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在晚唐不僅以詩名聞世，其文名更盛，如《新唐書·李商隱傳》言：“商隱初為文瑰邁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學，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溫庭筠、段成式俱用是相誇，號三十六體。”然而，入宋之後，古文地位上升，駢文不為人重。樊南文集遠不及義山之詩流行，也沒有像詩集那樣轉換成印本，所以未能完整地保留下來。李商隱自敘有文集《樊南甲集》《樊南乙集》兩部，各二十卷八百三十二篇，南宋晁公武《郡齋讀書誌》著錄為“《樊南甲乙集》四十卷”，至元人編《宋史·藝文誌》時，僅著錄為《文集》八卷、《別集》二十卷、《雜稿》壹卷，缺失已過三分之壹，但連這些也未流傳下來，清初朱鶴齡、徐炯等又從《文苑英華》《唐文粹》中重新輯錄成集，初得壹百五十篇，後《全唐文》編成，錢振倫又從中輯錄入集，增至二百三篇。現經今人張采田、岑仲勉及劉學鍇、余恕誠師輯錄，才得各體文三百五十二篇，不及原集壹半。李商隱《樊南乙集序》言：“是歲（大中三年）葬牛太尉，天下設祭者百數。他日尹言：‘吾太尉之薨，有杜司勛之誌，與子之奠文，二事為不朽。’”《牛僧儒釋奠文》應是李商隱駢文名作，但此文也未流傳下來。這說明紙抄時代文獻的流傳有其特殊性。清人在輯錄《李商隱文集》中除利用了《文苑英華》《永樂大典》《全唐文》等文獻外，還充分利用了《成都文類》《全蜀藝文誌》這類明人編輯的地方文獻，《劍州重陽亭銘》壹文就是這樣被輯錄入集的。此文是借助石刻才流傳下來的，最早由明人抄錄到地方文獻中。筆者近日訪劍門關縣文物所，得觀原碑與拓文，發現除了傳寫之誤外，現傳原碑拓文也存有若幹問題，從中可發現石刻文本流傳之特點。以下試述之。
壹
《劍州重陽亭銘》壹文不見於《文苑英華》，也不見於前代各類文選與類書，現存於李商隱文集中的此文是清人徐炯從明人楊慎《全蜀藝文誌》中輯出的，故《全蜀藝文誌》卷四十四所收此文應是其最早出處，現移錄如下：
劍州重陽亭銘並序
李商隠
陪臣未嘗屢睹天子宮闕，矧得舞殿陛下耶，然下國伏地讀甲乙丙丁詔書，亦有以識天子理意，尺度堯舜，不差毫撮，於絕遠人意猶在，不然者安得用江陵令，使上水六千裏，挽大小虎牙、灩滪、黃牛險，以治普安（郡耶）。令既為侯，講天子意，三年大理，田訟斷休，市賈平，獄戶屈膝，落民不識胥吏，四方濱頗來，系馬縻牛，（闕）樹膚不生，乃大鏟險道，鯤石見土，其平可容《考工》車四軌，建為南北亭，以經勞餞，又亭東山，號曰重陽，以醉風日，南北經貫，若出平郡，無有噫（闕）。三年，民恐即去，遮觀（闕）請留（闕像）東山，實在亭下。侯蔣氏名侑。文曰：
仁之為道，隆磊英傑（崛）。天簡其勞，羨以事物。為君之（闕願），（惟）蔣是（闕顧）。撮取不窮，如武有庫。去十遇
蔣之有世，以仁為歸（職）。伯氏之宜，仲氏之思（息）。厥弟承之，純而不紕，以令為侯，天子之德（直）。入二十四職
汝侯為理，劍有盈昃。君南臣北，父坐子伏（側）。飲牛漚菅，田訟以直。市正獄清，謁歸告休。入二十四職、二十五德
朝雨滂滂，濕其峭頭（颙）。民樂以康，願有顯庸。侯作南亭，北亭是（闕崇）。至於東山，乃三其功。上平壹東
推險為夷，大石是扛（矼掊）。亦既三年，民乞走留。伯氏南梁，重弓二矛。古有魯衛，惟我之曹。下平十八尤、豪
惟仁之歸，有世在下。其攄其超，尾鬛馬馬。惟蔣之融，由唐龐蝦。惟是亭銘，得其粗且。上平三十五馬（《全蜀藝文誌》卷四十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之內為筆者所加說明）
