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命運動中，其實人的生存享受只有兩種，壹種是肉體的，壹種是靈魂的（或精神的），其實“為儒”的過程就是靈魂欲獲得滿足的過程，“為商”的過程就是肉體欲獲得滿足的過程。當然，肉體和靈魂也是辯證統壹的，是矛盾的雙方。比如肉體的疾病，就會導致精神的痛苦，精神的不悅也會導致肉體病情的加重。在“儒”和“商”之間，也有兩者對立的時候，比如“儒”覺得“商”重利輕德，惟利是圖，不會成就大氣；而“商”卻覺得“儒”酸文假醋，故弄玄虛，只會紙上談兵，不會實際操作。
人類在生存活動中，純粹地對金錢的追求，將喪失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人性的貪欲是與生俱來的，商業行為就是滿足人類貪欲的壹種活動，這種活動的成敗，與其他賭博活動的成敗是壹樣的，都能夠刺激對物質貪欲的膨脹。這種膨脹和對物質的無止境貪欲，將使靈魂陷落到骯臟的汙垢之中。壹些人染上了賭博、淫欲，甚至吸毒的惡習，因為他們在獲得足夠的金錢之後，不知道用什麽樣的方法來刺激生命，獲得足夠的享受和娛樂。在沒有“儒”文化的人生中，我們的確也很難找出壹個更加適當的生命消費方式。而儒商則不同，物質的富足只是為其提供了壹種生存保障，因為人不可能餓著肚子整天談論高雅和文化。而更加徹底的追求則是讓靈魂獲得享受。在這種狀態下，只有文化才能夠清洗靈魂的汙垢，使人變得高尚。
因此，人類生存的美好境界就是－－儒商境界。這是人類在“肉體”和“靈魂”中最富足和完美的生存狀態。
儒商精神：全球華商的壹面旗幟
儒商精神這壹概念是指壹種援儒入商所形成的獨特的商業人格和行為規範，所謂儒商也就是指作為商人而要有儒的精神、儒的氣度、儒的道德規範，以儒家的道德理想和道德追求為準則去從商、經商，在商業行為中滲透儒家所倡導和躬行的仁、義、禮、智、信。
在農業經濟時代，人們對經濟的認識水平受到了很大限制，社會觀念往往輕商、賤商，商業的經濟價值長時期得不到實事求是的認識，這種情況甚至於高喊割資本主義尾巴和反投機倒把的時代，當時雖然也有工、農、兵、學、商的排序，但學且地位低下，商就更不足論，同中國傳統商人居四民之末的地位相比並沒有多大改觀。商品的流通環節並不增加社會財富，無商不奸、無奸不商幾乎成為對商人和商業的評定。在這種背景下，從商、經商實則如同犯下原罪，商人也要以為社會所尊崇的儒家行為規範和道德標準來規範要求自己，或是將賈而儒行、以儒術飭商事作為提高自身社會地位的手段，在這種情況下儒商就應運而生。
儒商起源於何時？這個問題比較難於正面回答，應根據儒商定義的寬狹來加以大致推斷。若文人加商人亦即有文化的商人即為儒商，那麽，自有商人起就有儒商，春秋戰國之範蠡、子貢、白圭、漢之桑弘羊均為儒商代表。但這樣的解釋顯然不能令人滿意，蓋因儒與商真正合流當可大大提高商人的社會地位，創造出燦爛的商業文明，形成壹種比較穩固的、為社會所公認的商德，應而儒商作為群體的出現不會太早，當以有資本主義萌芽的明代為儒商大量出現為宜，而明代中葉徽商這壹個商人集團的崛起應視為儒商真正出現。他們有明確的以儒家道德觀念經商的主張，也有以儒商飭商事的實踐，認為良賈何負閎儒，以亦儒亦商為尚，在商業實踐中，把誠實守信、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仁、義、禮、智、信等等儒家的道德準則作為商德，做人經商並重，以做人的追求來經商、在經商的過程中體現做人的原則。這使得徽商集團普遍具備了即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也是進步的商德，在很多徽商身上，體現了很強的道德修養，其道德自覺和自律在中國商業文明開始之初就達到了令人贊嘆的的水平，實在是因為它根植於儒家的沃土之上，是壹種 純粹本土化的文明。
