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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文學方面的問題

過去老北京人諞富有句口頭禪:頭頂馬聚源,腳踩內聯升,身穿八大祥,腰纏四大恒。

馬聚源 是以售帽為主的店鋪,坐落在北京前門外大柵欄商業街上。是壹家久負盛名的中華老字號。它始建於(清)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至今已有185年的歷史,在清末民初時北京城曾流傳著壹個順口溜“頭戴馬聚源,腳踩內聯升,身穿八大祥,腰纏四大恒”。用以向別人諞富,可見馬聚源的帽子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了。它生產的帽子,因用料講究,做工精細、貨真價實、品種齊全、花色繁多而著稱於世.

“內”-指大內宮廷;

“聯升”-示意顧客穿上此店制作的朝靴,可以在宮廷官運亨通,連升三級。

這裏說的“腳踩內聯升”,是說能穿上內聯升做的鞋,是對身份的壹種炫耀。

北京內聯升鞋業有限公司,總店坐落在繁華的前門大柵欄商業街34號,以生產制作千層底布鞋而聞名中外,是目前國內規模最大的手工制作布鞋的生產企業,銷售形式零售兼批發,企業性質為股份制企業。註冊商標“內聯升”為郭沫若手書體。公司總店於1988年在原址翻建了營業樓,營業面積壹千七百多平米,外觀具有清代的建築風格,黃瓦紅柱,描金彩繪,金碧輝煌,古色古香,內部裝飾均顯民族特色,店堂宮燈懸掛,貨架仿古逼真.

北京瑞蚨祥綢布店開業於清朝光緒19年(1893年)。是享譽海內外的中華老字號,為舊京城“八大祥”之首。北京城流傳多年的歌謠“頭頂馬聚源、身穿瑞蚨祥、腳踩內聯升”是對瑞蚨祥名滿京城的生動寫照。

清朝末年北京民間流傳著壹句諺語:“頭戴馬聚源,身披瑞蚨祥,腳踏內聯升,腰纏‘四大恒’。”意思是戴馬聚源的帽子最尊貴,用瑞蚨祥的綢緞做衣服穿在身上最光彩,腳蹬壹雙內聯升鞋店的靴鞋最榮耀,腰中纏著“四大恒”錢莊的銀票最富有,有腰纏萬貫之意。這句諺語至今尚有流傳,常見於報端和電視劇中。另壹句諺語是:“四大恒、八大源、二十九家官爐房”也提到了“四大恒”,由於“四大恒”早已衰敗,知情人漸少,對“四大恒”常誤解是賣腰帶的,其實並不奇怪,因為諺語中頭上戴的,腳上蹬的,身上穿的都有了,那麽腰中纏的肯定是腰帶了。

“四大恒”是恒利、恒和、恒興、恒源四大錢莊,是祖籍浙江慈溪董姓人氏於清朝乾隆年間在東四牌樓擺設錢攤,兌換銀兩銅錢,逐步發展起來,由於資本積累漸豐,遂在東四牌樓附近開設了上述四家錢莊。恒利是主店,位於東四牌樓東大街,恒和號位於東四牌樓北路西,恒興居於其北的隆福寺胡同東口,恒源號位於東四牌樓東路北。恒和號專司各大官宦富戶的存放款業務,恒利、恒源兩號專放當商款,恒利號在天津估衣街附設有首飾局,後改稱為恒利金店,清末永安堂藥店亦為恒利號的產業。恒興的主要業務是服務於各大商號。由於資金殷厚,為了適應市場需要而發行了“銀票”在市場上流通,解決了銀兩攜帶不便和安全問題,極大方便了消費。因此“四大恒”聲譽大振,風靡全城。董氏家族在東四牌樓三條建宅置院形成了以32號院為核心與31號、33號院相通構成東西向,坐北朝南橫向復合型的四合院院落群而定居於東四。到了光緒初年“四大恒”發展到了頂峰。

