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兩國城市化的差異和原因是什麽？

中國與歐美:城市化的基本差異與“異中有同”對比歐美模式，中國的城市化首先可以感受到兩者之間的明顯差異。城市化的速度不同是造成這種差異的主要原因。歐洲的城市化經歷了200年左右，美國的城市化很快，但也持續了100多年。20世紀中期，歐美城市化進程基本完成，90年代出現“逆城市化”，壹部分人從城市或中心城市回到農村和郊區，這也是大自然降溫、減緩城市化的常用手段。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可以說“沒有最快，只有更快”。城市化的基本標誌是城市人口增長和城市數量增長。有幾個數據可以說明這個問題:從城市人口來看，城市化率從20%到40%英國用了20年，美國用了0年，中國只用了22年。從城鎮數量來看，根據過去100年的統計，美國的城鎮數量大約每20年翻壹番。在中國，1999年全國有21個小城鎮，2000年猛增到20312個。近90%的小城鎮是在改革開放後建成的，年均增長20以上。妳也可以舉兩個城市來說明中國和美國的區別。畫壹年。洛杉磯只是“壹個充滿硝煙的小村莊”。從1960年開始，洛杉磯進入快速發展階段，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大都市之壹”，“在生產、就業和工業總產值方面都超過了大紐約”。西方學者對此評價道:“這可能是任何先進工業國家都無法比擬的。”但是，如果和中國對比壹下，就會發現這個判斷並不確切。20世紀末有壹句流行的話，“2000年看Xi安，1000年看北京，100年看上海，2000年看深圳”。從南海海岸的壹個小漁村到今天的900萬人口，深圳只用了20多年的時間。這種非凡的、跨越式的城市化使中國在很多方面接近拉美模式，但又明顯不同於歐美。但是歐美的城市化畢竟代表了主流，中國也深受影響。最普遍的現象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越來越歐化。例如，在城市戰略方面，人類歷史上第壹個城市群博斯沃什於上世紀90年代出現在美國東北海岸，標誌著美國從傳統的城市化進入了以“國際大都市”和“世界級城市群”為中心的城市化階段。到2005年底，美國有十個大的城市群。與傳統大城市相比，城市群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發達的生產能力、完善的服務能力和全球交通、信息和經濟中國網絡。強大的大都市和城市群使國家強大，弱小的大都市和城市群使國家弱小，這已經成為當今世界各國生存和競爭的重要規律。在歐美模式的影響下，中國在2000年開始進入城市化時代。到2004年，中國已經有壹三個城市提出要建設“國際大都市”。到2010年，中國將有20多個城市群。和歐美壹樣，中國的大都市和城市群是中國國家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的核心板塊，擁有來自國家和地區最優質的人口、資源和資本。據荷蘭建築評論家瑪麗斯·伯爾曼(maryse Burman)統計，荷蘭建築師在中國的在建作品超過300件。究其原因，是很多管理者錯誤地認為，聘請壹位外國設計師，建造壹座“洋氣”建築，就能提升或展示城市的現代化水平。但其實這和壹個追LV包包的小姑娘在智力和審美水平上並沒有太大區別。以及城市生活方式的歐洲化。以“性觀念”的改變為例。9月初八，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報道，中國青年男女終於可以光明正大地“跑過馬路”了。不過，等下結論吧。因為還有壹些重要的經驗和事實是不容忽視的。以城市戰略為例。2005年9月21日，在全國城市總體規劃修改工作座談會上，時任建設部部長的汪光燾嚴厲批評了三個城市“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戰略定位，隨即看到這股“國際大都市風”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宜居城市”、“生態城市”、“文化城市”。關於生活方式，壹位俄羅斯專家寫道:“說西方化已經完全打敗了中國人的傳統生活方式，這是壹種誇張的說法”。因為很多現象主要是大城市的年輕人，老壹輩和小城鎮的居民受影響要小很多。這壹切都說明，雖然深受西方影響，但與拉美國家不同，在中國獨特的政體、國體、歷史、文化等因素的綜合作用下，中國的城市化仍有壹些不易感知、只屬於自身的深層規律和特殊原則，這是中國城市發展有別於歐美的邏輯前提和經驗基礎。中國和拉丁美洲:在城市化方面，同樣的挑戰和差異屬於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中國的城市化與拉美有很多相似之處，如農業負擔重、工業化程度低、城市基礎設施和管理落後、人口多、素質低，同時也面臨重大挑戰，即如何適應和融入席卷全球的城市化進程。與人口流動相對均勻、分布相對均衡的歐美城市化不同，城市化的突出特點是兩個方面:在國家和區域範圍內，是資源、人口、財產、社會結構、文化傳統、生活方式和審美觀念的“大城市化”；國際化、洲際化，是歐美模式主導的“國際大都市”，卷走了不發達國家和地區寶貴的人才、資源和資本。也可以說，拉美的城市化本質上是壹種“城市化”。隨著來之不易的資源流失嚴重，城鄉之間、城市之間、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內在差異日益凸顯，城鎮化道路異常艱難，風險重重。首先，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長已經超過了城市的承受極限。1950年，拉美的城市化率為41。土地%，1990年飆升至5。土地%，接近當時歐洲的城市化水平。雖然聯合國的壹項調查顯示，壹些國家對此感到擔憂，甚至出臺了相關措施，希望減緩城市化的步伐，但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到2000年，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拉美主要國家的城市人口分別占其總人口的9.9%、漆的9.9%、漆的5.4%，其中烏拉圭最為突出，達到93.3%，遠超歐美。