天下韶》）。
貞觀十壹年，唐太宗用行政力量來幹涉佛道之爭，強制規定《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韶》，這位“皇帝菩薩戒弟子”，突然壹反常態，嚴正宣布，“自今以後，齋供、行立，至於稱謂，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見《全唐文》卷六)。發生在貞觀年間的道先佛後問題爭論，就是圍繞著逭道韶書展開的．在社會上掀起壹場軒然大波，沙門智實、法琳、法常、慧凈等伏闕上書，請求太宗收回成命，結果智實被杖責放還。貞觀十四年，道士秦世英指控法琳著論毀謗皇室。法琳被貶至死(見《全唐文》卷六《詰沙門法琳韶》)。
(四)唐太宗奉佛、抑佛之剖析
唐太宗對佛教的態度前後矛盾，實際上他的作法輿當時的社會背景息息相關。在思想界，佛教至唐初已有六、七百年的發展，已與中國古有文化相協調，擁有眾多信眾和社會基礎，佛學理論遠遠超過儒道兩家。輪回、報應的觀點更使人歸仰如市，影響巨大。在政治上，壹些士大夫也紛紛皈依佛教，著名的士族如蕭禹、蕭瓊、李百藥、杜正倫、岑文本、虞世南。杜如晦、裴寂均崇佛虔誠。當傅奕反佛之時，蕭禹等人挺身而出，與之抗爭。在經濟上，僧尼享有免租役等特權，僧尼寺院數字激增，並擁有眾多土地和勞力，影響了朝廷的收人和兵役來源。諸多原因使唐太宗對佛教的態度。不僅僅是信仰問題，帶有較濃的政治色彩。道先佛後的爭論實際上是堅持唐高祖自稱為李聃後裔的說法，提高道教的地位，是因為。朕之本系，起自柱下，老子是他的始祖，更重要的是借道教始祖的後代來提高李唐皇室的聲望，以與那些自高門第，妄自尊大的山東老牌士族相對抗。所以表面是道先佛後的宗教問題，其中有復雜的民族及政治問題。其目的是有利於唐王朝的統治，這—點也無可厚非。
在控制建寺度僧方面，我們知道在太宗時代。唐王朝尚處百業待興之際，隋末大起義的酶擊還傷痕累累，其時全國戶不滿三百萬，大量土地荒蕪，蒼茫千裹，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見《舊唐書》卷七十壹《魏徵傳》)所以對雄材大略，勵精圖治的唐太宗來說，增殖戶口，發展農業生產，乃是當務之急．如此—來，對寺院濫度僧尼特別敏感，嚴格控制寺院僧尼的數字。禁止私度，這都是為了使佛教的發展不要超過壹定的限度。不得不采取的抑制之勢。
對過去僧尼幹涉政治、造反等等弊端，他也警惕不懈，所以又特此修訂寺院規章制度，使僧尼必須遵守。總之，他只所以對佛教采取—些限制政策，是力求消除或盡量縮小佛教對國家的不利作用。同時又極力提倡佛教的慈悲、濟世。報四重恩的宗旨，來發揮佛教有助於王化的作用。他韶令在戰場建寺，設齋行道，都說明了這個問題。在唐太宗征遼失敗後，對佛教更是信仰彌深，這也與他推行休養生息、貞觀後期經濟出現繁榮的國家和寺院在經濟上的矛盾已趨向緩和有直接關系。因此身為帝王的唐太宗有其信佛與抑佛的兩面，壹些抑佛的措施是為有利於他的統治，同時也以君主的身份來整頓教團，提高了僧尼的素質。貞觀年間高僧輩出就說明了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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