唐大中八年九月壹日大學博士河內李商隠撰
《全唐文》卷七七九、徐樹谷《李義山文集箋註》、馮浩《樊南文集詳註》皆據此錄入，馮浩還據楊慎在《全蜀藝文誌》中其他文中補字做法，對本文提出了懷疑：“今所登者，缺字尚少，詞義略見古趣，使果出義山乎？義山自稱，或曰玉溪，或曰樊南，其郡望則隴西，故他人稱之曰成紀。此書‘河內’，雖合史傳，而準之文翰，則可疑也。徐刊本作‘河南’，豈別有據？抑流傳之訛也。鄭樵《通誌·金石略》亦載之，但作‘大和八年劍州’，不言何人文，何人書，則更可疑矣。余頗疑碑文久漫漶，而楊用修為補全之，恐未可篤信也。又按：余疑用修為補全者，更有可旁證也。《全蜀藝文誌》，用修所最矜喜者，得漢《太守樊敏碑》於蘆山，漢《孝廉柳莊敏碑》於黔江也。序言二碑皆無銷訛，刻尤古剞，實則《柳碑》僅存其名，而未能追補矣。孝廉諱‘敏’，何為加‘莊’字哉？《巴郡太守樊君碑》，趙氏《金石錄》雲首尾完好，摘載其大略。至明弘治中，李壹本磨洗出之，不可讀者過半國。《通誌·金石略》亦列之，而註曰‘未詳’，用修何以竟得壹字無損之原刻哉？洪氏《隸釋》，《孝廉柳敏碑》有闕字，而文本不多，碑在蜀中，《巴郡太守樊敏碑》頗全，惟後***闕七字，碑在藜州，用修據此而補全之，則亦易矣。其所錄字句，有與趙氏、洪氏異者，不備列。而顧亭林於《樊碑》雲：‘重刻本，字甚拙惡。’但未及考其何時所刻也。……統為核之，用修所雲，何可盡信哉！”
應該說本文的真實性是沒有疑問，劉、余二師已有辯，但馮氏所說的問題是存在的，就文本而言，劉、余師《李商隱文編年校註》整理最善，其采用《全唐文》《全蜀藝文誌》等進行了校對，然仍有若幹處闕文及費解處。四川大學出版社1990年出版高文、高成剛編《四川歷代碑刻》第125頁公布了拓片，並附有根據碑版所作的釋文，與楊慎之錄文相比，現拓文與《全蜀藝文誌》已有不同，楊慎所錄當據更早的拓文。但是，兩者都存有疑點：
壹是其中有唐代避諱字“民”“世”，在拓片中“民”字為變體俗，勉強可視為避諱，而“世”字兩次出現，都是原字，應非出自唐人之筆。
二是銘文為押韻文，現存文本，多處未能合韻，如“傑”與“物”，“歸”與“思”等，這些情況，不僅楊慎錄文中存在，拓片中亦存，這表明兩者皆非李義山文之舊狀。
三是對照拓文與楊慎錄文看，兩者亦有不同，如，“遮觀（闕）請”，闕文處有人補“察使道”，三字，拓文於原闕處有“道路”二字，“留（）東山”，拓文於闕處有“像”字，這些闕字的重新出現應是在楊氏錄文之後的事。
筆者親見銘文碑石，碑體由當地紅砂巖制成，表面磨光，表皮都已脫落，多數刻字筆劃糟近乎磨平，有些字有明顯重新加刻之痕，還有後人用細筆小字寫的題記。碑石左下方，有兩則題記：其壹“唐李義山作《重陽亭銘》碑，歷時六百余年，埋沒野土久矣，正德十三年春，予即地得，碑文已剝落十余，命匠修刻重立焉劍守”。豎排4行，字大2厘米，楷書陰刻，較淺，“劍守”即下文提及的知州李璧；其二“道光甲辰秋，津門李精三、郭靜川重建斯亭識”[黃邦紅《劍州重陽亭與〈劍州重陽亭銘〉碑》（《四川文物》1988年第6期）已著錄了這壹信息]。這些表明現傳文本與拓本皆非唐人之舊物，但其拓文行格、空格方式或存唐人之舊狀。
二
石本與傳本有異，以常理當信石本，然而細察石刻原物，會發現石刻已非原物，字形、字體、行格不壹，明顯有後人改補的痕跡，查檢相關資料發現，石碑與藏於地下的墓誌不同，本身並不是壹成不變的，它曾隨重陽亭的重建幾經修刻。
李商隱之後，這篇銘文最早為宋人吳師孟關註，吳氏《劍州重陽亭記》壹文記其事，曰：
