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諸多關廟中，都曾鐫有這樣壹副楹聯：“先武穆而神，大宋千古，大漢千古；後宣尼而聖，山東壹人，山西壹人。”關羽先嶽飛而成神，後孔子而為聖。
國人心目中的關公，既是真實的又是藝術的還是神化了的壹尊復合型的道德雕塑。除卻農耕社會中人們對這尊道德雕塑神化和迷信的成分外，關公代表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壹種深厚積澱，早已凝結在華夏歷史與文明的骨髓中，流淌在炎黃子孫的血脈裏。以“四人幫”為代表的文化專制的劊子手們，可以讓文人“掛筆”，令歌者“封喉”，可以凍結精神原野裏的全部耕耘，但他們手中的屠刀，卻絕不可能將國人代代薪盡火傳所凝煉成的道德與文化的鏈環，全部斬斷。
在不斷變化的人類社會，人格是壹個永遠不變的定式。由個人壹系列品行和操守構建成的“人格長城”，是黑風吹也吹不倒、濁浪沖也沖不毀的。關羽的高尚人格，雖在陳壽《三國誌》中有所記述；雖在羅貫中《三國演義》及元明清大量戲曲中，有著多側面多角度的刻畫；雖還在三國以後歷代詩家那汗牛充棟的詩詞歌賦及楹聯中，極受贊譽，但在舊中國文人雅士和平民百姓看來，對關羽這尊雕像的塑造，仍有闕如。
昔年，國人心目中的聖人和君子，應立身、立業、立德、立言。前“三立”關羽自具之，而“立言”在武將關羽身上，卻是“壹大空白”。宋明清以來的文人，對關聖“立言事”，可謂費盡心思，絞盡腦汁。
以梅蘭松竹喻人格，向為中國文人的筆墨傳統，那就讓武聖畫畫竹子。畫竹亦有雅俗之別，那就讓武聖畫風竹雨竹；畫風雨竹亦有軒輊之分，那就讓關夫子的風雨竹以“竹葉組字成詩”。這樣，不僅可使武聖的所畫之竹標新立異，亦可讓關夫子躋身詩家行列。關夫子《風竹圖》曰：“不謝東君意，丹青獨立名。莫嫌孤葉淡，終久不雕零。”《雨竹圖》雲：“大業修不然，鼎足勢如許。英雄淚難禁，點點枝頭雨。”據《關聖帝君聖跡圖誌》中載，關聖竹詩石刻，於明宣德年間，在徐州創鐵佛寺地下挖得。至今，關羽竹詩碑刻在運城、荊州及山東的肥城均有遺存。
山西運城博物館藏有關羽的十二字篆書石碑四塊。古碑上書有：“讀好書，說好話，行好事，做好人。”關羽何時又成為書法軍人的，正史無記載。但南宋著名哲學家、教育家、“程明理學”的代表人物朱熹，卻對十二字篆書為關聖所書深信不疑，並賦《篆跡贊》詩四首，對“關聖語錄”，極力推許。據傳，這四句話是關羽寫給兒子關平的。今天讀來，人們會覺得，這與我們的開國領袖勉勵青年人時的題詞，異曲同工。
中國歷史上的聖人，似乎只有在哲學上有所建樹，方可傳之久深。周公制作禮樂，建立典章，孔子作《春秋》，述《論語》；老子有含宏萬匯的五千言《道德經》，莊子有汪洋恣肆的《秋水》、《馬蹄》、《逍遙遊》……武聖關羽在理論上也應有自己的套數，方能昭彰後世，澤被萬民。宋明清以來，偽托關公的著述，堪稱累累若若。流傳最廣泛的有《關帝永命真經》、《忠義經十八章》等，這些或三言或四言或七言、合轍押韻、便於流傳的著述，涉及國家與社會、公德與人格，是包羅萬象的人生與道德的宣言。現在讀來，除卻其中因果報應的迷信成分、三綱五常的封建糟粕，簡直可以成為當今社會公德、做人準則的普及讀物。
壹國之命如壹人之命。壹人之命在元氣，壹國之命在人心。在皇權專制政治下，民眾最希冀官吏具有虛堂懸鏡、鐵面無私、唯才是舉、脂膏不潤等品行。在百姓看來，作為華夏第壹神的關聖，只有比具備這些品行的官吏遠勝壹籌，才能成為惡人的審判官，好人的保護神。文人們雖在藝術上對關羽的人格有著多側面的塑造，但百姓仍覺有“遺珠之憾”。於是，便又杜撰出若幹關聖清正廉明的故事，進壹步給關聖這尊道德雕像，描金繪彩。
關羽讓“馬童掛帥”的傳說，在荊楚久播不衰：關羽督荊時，雖年愈五十，卻仍有聞雞起舞的習慣。壹日清晨，關羽在拍馬山演兵場舞刀，見有人在場上騎著壹匹紅馬來回馳騁，定睛壹看，原是關興的馬童在練騎術。關羽連觀數晨，馬童天天如斯，而此時的關興卻仍在軍營鼻句鼾然大睡。不久，關羽再攻樊城，校兵點將時，關興威風凜凜地騎於紅馬之上，恭候父親點其領兵掛帥，而關羽卻令關興下馬，命馬童上馬。馬童率兵攻下樊城返荊時，關羽出城六十裏，在壹橋邊擺酒設宴，親為掛帥的馬童接風洗塵……
