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是壹種意識形態或哲學，是以自由為主要政治價值的壹系列思想流派的集合。自由主義者追求保護個人自由發展的社會制度；主張以法律限制政府使用權力，保障自由貿易，發展市場經濟；強調公開透明的政治制度和保護少數民族權利。早期的自由主義者反對神權、世襲制、貴族制、國教制等封建制度。他們的基本人權是生命權、自由權和財產權。然而，正如美國歷史學家埃裏克·豐納(Eric Fonner)所指出的，自由主義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麽簡單，或者說很難用抽象的政治概念來定義。這不是壹個永久不變的想法。相反，它是壹種復雜的、不斷發展的思想，它的發展歷史還沒有結束。就連自由主義本身的定義也充滿了爭議和分歧，其內涵也因地而異。因此，自由主義作為西方政治哲學的核心概念，應該用歷史的、辯證的方法來分析。本文試圖用歷史與理論相結合的方法來探討托馬斯·傑斐遜的自由主義，以期以小見大，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二、傑斐遜自由主義思想的特點
作為18世紀美國自由主義的傑出代表，托馬斯·傑斐遜的自由主義思想來源於英法的啟蒙思想，尤其是約翰·洛克的自由主義思想，這是毋庸置疑的。此外，傑斐遜在少年和青年時期的第壹批讀物是古典作品，他多次表示閱讀古典作品是他最大的興趣，這種興趣在晚年仍然非常強烈。古希臘羅馬思想家在精神文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們對個人道德修養的重視，對美的熱愛，對思想自由的重視，對知識的熱愛和追求，對人的尊嚴的重視(當然是在自由人的範圍內)，都對傑斐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蘇格拉底追求真理的精神，賀拉斯充滿生活藝術的田園詩，塔西佗的政治智慧，都給了傑弗遜靈感，甚至傑弗遜的寫作風格也深受古典作品的影響。因此，傑斐遜不僅接受了17和18世紀英法先進思想的洗禮，還從古典文化中汲取營養，博采眾長，海納百川。這不僅讓他在壹群保守派面前脫穎而出，也讓他在自由派同伴(如詹姆斯·麥迪遜)中脫穎而出。這體現在他起草的《獨立宣言》的內容和風格上。
《獨立宣言》明確揭示了自然人權和人民主權等自由主義原則。他寫道:
我們認為以下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與生俱來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護這些權利，在人民中建立政府，政府的合法權力是從被統治者的同意中獲得的；如果任何形式的政府損害這壹目的，人民有權改變或廢除它，並建立壹個新的政府...[1]
這篇文章以其獨特的風格和措辭，在以下三個方面體現了傑斐遜的自由主義。
首先，它體現了傑斐遜自由主義中的平等精神。近代以來，自由主義思想家似乎並沒有刻意強調平等原則。甚至從托克維爾開始，自由主義思想家就在談論平等的危害，平等與自由的矛盾。以至於學術界有壹句俗語:“自由主義是關於自由的理論，社會主義是關於平等的理論。”[2]古典自由主義者強調法律上和形式上的平等是唯壹可以接受的平等，反對政府以任何方式實現社會平等和人類物質平等。這是因為他們認為人與人之間的自然稟賦不同，如果給每個人自由發展的機會，人與人之間的實際成就就會不同。這樣，權利平等和實際平等之間就會出現悖論:如果每個人都被平等對待，都被賦予平等的機會和權利，那麽實際情況就會不平等；而如果追求實際情況的平等，唯壹能走的路就是賦予人不同的權利，以不同的方式對待人。在這壹點上，傑斐遜與當時大多數美國知識精英意見相左，甚至與他的親密政治夥伴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也是如此。麥迪遜認為，人的能力是不平等的，所以人憑借自身能力獲得的財產也應該是不平等的，政府也應該保護因能力不平等而導致的財產不平等。傑斐遜反駁了麥迪遜的觀點，提出了人類自然需要平等的理論。他在給杜邦·德·內莫爾的信中指出，雖然大自然賦予個人的能力是不平等的，但人的個人需求是平等的，能力的不平等所導致的財產上的不平等是違背正義和道德的。傑斐遜當然反對平均主義，但他主張社會有責任將個人能力不平等導致財產不平等的原則與個人自然需求平等的原則進行妥協和調和。