治平二年夏四月二十有五日，師孟從蜀帥南陽公次劍州，是日會於東園之見溪亭，公未至郡，將揖賓，憑欄而語：見東山壹峰，特竦千仞，眾小山迤邐卑附，如奔走如侍從，茂林蒼崖，煙靄蒙密，有壹亭焉，冠於山側，碧瓦鱗差，朱欄霞明，長溪清潯，流影不去。貳車太博扶風馬君淵仰而指其曰：予與太守張侯頌他日於是得異處焉，乃唐刺史蔣侑所建重陽亭，商隱序而銘之者也。亭圮以來不知幾許年，予嘗登訪其址，西首俯瞰壹郡之境，矗矗高下，叢於目前，捫其碑辭尚可省讀。會前官伐木，將以構予廨舍之後堂，予得即其材而新是亭，當以歲月識其興廢，敢屬以記。師孟退而考義山之銘，乃宣宗大中八年所纂，大中距今二百壹十有二年矣，其間豈無好事之人，壹出口以憐其亭之廢乎，將雖有好事之意，而但以治郡惟簿領是先，當途惟勞餞是經，遑恤是耶？噫，融結以來，茲溪山者實此州之勝，至蔣侯方建是亭，寂寥榛蕪，逾二百余載，暨扶風君乃與張侯力起其廢，是知溪山景物無情於人者也。含清蘊秀如有道之士，充然內足，安其所守，無待於外，何嘗欲人之愛耶？古今之人或愛或否，亭之興廢有時，而溪山之景自若也。烏能有毫發之損益於其清且秀邪？自古至唐，自唐迄今，僅偶得二真賞耳。自今以往庸詎知人之愛否，亭之興廢更幾許年而復，值其人歟。是歲六月晦日，朝奉郎尚書職方員外通判閬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吳師孟撰。（楊慎《全蜀藝文誌》卷三十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吳師孟，成都人，慶歷（1041—1048）中進士及第博學善修，書文名甚著，官至通議大夫，子縝初登第，即求與修唐書，歐陽永叔以其年少拒之，及書成，縝乃作《唐書糾繆》。本文作於宋英宗治平二年（1064）六月，即他所言在李商隱寫此文之後的“二百壹十二年”。此“蜀帥南陽公”可能是指趙抃，趙抃二次任職蜀中，治平二年是其第二次，其《清獻集》卷壹《留題劍門東園》記錄他曾過往劍州所遇之事：
劍州古要害，重門搤開闔。堤防兩川地，喉吭此呀呷。在昔禦狂寇，如朽施巨拉。時平付良守，壹與公論合。政成治東圃，於焉解賓榻。予方錦官去，邀我置壺榼。縱步車馬休，舉目蒼翠匝。攄懷談笑喧，傾車潺湲雜。不春亦芳菲，匪風自蕭颯。主賓飲興豪，量海川酒納。貳車臺中舊，題詩謂予盍。默默極佳處，茲俗何以答。
劍州在由秦中入蜀的道途中間，接待過往官員自來就是其地項重要事務。建東園、重修重陽亭都是緣於此事。文中所雲“是日會於東園之見溪亭”之東園應與詩中所提東園是壹處。在此前地方官馬淵、張頌有重建重陽亭之事，請他作文記其事，吳師孟指出東山自唐以來就是名勝，而到了李商隱作文、蔣氏置亭才有了名氣。重建之時，“亭圮以來不知幾許年……捫其碑辭尚可省讀”，其時碑文僅能辨識，吳文中“勞餞是經”壹語似直取自李商隱銘文。
吳師孟之後，再提及此文者，應是北宋末趙明誠（1081—1129），其於《金石錄》中正式著錄了本書，《金石錄》卷十有曰：“第壹千八百九十七《唐重陽亭銘》，李商隱撰，正書，無姓名，大中八年九月。”之後，鄭樵（1104—1162）《通誌》卷七十三又著錄曰：“《重陽亭銘》，太和八年，劍州。”估計是轉錄《金石錄》的，後來陳思於《寶刻叢編》中也轉錄《金石錄》中的內容。再後，又有朱長文（1039—1098）《墨池編》卷六記：“《唐劍州重陽亭記》，李商隱撰。”《墨池編》專事書法敘錄，朱氏雖未提及書家，但依其書例，此碑書法也當有可觀之處，其字應非現有拓片之面貌。王象之（1163—1230）《輿地記勝》也有錄，《輿地碑記目》卷四《隆慶府碑記》有雲：“唐李商隱《重陽亭銘》，在郡東山之陽，唐大中八年太守蔣公侑創亭，李商隱作序而銘之，石刻今存焉。”所記頗詳，似是讀過碑文，《輿地紀勝》最後的定稿大約在紹定年間（1228—1233），其時碑銘還存在。再往後則是祝穆《方輿勝覽》卷六十七中曰：“重陽亭在郡東山之陽，唐大中間太守蔣侑創亭，李商隱作亭銘。”祝氏所敘可能是對王象之所錄的轉述。凡此，皆證明《劍州重陽亭銘》壹文在宋壹朝流傳有緒，而且因為作者之名、書法之精名氣愈來愈大，成為陳述當地文物者不可缺少的內容。
