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4月，他找到了兩個合夥人，壹個是同鄉沈九成，在上海高裕興蠟燭店當學徒，另壹個是陳的親戚沈啟湧，當時也在“乾新祥煙紙店”工作。3個人傾其所有，集資450元，在四川北路橫浜橋南堍士慶路鼎興裏租借5間小屋，購來10臺手搖燭芯車，開始制造洋燭燭芯。小作取名“三友實業社”，內涵3友合作，實業救國之意。產品商標定為“金星”牌。
開廠壹年後,沈啟湧跳槽,拆股分手,不久陳萬運的同鄉陳律甫入股2100元,其時資本增加至2400元，並在廠名上加註“美記”二字。產品出來了，要打入日商壟斷的燭芯市場，又成了難題。為了打開局面，陳萬運和沈萬成自己走街頭，在日商洋燭行附近，擺攤點燃自制的蠟燭。行人紛紛圍觀，看到蠟燭不淌油、不彎頭、不中途熄滅，確實不比洋燭遜色。這壹街頭活廣告使“金星”牌燭芯名聲大振，“三友”的燭芯以價廉質優的優勢迅速打開市場。 陳萬運還聘請漫畫家葉淺予等為三友實業社廣告科繪畫宣傳；著名的漫畫“三毛流浪記”的作者張樂平那時也在三友實業社廣告部當繪圖員。
三友實業社由於經營管理得法，企業發展很快，三友的產品之多、營業之盛，在當時實業界中是屈指可數的。隨著“三角”牌毛巾市場占有率的不斷提高，三友社的利潤也水漲船高，職工的收入水平遠高於其他工商企業。陳萬運還在廠裏設立圖書館、俱樂部、醫療室等設施，處處為工人福利著想，因此三友社的工人們以社為家，凝聚力極強。不久，三友實業社又盤買了杭州通益眾紗廠和鼎新織布廠，改為三友社杭州分廠。 九·壹八事變後，三友社生產總廠的工人們抗日熱情高漲，成立了抗日救國會，組織了三友抗日義勇軍，多達400余人參加，陳萬運親任大隊長，隊員自費做了軍裝，天天在上班前操練。抗日義勇軍還在廠門口高墻上貼了壹幅巨型宣傳畫，標題是“定要收復東北三省”，畫的是壹個義勇軍戰士，拿著長槍對準日本兵。西鄰日商東華毛巾廠駐有日本海軍陸戰隊，設有瞭望臺，每天都能看到三友社毛巾廠的行動，恨得牙癢癢，視為眼中釘。
1932 年 1 月 18 日下午，天崎啟升等五人以舉行“寒中修行“為幌子， 在馬玉山路（今雙陽路）三友實業社毛巾廠門前敲鼓擊鐘，還向廠內投擲石 塊。其鬼鬼祟祟的行跡遂引起廠內義勇軍註意，義勇軍成員立即跟蹤其後。天崎啟升等人見工人們尾隨而來，便向馬玉山路租界方向逃竄，逃到趙家宅附近時，遭到工人的攔截盤查。此時，由田中隆吉和川島芳子事先收買和雇傭的那批打手，化裝成工人模樣混入義勇軍之中，對天崎啟升等人用石塊猛 砸猛打。最後造成日僧壹死二傷。打手們見日僧或死傷或逃逸，便壹哄而散，將責任嫁禍於工廠工人身上。這便是轟動壹時的“日僧事件”。
這壹事件完全是日本侵略軍蓄意制造的。正如戰後田中隆吉的自供狀所言，他知道三友實業社是“非常***產主義的、排日的，是排日的根據地”，於是就讓和他很“親近的女子”川島芳子，去“巧妙地利用這個公司的名義 來殺死日蓮宗的化緣和尚”。最後由於日僧壹死二傷，於是他便認為“這時候的確可以搞出點名堂來”了，隨後他命令剛來上海的日本憲兵大尉重藤千春指揮襲擊三友實業社。因為田中隆吉深信，“這樣壹來，日華之間必然引 起沖突”。
重藤千春果然“不負重望”，1 月 20 日淩晨 2 時許，他帶領日本浪人團 體“日本青年同誌會”成員 60 余人，在日本駐滬海軍陸戰隊隊員的掩護下， 借著沈沈暮色偷襲三友實業社總廠。只見他們潛入廠房所在地，硫磺彈、浸油的紙團和手榴彈便飛入了廠房中，廠內頓時火光沖天，縱火焚毀廠房6間和棉紗數百包，損壞織布機24臺。在 放火焚廠之際，重藤千春及其同夥還打死前來彈壓的工部局華捕 1 人，打傷2 人。
真所謂“惡人先告狀”，就在當天下午，上海日僑在日本軍方的鼓動下 舉行千人大會，聲稱現在中國的抗日“暴行”已達極點，日本應立即派軍“以 期滅絕抗日運動”。會後，600 余日僑手持棍棒舉行遊行示威，沿途高呼“殺盡中國人”，還用棍棒猛擊中國商店的櫥窗玻璃，撕毀抗日標語，強阻電車行駛，毆打值勤巡捕。壹時間，上述地段鬼哭狼嚎壹場混亂。日本駐華使領機關秉承日本政府的旨意，同時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1月 19 日，日本駐滬總領事向上海市府抗議日本和尚被殺，要求緝拿兇手。21 日，他又向上海市府再度提出所謂的“抗議”，毫無根據地咬定殺死日僧的兇手是三友實業社工人，還進壹步提出正式道歉等項要求。1月28日晚11時30分，日軍發動了戰爭，第二天即占領了三友實業社。“日僧事件”和“三友實業社被焚事件”就這樣成為“壹·二八”事件爆發的直接導火線。
事實證明，“壹·二八”事變決非幾個日本特務分子所能制造出來的， 它完全是日本軍政當局既定的侵華政策的產物，所謂“日僧事件”、“三友實業社被焚事件”不過是日本侵略者用以發動蓄謀已久的戰爭的導火線而已。不久淞滬抗戰爆發，三友總廠被日軍炮火炸毀，設備破壞殆盡，損失慘重，損失極為慘重。1932年6月被迫停產。1934年，沈九成離開了《三友實業社》，去辦了“生生牧場”，改做牛奶生意。 民國26年抗日戰爭爆發，杭州淪陷，工廠被日軍占領，日方要陳萬運出任杭州維持會長，他拒不接受，躲進郊外楊梅嶺山洞後潛行返滬。1938年日方又派人專程來滬，向三友實業社提出“***存***榮”的合作條件，撤出軍營，合資經營，他斷然拒絕，上海的《申報》、《新聞報》、《文匯報》、《中美日報》、《大美晚報》、《大晚報》、《新聞夜報》等，在12月9～10日爭相刊登他的愛國行為，表彰他的浩然正氣。
陳萬運為了維持《三友實業社》職工生活，在租界制銷國藥，並代他廠銷售棉織品。民國30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占租界，實行經濟統制，他閑居在家。1945年抗戰勝利後，三友實業社恢復生產，由於三角牌毛巾是愛國抗日的品牌，質量又好，很快，三角牌毛巾又暢銷全國，享譽東南亞！
1950年8月，愛國實業家陳萬運在上海新昌路金椿裏職工宿舍走完了他坎坷的壹生，終年66歲。 1954年三友實業社實行公私合營，並改名為上海三友實業社制造廠，1962年改為生產毛巾專業廠，1966年改名上海毛巾十廠，1979年又恢復上海三友實業社毛巾廠，至今壹直生產制造毛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