流傳久遠的儒家思想二千多年來壹脈相承，影響國人的思維至深至遠，形成了國人獨特的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我們把儒商精神與儒家教義相對照，有助於我們進壹步了解儒商精神的內涵。《論語》有雲：“富貴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可見儒家並不“罕言利”，但“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要講“義”、“利”之辯，要區分什麽是合於“義”的“利”，什麽是不符合“義”的利，前者的求利是屬於“取之有道”，後者的求利則是“小人喻於利”的那種求利，為君子所不取。這就直接引發了儒家的另壹種理論，即“不苛取”，而且是“壹毫壹厘不苛取”，要“取之有道”，而且，儒家學說給“苛取”和“不苛取”有很嚴肅的道德判斷，“苛取”是小人，而“不苛取”應該就算得上是儒商了。從本質上來說，儒商精神反對的是壹種為富不仁，強調的是利以義取。從儒的 窮和達的主張來說，援儒入商、即真正的儒商還需要有益於社會，窮則獨善、達則兼濟，又使真正的儒商具有壹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有壹種樂善好施的精神，就是在不“窮”不“達”的情況下，援儒入商也需要有壹種“利他”的精神，最起碼也要考慮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可以這麽說，儒商從事的本應是純功利性質的商業，但始終存有超功利的道德追求，讓經商行為始終帶有非常隆厚的道德色彩，這是典型的儒商經商理念，是儒商精神對世界商業文明的壹個獨特貢獻。所以，援儒入商是儒家思想在商業中的實踐，是壹種賈而好儒。
我們從儒家的經典教義和我們傳統的商業道德的對比中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對傳統商德的影響。儒家思想強調禮之用，和為貴，傳統的商業理念是和氣生財；儒家強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無論是傳統還是現代商業道德都強調能站在顧客的立場上考慮問題，強調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強調在顧客得到完美服務的同時得到商業利益。儒家講義利之辯，進步的商業道德也強調商人的利益不能置於社會整體利益之上，強調不能因謀求私利而損害消費者利益甚至國家利益，認為只為個人利欲不擇手段謀取利益是不道德的，是壹種利欲熏心、惡性膨脹。經典儒家教義強調人之為人必須言必信，行必果，而誠實守信則在任何時候都是壹項基本商業道德。儒家的義，從本質上來講，是宜 ，就是說要做應該做的事、做符合社會公義的事情，比方說扶危濟困、互助、熱心社會公益事業，等等，這些都是人對社會所應盡的義務。儒家學說的壹個最大的特點，是總是將人置於社會的大背景中，考慮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規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用道德的力量調節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從來不談什麽自然人，要求壹個人在實現私利時不損害公利，不損害他人利益。商業理念也是如此，強調合作，強調不損人利己。儒家思想強調過猶不及、中庸之道，傳統的商業道德則強調不謀取暴利，不搞掠奪式的經營，註重商業生態，講究商人之間、商人和顧客之間的協調發展。儒商實際上奉行的是商業道德秩序學，講究以道德力量維系商業秩序。儒商在商而品位超過商，在從事本應是純功利的商業行為的過程中，總是希望提升自己的精神世界，這就是儒商精神。