但是，宋袁說友（1140—1204）《成都文類》未收此文，本書於慶元五年（1197）袁說友在四川安撫制度使兼知成都軍府事任上編定，編者中有迪功郎新差充利州州學教授楊汝明，即在此碑所存地區，《成都文類》收有李商隱詩文七篇（六首詩壹篇文），卻未收此文，表明此文在當時可能晦沒無聞了。故宋之後很長時間裏，則很少有人提及此碑，直至明年正德十四年（1519）康海（1475—1540）《劍州再建重陽亭記》壹文又提及此文：
予聞劍州山水舊矣，後見李義山《重陽亭銘》言刺史蔣侑治郡三年，事得人從，乃大鏟險道，緄石見土，平可容考工車四軌，建為南北亭，以便勞餞。又亭東山，號曰重陽，以醉風日。則劍州山水亦勝矣。而蔣君在郡能有暇日，以山水自娛，又得名士大夫詠述其事，播美於當時，遺馨於後世，其胸襟意度固亦非凡者矣。正德乙亥，武陵李君來知劍州，逾年政成，百姓鹹若，於是廣教化之道，表廢墜之跡，高城浚池，練兵飭備，陳禮義示軌則，吏就典列，俗無曲議，乃歷覽奧曲，窮索靈秘，得茲亭之址焉。於是與二三士大夫謀曰：夫禮義者世之大閑，而佳勝者地之雋腴，二者不可不示來茲也，予既建兼山書院以示學者，而又表武侯之廟旌死節之人，使庶位有守，後賢克循，其於禮義之事則庶幾矣。佳勝如此，亭湮而罔知者，將數十百年，今幸求得之，得而弗治，非所以闡靈秘發坤珍也。於是滌穢芟草，復斯亭焉。畚鍤始興，即得義山碑於宿莽之下，吳職方記言曰：自古至唐，自唐至今，僅二賞耳，詎知亭之廢興更幾許年而復值其人歟。然職方又詎知今日之有李君也，李君言亭近枕聞溪，遠挹五華，前對漢陽，左秀巖亭臥龍，城郭樓臺俯在懷抱，與職方之記略同，至於長溪清潯流影不去，則吾亦神坐亭上久矣。劍士姜文粹玉潔者，予舊友也，能道李君之事，因以書托予記雲。亭崖畔有石刻古重陽亭四字，大書之，為宋張珖筆，予益躍然，恨不能即從諸君子遊也。自予記之，已不知諸君子遊而樂，樂而詠者將若幹番，尚欲文粹為吾錄寄之，以觀李君之暇日比蔣君何如，當亦更為李君賦之矣。夫關中名區勝壤，不可以計數，安得有賢如李君者，少為表章之以快吾意，更不知予能待而見之否也。李君名璧，字白天，弘治乙卯廣西舉人，詣深履厚，故篤意古道如此，亭成於戊寅之夏，明年正徳十四年（1519）己卯夏六月十又八日庚辰滸西山人武功康海記。（康海《對山集》卷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其敘石銘又在吳師孟之後五百多年，王象之後約三百年，其言“得義山碑於宿莽之下”，康海未見碑石，故未能描述具體之狀，但碑石上的附記已言“碑文已剝落十余，命匠修刻重立焉”，其時碑文已漶漫並有修刻之事了。在此後十多年（約在1526至1529年之間），楊慎（1488—1559）編纂《全蜀藝文誌》，所錄銘文已有了壹些闕文（見上引），但僅有三四字，與李璧所言十余字並不符，由上文括號內所作說明看，存疑有十壹處，恰與李璧所說相符，故楊之所錄是李璧修刻後的結果。
再後，曹學佺（1574—1646）《蜀中廣記》卷二十六中所記與楊氏所錄近似：
漢陽山，州之主山也，武功康海德涵《劍州重陽亭記》所雲“俯枕聞溪，前對漢陽”是矣，《碑目》雲：“劍州石柱文（晉太元十八年刻）、《東園聞泉賦》（唐貞元中蘇洪之刻）、《開元寺重修中和極樂院銘》（大順三年劉崇望記）、《宣詔亭碑》（蜀天成四年四月壹日記）、宋高宗籍田手詔碑，皆治內之琳瑯也。《碑目》：重陽亭，大中八年太守蔣公侑始建，李商隱序而銘之，石刻在郡東山之陽。誌雲：東南壹裏東山，又名鶴鳴山，上有磨崖顏書元結《中興頌》，蔣侑重陽亭在焉，李義山記略：