所以在《政府論》中用“追求幸福的權利”代替洛克的“財產權”，並不是傑斐遜在洛克《政府論》原文中的錯誤，而是因為傑斐遜認為追求幸福是每個人的天性，而不是有產者的特權。傑斐遜在給麥迪遜的信中指出，專利權和著作權的有效期最多不超過19年。對此，美國著名作家、普利策獎獲得者加裏·威爾斯(Garry Wills)在《發明美國》(Inventing America)中指出:“傑斐遜深受蘇格蘭思想家哈奇森的歷史主義影響，與洛克不同，他不認為財產權是前社會和前政治的‘自然權利’。”[3]威爾斯還發現，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寫給《人權宣言》起草者的壹封信中，傑斐遜建議將“財產權”從“不可轉讓的權利”清單中剔除。在傑斐遜生活的時代，經濟自由主義風靡歐美，其理論基礎是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經濟自由主義的核心是契約自由、貿易自由和經營自由，論證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永恒性”和“合理性”。英國保守黨人埃德蒙·伯克和美國聯邦黨人亞歷山大·漢密爾頓都以此為準則。毫無疑問，財產權是這個經濟體系的基石，所以洛克強調它是維護17世紀後期興起的英國資產階級利益的自然權利。在這方面，傑斐遜反其道而行之。他把追求幸福的權利視為壹種自然權利，把財產權排除在自然權利之外。這說明他捍衛的不是中產階級的財產權，而是包括沒有財產的窮人在內的所有人追求幸福的權利。這突破了洛克自然權利理論的局限性，將人民的要求和願望反映到自然權利理論中，從而賦予自然權利理論以濃厚的民主色彩，並對其進行了創造性的發展。正如帕靈頓所認為的，這意味著傑斐遜“完全脫離了洛克留給英國中產階級的輝格黨財產理論”[4]。在傑斐遜看來，私有財產的目的是為每個人提供基本的經濟保障，使每個人都能夠獨立、平等地參與公共事務，而不依附於他人。換句話說，它是為壹個平等參與的秩序良好的社會而建立的。在傑弗遜看來，如果把財產權提高到自然權利的地位，就會助長大財產所有者的傲慢，使他們利用這壹理論為自己的篡奪和牟取暴利辯護。例如，漢密爾頓的政治哲學是增強富人利益和國家利益之間的壹致性。傑斐遜認為，在壹個自由的國家，雖然人們可以享有充分的自由，但個人自由的無限擴張必然導致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最終會出現貧富懸殊。壹方面是富人富，壹方面是窮人窮。他深深感到，如果事情發展到這種地步，所謂的民主也就失去了意義。有鑒於此，傑斐遜認為，壹個民主共和國必須以其經濟基礎支撐民主。所以他把“財產權”換成了“追求幸福的權利”，說明他最關心的是廣大人民的幸福，而不是富人的財產。傑斐遜在65438-2008年90年代與漢密爾頓財政政策的堅決鬥爭，是為了打擊大投機商和銀行家對人民的掠奪。因此，伯納德·馬堯正確地指出，傑弗遜“試圖”調和自由個人主義原則與社會平等原則。倫納德·利維(Leonard Levy)也發表了類似的評論，他寫道:“其他人將自由和平等對立起來，仿佛兩者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對傑斐遜來說，自由和平等是相輔相成的。”[5]這也構成了傑斐遜與古典保守自由派的最大區別。
其次，《獨立宣言》中的這段話體現了傑斐遜自由主義中人文主義的精髓。在人生觀問題上，傑斐遜接受了伊壁鳩魯的學說，承認自己是“壹個伊壁鳩魯主義者”。伊壁鳩魯認為“幸福是人生的目的”，但他心目中的幸福不是“吃喝玩樂”或放縱，而是沒有身體上的疾病，沒有精神上的困擾。他認為只有身體健康和內心平靜——“至善”才是幸福。傑斐遜時代，資本主義方興未艾，拜金主義盛行，“理性經濟人”的觀念被推崇和濫用，導致社會政治生活庸俗化、保守化。壹句話，人被重視了，世界本該有的崇高意義也就喪失了。傑斐遜用“追求幸福的權利”而不是“財產權”，是因為財產畢竟是物，追求幸福的權利是大家共有的，涉及到人。傑斐遜在自然權利問題上重視“人”，輕視“物”，充分體現了他的人文精神。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傑斐遜看到了其在資本主義初期的嚴重弊端:金錢支配人，人失去了獨立存在的價值。在傑斐遜的心目中，人高於壹切，人是目的，其他壹切，包括財產和政府，都只是為人服務的手段。