因而，儒商精神應該包括恪守信用、誠信為本，誠實不欺，利以義制、以義取財，仗義疏財等等商業道德，是把誠、信、義、恕、讓等倫理道德原則貫徹到從商經營之中去，是盡量用儒家精神去洗滌壹味求利的商人習氣。或曰：商人經商的目的就在於追求利潤，而且要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提倡儒商的精神不就犧牲了商業效率了嗎？事實上，這裏有壹個追求商人個體利益或是局部利益最大化還是追求社會利益最大化的問題，但放在社會大系統中，商人個體不顧公德、不擇手段的求利，乃至於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恰是商業生態惡化的罪魁。效率似乎是有了，但就社會而言，公平卻被拋在了壹邊，失去了公平和公正的所謂效率對社會而言毋寧是壹種災難。儒商精神的可貴之處正在於強調了公平原則，而且，這種公平不是來自於壹種外在的強制力量，而是來自於受儒家思想浸潤的商人的道德自覺。儒家經典有性善和性惡 之辯，提倡儒商精神就是要在商業經營中保持壹種性善，使誠、信、義等等人性中的美的東西轉化成優秀的商業品格、轉化成為商人的自覺行為，而不僅僅要靠制度和法律約束。儒商精神實質上是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商人在商業行為中的道德自律，而非他律，從宏觀上看，提倡儒商精神，可大大降低整個社會管理系統的運作成本。就拿商人本身來說，經常性地陷入投訴、商業糾紛的旋渦中，對商業活動來說也是不利的。我們可以堅信，我們的社會隨著儒商隊伍的發展壯大，商業秩序必將得到最根本的改善。
或曰，儒商精神，既如前所述，其實就是提倡壹種自律而非他律，用道德自律去抵制幾乎是人的本能的利欲，在實踐中是否有可操作性？其實，這正是儒商精神的精華所在，古往今來出現的大批商德崇高、業績不凡的儒商證明了儒和商是可以兼於壹身的。儒和法是中國古代思想中重自律和重他律兩種不同的理論，儒家的思想是通過提倡道德倫理、喚醒人們的道德自覺來匡扶人心、匡正社會，當然這些倫理道德壹旦被固定下來也有壹定的強制性，如後世的理學和禮法就是如此。法家則是用嚴刑峻法來規範人的行為。儒家強調道德自覺是導之於前，法家的嚴刑峻法則是導之於後，所以儒家學說從本質上來說是道德秩序學，講究以道德力量來維系社會秩序，讓人追求壹種精神自覺。儒家學說從來都是只強調人的社會屬性，人倫人倫，其實就是人際之間的關系。把人際之間的關系調整好了，那麽，社會的發展才能和諧、穩定。如今，社會步入了商品經濟時代，儒商精神所提倡的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人與人和諧相處的商業生態文明和義與利、合作與競爭、自強與自律和諧統壹的商業倫理精神，具有非常強烈的時代意義。儒商精神是儒商所***有的進步商德，是他們在儒家思想熏陶之下對所從事的生產經營、交換本質的獨特認識，是受儒家思想浸濁的商人在商業經營中所形成的獨特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思想，是對世界商業文化的獨特貢獻。
文化，特別是商業文化，是經濟的反映，而經濟是文化的基礎。什麽樣的經濟會產生什麽樣的文化，文化也反過來作用於經濟，健康的文化對經濟起促進作用，落後的文化則對經濟起阻礙作用。儒商精神從它誕生和日益明確起，就對規範商業行為起著積極作用，這說明在我們這個古老的國度，雖然我們的商業文明沒有達到西方那樣壹種發達程度，但我們的商業文化精神卻絲毫不落後於西方那些發達國家。如今，進入了商品經濟時代，要使我們的經濟健康有序地發展，必須提倡儒商精神，必須提倡進步的商德，否則，我們的經濟不可能得到健康有序、持續穩定的發展。
純粹的儒商不是簡單的商人加文人，與時下取得了壹些商業利潤就以學問作裝點門面的媚俗行為更是毫不相幹。儒商關鍵不在於學問有多高深，學養有多深厚，而在於對儒家倫理道德實踐程度。有些商人盡管文化程度不是很高，但他在本質上卻有向善之念，對儒商思想有壹種如佛家所言的天然的慧根，在商業行為中自然地堅持不苛取、堅持取之有道、善於處理好公眾利益和個人利益的關系，不以獲利為唯壹目的和終極目的，也完全可以稱之為儒商，而且是有君子儒風采的儒商。
