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街高中的教學樓外墻上，有四行巨大的紅色字體：傻子種瓜，種出傻瓜，唯有傻瓜，救得中華。 這種有反智傾向的“傻子精神”也是王宏斌所提倡的核心思想之壹。早年的“傻幹”曾經讓年輕的王宏斌獲得社員們的信任。“他個子顯矮，但幹農活賣勁，不揀輕挑重，當民兵排長挖坑塘。”77歲的村民張玉珍回憶說。 “傻子精神”被推廣到“三大班子”成員身上，每名幹部的工資都是250元。上世紀80年代，王宏斌帶領村民抓住改革開放的大好時機，辦企業，闖市場，率先讓以農業為主的村莊變成半工業化、城市化的村莊。1990年代，在全國鄉鎮企業紛紛垮臺之時，憑借巨額的銀行貸款，南街村村辦企業異常紅火。 河南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劉倩在她的《南街社會》壹書裏提到王宏斌另外壹個性格特征：“膽子特別大”。“他辦的事，我們老同誌都不敢想。如負債經營，南街村的企業負債數億。我們不止壹次追問王宏斌，拉這麽大攤子，愁不愁？他回答：不愁，迎著困難上。車到山前必有路，只要打住車（遇到阻力困難）就有人來救。” “傻子精神”和“膽大”的性格弱點逐漸顯示出來。王宏斌身邊的人說，村民對他的“感恩的心態”和他自認為在政治上的成功，“讓他膨脹得很厲害”。 壹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學者則這樣分析他，“他身上具有大同社會的理想主義色彩，這種理想後來逐漸演變為妄想；他身上有鮮明的實用主義印記，實用後來逐漸演變為投機，而且傳統社會的迷信思想，在他心中揮之不去。” 王宏斌的“傻子精神”讓外人不理解。有外界人士評價說，他是壹個聰明的企業家，通過打政治牌，樹立鮮明的形象，獲得外部經濟資源。而熟悉他的朋友則不這麽認為，“政治和經濟在他身上是辨證的關系，他從本質上並不是壹個企業家，企業家只會賺錢，而他的許多行為根本不符合企業家的邏輯。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又把自己作為壹個政治人物看待，通過打‘政治牌’獲得經濟資源，又利用這些經濟資源，去塑造南街村，從而鞏固其政治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