此外，還有不同程度的快樂。對於人類來說，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幸福。傑斐遜反對物質主義和物質享受至上。他所珍視的是高貴典雅的精神享受:對自然的陶冶，對藝術的欣賞，與誌趣相投的朋友壹起閑逛，安靜地讀書，享受家庭團聚，等等。他特別指出，家庭成員之間的互愛和體貼是最大的幸福。他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我是)我在家人的懷抱和家人的幸福中，在與鄰居的交流中，在書籍中，在我的農田和家人的健康活動中，在每壹個花蕾綻放帶來的樂趣和歡樂中，在我吹過的每壹縷微風中，在完全自由的休息或活動中，在完全取決於我自己的時間和行動的思考或休息中，尋求幸福。[6]
傑斐遜的幸福觀不僅讓當時的人們，也讓後來的激進自由主義者(如功利主義的代表人物邊沁)望塵莫及。
第三，它還體現了傑斐遜尊重、同情和重視人民的思想。自由和民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由主義和民主也是。力的管轄，從而為個人提供更大的空間；民主強調由群眾或大多數群眾控制甚至行使政府權力。前者涉及政府職權範圍，後者涉及誰來行使政府權力的問題。傑斐遜不僅是壹個熱情的自由主義者，也是壹個堅定的人民主權者。在他看來，人民對其政府機關的控制是衡量壹個政府是否是* * *體制的標準。這與被稱為“美國憲法之父”的麥迪遜的觀點明顯不同。麥迪遜認為，壹個政府只要在形式上是多數人直接或間接選舉出來的，就是* * *政府。傑斐遜在對民主精神實質的把握上更接近盧梭，但在實現民主的手段上，他接受了孟德斯鳩的思想，主張分權。他強調代表人民利益的議會的最高權威，並在總統任期內長期與最高法院的保守傾向作鬥爭。傑斐遜的民主思想尤其體現在他對人民革命權利的堅持上。洛克等思想家也討論過人民革命的權利。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為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做了政治動員和理論準備。然而，在資產階級統治確立後，許多資產階級思想家悄悄地收起了這面旗幟，轉而強調穩定、秩序、法律和公民對新政府的服從。此時，他們心中神聖的“權利”，其實只是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自由致富的權利。但難能可貴的是，傑斐遜始終高舉人民革命右派的旗幟，他熱情贊揚法國大革命。在聯邦黨人反對謝思起義的喊叫聲和咒罵聲中，他公開對起義軍表示同情，他寫道:“讓他們拿起武器！壹兩個世紀失去幾條命有什麽關系？自由之樹必須永遠用愛國者和暴君的鮮血澆灌。它是自由之樹的天然肥料。”[6] "...我希望每隔二十年就有壹次這樣的暴動。”[7]他認為這樣可以使統治者有所顧忌，不敢作惡，不敢繼續侵犯人民的自由。人民的廣泛民主權利和資產階級的自由觀念之間是有矛盾的。古典自由主義者在反抗君權、神權和封建貴族制度方面確實不遺余力，但他們爭取的更多的是新興資產階級參政的權利，他們把民主視為自由的敵人。即使在19世紀中葉，自由與民主的矛盾也成為托克維爾《論美國民主》的中心話題。托克維爾認為大眾中存在壹種危險的文化傾向，這種傾向直接威脅到個人自由。是他發明了“多數人的暴政”這個詞，被後來的保守自由派銘記。與約翰·密爾幾乎同時代的法國小說家福樓拜也非常懼怕人民。他甚至說:“將來剝奪個人自由的不是專制君主，而是人民。”[8]通過比較，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傑斐遜自由主義的偉大和超越性。
三。結論
古人雲:“山起，景止。雖不能達，心向往之。”傑斐遜不僅是美國歷史上，而且是世界歷史上傑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深刻的民主思想是屬於全人類的寶貴精神遺產。他偉大的人格魅力壹直對後人有著巨大的啟發。他的人文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想將對當今金錢至上、物欲橫流的世界，以及為了意識形態需要而故意將自由主義過於簡單化的新保守主義思潮產生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