商業行為從來都具有兩面性，壹則促進了商品的流通，激發了商品生產，帶來了社會繁榮。但另壹方面，商人的趨利又有不擇手段、唯利是圖的自發傾向。儒商精神既能糾商人唯利是圖之偏，這就使得這種精神在整個商品社會都會起到歷久彌新的重要作用。榮氏企業的創辦人之壹的榮德生曾說：古之聖賢，其言行不外《大學》之明德，《中庸》之明誠，整心修身，終至國治而天下平。吾輩辦事業，亦猶是也，必先正心誠意，實事求是，庶幾有成。若壹味唯利是圖，小人在位，亦則雖有王明陽，亦何補哉？從這段話中，我們不難看出儒商的壹些追求，首先，榮德生先生作為壹代儒商，他有這樣壹種意識：做壹名好的商人，同時要做壹名有道德的高尚的人，兩者必須統壹於商業行為之中，否則就會壹味唯利是圖，只能是小人在位。其次，既要做壹名好的商人，又要做壹名高尚的人，實現的途徑是向古之聖賢和儒家思想汲取營養，要明德、明誠，整心修身，實事求是，而不能見利忘義，這樣，吾輩辦事業才庶幾有成。這正如明代大思想家王明陽在《大學問》中所指出的：商賈雖終日作買賣，不害其為聖賢，其歸要在有益於生人之道，只要他們在商業行為中能致良知，能恪守儒家教義就行。
儒家精神還有哪些內涵？我們可以通過中國歷史上被奉為儒商的代表人物的行狀進行了解。超越個人功利的儒商代表有春秋時的範蠡和計然，戰國時的弦高；以卓越的文化水平提升了經營之道的有白圭，他的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作為經商之道可謂是深得市場要領；把經商致富作為壹種致太平的途徑的有清初思想家唐甄，他在《潛書·考功》中說：為治者不以富民為，而欲幸致太平，是適燕而欲馬首指南者也。他們都是經商從商而不以壹己之利，而是從商但以富民強國、安定社會為己任，都是在經商的過程中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儒商精神有益於世用。壹般商人都非經濟方面的理論家，他們在從商方面的宗旨和理念，都是建立在某種文化底蘊基礎上的意識和潛意識的產物，儒家思想有益於世用，在於它既崇高又平凡，尋常商人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去實踐，這樣壹種優秀的本土文化能為我們的商人提倡精神源泉。有壹位深黯儒商精神的銀行家曾說：古人日常道德之訓，永遠是真。蓋道德非他，乃維持團體合作的必要條件。忠，誠，廉，讓四字，余覺其特與商業團體有關。如今，伴隨著社會轉型，我們遇到的是嚴重的道德危機，進而引發大規模的商業危機。商業領域欺詐之風日盛，極端功利主義和極端利己主義盛行，前幾年的清理三角債幾成運動，信用缺失如今成為壹種很嚴重的社會問題；打假更是壹本難念的經，在商業行為中，損人利己，坑蒙拐騙，敲詐勒索現象嚴重，這些，都反映的是壹種從商者的素質。我們的經濟秩序，道德秩序都有壹個面臨重建的問題。當然，加強法制建設，是使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壹個重要方面，但也應該兩個文明壹起抓，要努力提升商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利用本土文化，發掘儒商精神，並把它作為壹種現代精神來提倡和弘揚，不失是壹條有效的途徑。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說：世紀之交，我們的地球上貧富懸殊越來越烈，有錢又有權的人如果沒有文化擔當，沒有壹種為人類進步的責任感，地球就不會有和平與發?quot；。可以說，在商人中提倡儒家精神是使商人逐步有文化擔當的偉大事業，是提壹種進步的商德的客觀要求。我們強調儒商精神的現代價值，強調要通過對儒商精神的弘揚，來為現實的經濟發展服務，其目的和意義正在於此。
儒商精神將成為全球華商的壹面旗幟。儒家文化是影響了中國2500多年的本土文明，儒商精神也是根植於本土的優秀商業文化。儒家思想深刻的影響著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全球華商有同壹種文化思想背景，那就是儒商文化和儒家精神。社會實踐業已證明，儒家文化已經推動了亞洲四小龍的經濟騰飛，也使得世界華商在全球經濟格局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我們有理由相信，儒商精神作為壹種進步商德，在商戰重於兵戰的今天，將對經濟秩序的穩定，經濟繁榮和發展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