“四大恒”的發展除有其天時之機、地利之勢、人和之道的優勢外,不乏其獨到的經營理念。所謂天時之機是乾隆年間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機會,地利之勢是選擇了東四這塊商業寶地(朝陽門、東直門、崇文門是糧食、木材和許多外地商品進京的主要通道,朝陽門附近有許多貨棧、倉庫帶動了金融和商業的發展),人和之道是對內治家有方,對外交往和諧順暢。“四大恒”的經營理念就體現在四個字號中的“和”、“利”、“源”、“興”、“恒”五個字中,其中孕育著“和為貴、利為基、興旺發達、源遠流長、永恒於市”的深刻內涵。“四大恒”的經營目的就是要圖利、謀利、取利以蓄實力,因此以利為基方能謀求興旺發達,但必須以義取利,以信取利,以誠取利,以和取利,絕不能有任何欺詐之心與行為才可稱是“生財有道”。由誠信積利,事業的規模才能擴大,事業的範圍更加廣闊,實力的積累又進壹步增強了錢莊的信譽,錢莊才能興旺發達。利源於和,和源於誠信,興盛源於和與利,和不是壹時之和,利不是壹地之利,而是眼界寬闊放眼未來,使利源源而至即“源遠流長”。“恒”即持之以恒,不能有半點懈怠,真正做到艱苦創業,誠信興業,進取繼業使“四大恒”永恒於市。

清鹹豐三年(1853年)太平天國北伐軍攻入直隸,北京城內人心惶惶,持有銀票的人都想兌換成銀錢造成200多家錢鋪倒閉,也有人因錢鋪倒閉持票人無法兌換銀錢,手中銀票成了廢紙壹張,而“四大恒”卻未受到影響。1939年天津大水市民生活受到嚴重影響,損失慘重,天津恒利金店租船放糧發放食品,賑災活動受到各界極大關註,並給天津百姓留下了深刻印象。據《道鹹以來朝野雜記》載:“當時京師錢莊首稱四恒號,始於乾嘉之際,皆浙東商人,寧紹人居多,集股開設者,資本雄厚,市面繁榮蕭索與有關系。”又記“凡官宦往來存款及九城富戶顯宦放款多倚為泰山之靠”。反映了四大恒在廣大民眾心目中的地位和在北京金融業內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大肆搶掠,“四大恒”遭受滅頂之災,據史料記載:“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時僅四恒的銀子就搶了三天,足見銀子之多”。事後董姓兌換銀票償還債務後資產所剩無幾,雖又慘淡經營十余年終因實力不濟四大恒於1910年前後關閉,北京的錢業也壹蹶不振。《中國金融簡史》是這樣描述的:“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入侵沿途燒殺擄掠,京津壹帶錢莊亦不能幸免,遭到侵略者的大肆搶劫,繼以焚燒,庫銀、房屋、契據蕩然無存,北京的300余家錢莊幾乎無壹幸存,其中最大的四家錢莊,亦稱所謂的‘四大恒’現銀全被侵略者洗劫壹空。從此北京的錢業壹蹶不振,中國的金融中心也從北京移到上海。”

1909年(宣統二年)大傷元氣的董氏家族又遭厄運,清政府借宮中庫銀不足為由向董氏家族借白銀300萬兩,由內務府出借據答應日後償還,清政府滅亡此款已無法索回。董氏家族損失貽盡,陷入困境,為了生存只得變賣不動產作為資本,在恒源號的原址上開設了恒利金店,制作並經營金銀首飾,並收購了位於東四牌樓東南角下因資金周轉不暢,經營陷入困難的永安堂藥店。庚子事變後天津口岸開放內外貿易勃興,市場日趨繁榮,遂於1928年(民國十八年)關閉了北京恒利金店,將資金轉移到天津恒利金店同朱姓、周姓的浙江同鄉***同合資經營。擴資後的恒利金店又聘請了對天津金店業頗有影響的技藝高超的物華樓金店的高級職員周寅初為經理,專做赤金、紋銀首飾、手鐲等飾品,大大提高了飾品的質量和檔次,日漸使天津金店業提升到壹個新水平。不久將店由估衣街遷至日本租界旭街,為了擴大經營又在法租界梨棧中國大戲院旁開設了分店稱恒利金店下號(旭街店稱上號),制作的金銀首飾成色好、重量足、工藝精、物真價實。尤其是包金技術更是高人壹籌,包金首飾更受城市中下階層市民、農民和少數民族的歡迎,成為婚姻嫁娶的必備之物,因此,在經營上頗有起色,每年的分紅成為董氏家族的主要經濟來源。恒利金店經理周永峰被選為天津總商會會董,說明天津金店業在天津商業中所占的重要地位。1940年前後104家金銀首飾業列入天津市最著名商店的只有資本額10萬元的200年老店恒利金店和資本額4萬元的正陽金店兩家。據《天津商會檔案全宗》的記載,天津開設最早,而且久盛不衰的金店是恒利金店。

解放後金融資產歸國家所有,至此恒利金店、老恒利銀號依法結束了營業,所余資金全部用來償還債務和遣散職工。“四大恒”的歷史徹底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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