侯講天子意，三年大理，乃大鏟險道，緄石見土。其平可容考工車四軌，建為南北亭，以便勞餞，又亭東山，號曰重陽，以醉風日，南北經貫，若出平地，無有噫嘻。侯姓蔣氏名侑，銘曰：
仁之為道，隆磊英傑，天簡其勞，羨以事物，惟君之□，□□□□。撮取不窮，有如武庫。
蔣之有世，以仁為歸，伯氏之宜，仲氏之思，厥弟承之，繩而不，以令為侯，天子之德。
汝侯為理，劍有盈昃，君南臣北，父坐子伏，飲牛漚菅，田訟以直，市正獄清，謁歸告休。
朝雨滂滂，濕其帩頭，民樂以康，願有顯庸，侯作南亭，北亭是雙，至於東山，乃三其功。
摧險為夷，大石是矼，亦既三年，民走乞留，伯氏南梁，重弓二矛，古有魯衛，惟我之曹。
惟仁之歸，有世在下，其攄其超，尾馬鬛馬，惟蔣之融，由唐龐嘏。惟是亭銘，得其粗且。
大中八年九月壹日太學博士河內李商隱撰缺
曹學佺萬歷三十七年（1609）至四十壹年（1613）在四川任職，此文當是他在蜀中時依所得拓片或據原石所錄。事情又在楊慎之後近百年了，曹氏所錄與楊氏所錄又有所不同了。如楊錄“為君之（闕），（闕）蔣是（闕）”，闕三字，曹錄則為闕五字，顯然，歷經百年之後，漶漫又加嚴重了。
三
楊氏錄文稍真，但由銘文韻字看，亦有盲從其時拓文處，如那些出韻之字，顯非出自李義山之手，也不應該是由楊氏所改，楊氏不過是依據了某個時期被修刻後的石本。曹氏錄文留闕較多，但也有憑意推斷之文，如其銘文，也有不合韻之處。對照拓文可見出，凡是不合韻處，或是漶漫不清，或所書之字形與他文不合，顯為後人重書再刻。為便於閱讀，對這些闕文，應采取壹種更合理的方式進行補闕，可利用的因素有拓文的行格、銘文的四字格式、韻腳等。據此，筆者將相關闕字暫作改補，內容見上引楊氏錄文的括號小字。具體理由如下：
1. “以治普安郡耶”，拓片“治”上字跡模糊，“治”下“普安”二字略小，似後補刻。案文意，可能是據原文補入。“郡耶”二字，在拓片上“郡”字尚存痕跡，“耶”字是多出小字，且更似“明”字，可與下字連，成“明令既為侯”壹語。然由行格看，此字明顯是多出後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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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至）樹膚不生”，拓片上，“至”字不居中，屬後補，然與文意相合，這是在楊錄之後被人補刻上去的。
3. 楊錄為“以經勞餞”，然拓片上唯“勞”字存原狀，“以”字不清晰，又似“進”字，“經”“餞”兩字略小，似後補。拓文此處漶漫，“勞”與“餞”之間，似還有字，依字形推斷，是較小的“去”字。吳師孟記曰“惟勞餞是經”，應是化用李商隱的句子，據此訓為“惟經勞去餞”，似亦通，首字訓“惟”，下端可視為劃痕。
4. 楊錄為“無有噫（闕）”，而在其後壹百年的曹氏卻錄為“無有噫嘻”，補闕為“嘻”字，所據當是楊氏之後補刻文字，此處石質松散，再刻字，現已不顯。現已無法知道所補“嘻”有無文本依據了。
5. “何過”，在拓本上字跡清楚，然楊錄僅作“三年”，無“何過”二字，但依行格，應有二字，這應是在楊氏之後有人補刻上去的。