呼朋引類、沆瀣壹氣，任人唯親、以售其奸，向為官場最大的腐敗。關公讓馬童掛帥之壹舉，足可讓關羽的官德光風霽月！
在荊州，還留傳著壹則“關羽怒斬關平”的故事：荊州城外的二賢莊，有壹王姓人家，孫子王鵬與祖母相依為命。壹日，祖孫倆到寺院進香，歸家途中，王鵬被壹疾馳的戰馬踩死。王鵬之祖母告至縣衙，縣官見狀告的是關平，不敢審理。老人出得縣衙，正欲自盡，卻被關羽壹部將救起，領至關府。關羽聽罷老人來由，不容分說，即令人抓得關平，綁赴法場問斬。關平在王鵬遇難時，並未騎馬出行，知定是關興所為，便甘願替弟頂罪。張飛之子張苞得知此情，便央求王鵬之祖母刀下救人。老人情懷大慟，親至刑場搭救關平。時關興早毅然而出，承認己過。關羽放過關平，又斬關興。王鵬之祖母向關羽叩頭求情，言若不刀下留人，情願撞柱而死。關羽部屬也紛紛跪地乞求饒恕關興，關羽仍不應允。恰曹軍進犯，王鵬之祖母再求關羽，讓關興戴罪殺敵。關羽這才免關興壹死，並將老人接至關府，頤養天年……
百姓中這些關羽為官清正、不徇私情的傳說，都是將關公作為壹撇壹捺的“人”的骨架來塑造的。即使將關公作為神來美化時，百姓也多是以他們心目中的清官形象，去進行發酵升華的。譬如：壹關廟的和尚，假關爺的名義以給關帝聖像敷金為由，搜刮貧苦百姓的錢財。關聖聞知怒不可遏，壹巴掌將這和尚的嘴巴扇歪……“歪嘴和尚念錯經”的掌故，即由此而來。又如：在某地關廟中，臨壇的關聖曾錯判民間壹案，在為冤者平反昭雪之後，關帝即陷入深深自責，遂下令燒掉此處關廟，永不許再建！
就這樣，歷代的文人墨客，用最精美的理想彩筆，描繪出武聖那乃文乃武、左宜右有，既立身立業、又立德立言的超世通才形象；就這樣，普天下的蕓蕓眾生，以最深情最殷切的寄托，補缺拾遺，把關公美化成上不愧天、下不怍民的萬世人極的“心靈坐標”。“文革”中，樣板戲中那些“高大全”的壹號人物，與這“心靈標本”相比，定會自愧弗如，相形見拙！
如果說，“四人幫”對孔子的批判，是因了這老先生曾有“克己復禮”之類的言論，這就為“四人幫”無端將之引申為孔丘要恢復奴隸制度、讓歷史大倒退找到了“口實”；如果說，“四人幫”發動的“評《水滸》、批宋江”運動，是因了被稱作“及時雨”的宋江不僅與閻婆惜曾有“男女關系”的汙點，而且有出賣梁山好漢的群體利益而投降朝廷的史實，使“四人幫”有辮子可抓；那麽，面對關公這尊無疵可尋、無瑕可摘的華夏民族的道德雕像，“四人幫”文化專制的屠刀，則極難找到下刀之處。
關公的神聖雕像，早已兀立在中國百姓善良的心田裏！
可嘆復可悲的是，“四人幫”發起的“造神運動”，也未能按他們罪惡的算盤而推演成功。他們缺乏最起碼的歷史常識，那就是對活著人是萬萬不能奉為神靈的。這是因為人與所謂的神之間，需要有極大的時間距離和空間距離，方能產生“神”的神秘與朦朧。而偉人越是走近他，就越覺得他也是人。況且，最偉大的頭顱也畢竟缺乏所謂的萬能智慧，愈是偉人就愈有可能犯全局性的重大過失。今天，當偉人從神壇走下後，我們這個民族，仍需要借著那尚未完全蒸發掉的血泊的鏡頭，去進行對於壹個時代的深刻反思！
“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壹個沒有哲學巨子的民族，是壹個精神癱瘓的民族；壹個沒有偉大英雄的民族，是世界上最沒出息的生物之群。當壹個民族的哲學巨子和偉大英雄仙逝之後，他們不僅把超人的哲思和高尚的品格作為彌足珍貴的遺產交給了自己的民族，同時也交給了整個世界。
當今，孔老夫子已成為人類有史以來的世界“十大哲人”之首，這是華夏民族難得之驕傲！早在1665年，奧匈帝國於維也納出版的世界各國地圖中，在我國的版圖之上，立著壹位民族的精神代表人物，他就是關羽。當時維也納出版的世界各國地圖上，每個國度的版圖上方，只畫有壹個偉人來代表其民族，足見我們的武聖關公在那時之世界，已影響廣深。近年，美國芝加哥大學人類學博士焦大衛，在研讀了中國關公信仰的大量資料後說：“我尊重東方大神關羽，他應該受到所有人的尊重。他的仁義智勇直到現在仍有意義。仁就是愛心，義就是誠信，智就是文化，勇就是不畏艱險。上帝的子民如果都像關公壹樣，我們的世界就會變得更加美好。”