6. 楊氏於“觀”字後闕，拓文補入“道路”二字。楊氏錄文於“請留”前後全為闕，拓文“請”前補入“乞”，“留”後補入“侯像”二字。由楊氏所留闕文看，楊氏在當時還是比較忠於拓文原狀，並沒有如馮浩所說，妄加增改，即便不成文，也照舊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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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此處“傑”字跡基本清楚，但銘文為韻文，這壹組中韻字“物”、“庫”，壹屬入聲八物韻，壹屬去聲十壹暮韻，兩者或可通韻。但“傑”字，屬入聲十七“薛”韻，顯然出韻，依其字形，恐為“崛”等，“傑”或為後人補刻，此字補刻當在楊氏錄文之前。楊氏錄文作“為君之（闕）”，現拓文作“惟君之願”，“願”字原處碑石表皮脫落嚴重，此字屬後刻補上去的。前“惟”字略小，與他字風格不壹，也似後補。曹氏錄此，五字為闕，表明壹百年後，此處又有脫落了。
8. 楊錄“撮取不窮”，然現存石刻此處“撮取”二字略小，且空了壹格，與他文不合，殊難解釋。
9. 楊、曹皆錄為“仲氏之思”，“思”字為上平七之韻，而前聯韻字“歸”為入聲二十四職韻，此韻可與“德”（入聲二十五德韻）通韻，拓文“思字”模糊，依殘形看，似“息”。
10. “厥”字是在原駁落處重新補刻的，痕跡很明顯，楊氏、曹氏都認同了這壹修補。
11. 楊氏錄為“純而不紕”，與拓文相合，但拓文中“純”與“而”之間，似有脫落，曹氏錄為“繩而不”，其所見拓文可能與今不同。依韻看，作“紕”是。
12. 楊、曹皆作“劍有盈昃”，應是將寅作為通假字釋出。“劍”字不清，但楊、曹所見尚明。
13. “伏”與其他諸句不合韻，改成“側”，韻、意皆通。楊、曹錄文已作“伏”，且拓文於此處也較清晰，或許碑文原初就有誤。
14. 楊錄為“濕其峭頭”，曹錄為“濕其帩頭”，文意不恰，“頭”字亦不合韻，改成“颙”字，形、意、韻皆通，拓文中字跡與他字不類，亦是後刻補，事當在楊氏錄文之前。
15. 楊錄“北亭是（闕）”，闕壹字，曹錄為“北亭是雙”，拓文，“雙”字跡清楚，當是楊氏之後，曹氏之前補刻的。但是“雙”在這壹組中，與其他句不合韻，推其意、韻，或為“崇”，或為“隆”。
16. 楊氏作“大石是扛”，曹氏作“大石是矼”，“扛”“矼”都是上平四江韻，與其他韻字不合，字形上與拓文所存之殘跡不符，下文“留”“矛”屬下平十八尤韻，據此或可推定為“掊”。“曹”字韻為下平六豪，或可與之合韻。
由上述看，李商隱此文在宋時保留尚完整，到了明代時已有殘闕，楊慎錄文時，碑銘已非唐人舊刻，不避唐諱，並已有多處殘闕，楊氏改動不多，基本保持了闕處，以至有些地方不能成文。百年後，曹學佺作了壹次節略，所據是與楊慎所見有所不同的拓片，刪除了不成文處，補入了壹些殘闕的字，但也有楊錄有文而曹錄有闕的事，這說明碑石在楊氏之後雖經人補刻，但又出現了新的脫落。現傳的拓片文字相對較齊全，但是，無論從文意、韻法，還是由書法特點看，多有不合原文處，應是在曹氏之後又有了補刻。此事證明，石刻文獻的拓片也未必能保持金石貞固的特點，尤其像碑銘這類公開的石刻文字，不像墓誌長年埋於天下，難免有後人補刻臆改之事。由銘文上附刻以及相關地方誌看，自宋之後，劍州重陽亭已經七次重修，每次重修都將李商隱此文作為重點標誌展示，自然少不了補修之事（黃邦紅《劍州重陽亭與〈劍州重陽亭銘〉碑》）。在作家文集已佚的情況下，這篇不為各類總集所收的文章，石刻成為它唯壹的保存與傳承的方式，但是自然的風化與人為的補修，也易造成它的失真，在使用這類材料時，必須要考慮到這些因素，對有些拓片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可依據其文意與體式進行適當訓詁以達到讀解的目的。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