信仰是報晨的大鳥，它常在黝黑的夜裏為曙光的到來而謳歌；信仰是輝煌的光波，它能引導著人類不斷地進行著自我完善。關羽的陵墓早已松柏拱矣，關聖作為壹株凝有“忠義仁勇”的精神巨柏，卻仍以其芬芳的松香長留在我們這個民族中間，並向世界四面八方的每個角落中彌散它的馨香。
據關公研究會搜集的資料表明，目前世界上有148個國家和地區建有關帝廟。
祖國的寶島臺灣，人口兩千余萬，竟有八百多萬同胞系關聖信徒。臺灣島上，專祀關聖的廟宇三千余座，加上其他供有關帝神像的寺庵，多達壹萬四千座。臺灣同胞信仰關聖之癡迷，達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臺北市的行天宮（即關廟），每逢群體祭拜關聖的前幾天，即使有身份的太太及小姐，為謀得擔當祭拜關公時的“義務工”，亦需三更即起去排隊掛號，稍壹去晚，便很難排上……臺灣苗栗縣的恩主公廟（亦系關廟），是上世紀七十年代興建的，在十周年建廟慶典時，據該廟統計，關聖已收義孫義女有14萬人之多……
位居南洋群島的馬來西亞，面積雖不太大，但卻設有關廟八千余座。素有花園之國美稱的新加坡，城中的忠義廟，威嚴壯觀，宛如宮闕。日本是個有神無鬼、缺乏宗教感的宗教大國，在其諸多大城市中，皆設有金碧輝煌的關帝廟。每逢大祭時，商界及企業界的巨頭，分批率員工前往關廟叩拜關帝，以求部屬以“桃園結義”的精神精誠團結，為他們謀得更大利潤。
康德說：設定上帝的存在是道德上的必需。
西方有哲人說：壹顆巨大的良心就是壹座廟宇。
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經過上千載、億兆人美化神化的關公，既是懸在人們頭上的壹把亮錚錚、光閃閃的良心寶劍，又是華夏民族用傳統文化錘煉出的壹個民族的人格坐標。
開國之後，隨著壹次次破除迷信的運動，中國農村的關廟早已蕩然無存。恪守古道熱腸的百姓，對關公只能作心的祭奠。改革開放後，海外的“關公熱”，溫化了蟄伏在國人心中的關聖情結。先是東南沿海的壹些城鎮，人們重新請出關公當財神；繼而，在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凡關羽生前留有足跡的地方，當地政府也無不以關公文化搭臺，唱經濟大戲。
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關羽的故裏運城，每年都於金秋時節舉辦為期七天的關公文化節。這期間，運城市內，人山人海，掎裳連袂；解州關帝廟中，履舄交錯，戶限為穿。大祭仿明代祭聖之規範，所用樂器有笙、管、塤、笛、箏、鼓、編磬、琵琶、雲鑼等，足具古雅樂“金、石、絲、竹、土、匏、革、木”的八音之設。祭禮所用犧牲，也按明祭舊制，采用最高大禮太牢（整牛、整豬、整羊）。祭禮程序分鳴鼓、上香、行初獻禮、奠玉帛、進俎、行亞獻禮、讀祝文、望燎、行終獻禮，另外再加上飲福酒及各類藝術表演……應該說，在被稱為“武廟之祖”的解州關帝廟內，舉行這等祭聖活動，不僅是對關公文化的壹種開掘、弘揚和拓展，也能成為我們緊密連結海外華裔僑胞的壹條無形的紐帶。
明清兩代，關戲備受朝野上下垂青。但朱元璋和雍正帝即位期間，唯恐優伶褻瀆關聖，都曾降旨禁演關戲，“如有違者，法司拿究”。明洪武以還，清雍正以降，帝王們見關戲難罷，只得開禁。但對梨園子弟演關戲，訂有諸多“天條律例”。譬如，演關戲必須用文樂、雅樂，不得用武戲所慣用的武樂、粗樂；扮演關公者必須貌端行正，演關戲前，或壹月或半月不得行房事，且要素齋；演出前夕，扮關公者必須沐浴；登臺之前，所有演員必須焚香齊拜關聖；演出之時，演關公者的壹招壹式，均不得有失君子聖人之風範。對看關戲的觀眾，也立有諸多規矩，君臣黎庶，誰人也得遵行。即使頤指氣使的西太後那拉氏在關戲開演時，也得離坐而起，前迎幾步，作恭敬狀後，方可重歸座席。
前些年，臺灣臺北市有人為慶賀壹座新影院落成，曾拍有壹部關公在曹營的影片。誰知，僅因影片中有關羽和兩位嫂夫人“眉來眼去”的幾個鏡頭，便引得觀眾義憤填膺，血脈賁張，人們攘臂怒目，吹唇唱吼地沖上舞臺，扯碎了銀幕，並縱火焚燒了影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