中國雖然沒有拉美快，但速度驚人。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城市化率曾經是0.6%，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是7.3%。1949年改革開放之初，城市化率還不到1%。但隨著21世紀的到來，這壹數值從2000年的0.09%飆升至2011年的51.2%，年均增速超過1.5%，相當於每年增加2000多萬城鎮人口。根據國外學者的壹項計算，中國的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壹個百分點，需要每年增加3-4億平方米的住房，100平方公裏的建設用地和1.4億立方米的生活用水。城市人口在短時間內的激增，遠遠超過了城市的承載能力，這也是中國每壹個城市都像拉美壹樣人滿為患、資源和服務匱乏、超負荷運轉的直接原因。其次，大城市人口的快速膨脹不利於國家和地區的協調發展。這主要是“城市化”的後遺癥。城市化的顯著特征是人口向大都市集中，不同於歐美相對自然的發展演變。各種外部勢力操縱的“城市化”是拉美國家無法預料和控制的。這直接體現在很高的“城市首位度”上。城市社會學用的就是這個概念，最初指的是壹個國家或地區最大城市和第二大城市之間的人口比例。但實際上，由於人口集聚和資源集聚密不可分，城市首位度也間接表明了壹個國家或地區的資源尤其是優質資源的分布情況。比率越低，人口和資源分布越均衡，意味著壹個國家或地區的城市化穩定有序，問題和後遺癥少。學界普遍認為，城市首位度低於2%是正常的。大部分歐美國家都是這樣，分別是紐約、羅馬、悉尼。相比之下，智利首都聖地亞哥排名第壹吧？土地%，秘魯首都利馬為13.1%，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為11.5%，後者還集中了全國3.3%的人口。在中國，城市資源不均衡的現象也很突出。以科研資源為例，首都北京擁有2%的國家重點實驗室、3.2%的國家工程研究中心、4.5%的國家重大科學工程、3.0%的國家重點學科、4.1%的國家基礎研究項目、3.2%的巴魯3計劃項目和3.5%的科技攻關計劃。此外，還有三位兩院院士，齊魯，占全國壹半以上。以區域性中心城市為例，安徽省99%的博士、3%的科技人員、5%的科研經費、0%以上的專利都集中在合肥。當時媒體披露後面的數據時，用的是“合肥充滿活力”的標題，但安徽整體呢？過度集中不僅導致人口和資源的極大浪費，也剝奪了其他城市發展的空間和可能性。第三，貧困和貧富差距加大，城市社會問題和危機無處不在。壹方面，由於工業基礎薄弱，缺乏必要的物質支持，拉美的貧困現象在城市化進程中不降反升。最有代表性的指標之壹就是失業率。相關統計數據顯示，1995年拉美地區公開失業率為0.3%，2003年上升至0.0%，城鎮失業總人數超過10萬。失業造成的貧困是拉美各種社會問題和危機的直接原因。另壹方面，城市化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城市建設和提供公共服務。由於自身“造血”能力和經濟發展不足，拉美城市化的另壹個顯著特點是嚴重依賴外資。西方援助的真實面目是西方操縱，往往伴隨著資源掠奪、政治幹預和文化侵略，加劇了拉美國家城市發展的風險和不穩定性。多年的統計數據顯示，拉美國家的平均償債比率已經超過20%。壹旦這些錢借不到或者出逃，就會出現“債務危機”，引發通貨膨脹等壹系列連鎖反應，嚴重影響這些國家的城市化進程。相比之下，中國也存在城鄉之間和城市內部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例如，亞洲開發銀行的報告《河北省經濟發展戰略研究》就曾指出，“環京津存在壹個大規模的貧困帶”，三齊9個貧困村，二七32個貧困縣，2.6萬貧困人口。但仔細分析就會發現，中國和拉美有著本質的區別:第壹，不同的國家制度導致不同的城市化道路。盡管現代國家制度建設的改革創新任務艱巨，但相對於在國家和政治制度上深受西方影響的拉丁美洲頻繁出現政治不穩定和社會動蕩，城市化明顯缺乏國家戰略設計和政策連續性，改革開放的基本方略和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城市化最根本的政治和制度保障。由於國家的獨立性和穩定有序的政治制度，中國有可能在國家層面推出城鎮化戰略和政策，如西部大開發、新農村建設等，從根本上解決城鄉差異和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其次，不同的經濟基礎導致應對城市挑戰的能力不同。中國和拉美作為傳統的農業國家和地區，在快速城市化進程中不可避免地會遇到各種問題甚至危機。與拉美的高失業率相比，中國約有1.3億“農民工”及其家庭，他們的工作和生活狀態仍處於“半城市化”階段。然而，兩者之間有著根本的區別。嚴重依賴和依附西方的拉美模式，本質上是壹種“債務城市化”，深陷“國家貧困”。由於缺乏足夠的財力和物力，城市化的挑戰往往令人不知所措。在改革開放中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不僅編織了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保障中國，而且在過去的十年裏，城鄉居民收入增長了1.8倍。盡管未來城市化的壓力仍然巨大，但人們普遍認為中國經濟的高增長可以持續十年以上，因此我們仍然可以對中國的城市化持樂觀態度。第三，是主流文化的差異導致了應對西方文化的策略和能力的不同。人是壹個城市可持續發展最重要的因素，人的精神和價值觀最終決定了城市的未來。在拉美國家和地區，由於殖民時代對當地傳統文化的破壞性解構和“轉基因”重建，向往和盲目模仿西方生活方式成為主流文化。20世紀以來，中國深受歐風美雨的影響，但在中國政治與經濟的互動下，中國話語的文化自覺和中國風的國家形象被充分喚醒，尤其是實現中華文明偉大復興的戰略目標，成為中國城市化可持續發展最重要的軟實力保障。超越歐美拉美:壹個早熟孩子的責任與苦難在研究古希臘和東方社會時，馬克思曾提出壹個著名的比喻，希臘是人類的“正常孩子”，而中國是“早熟孩子”。時至今日，這個比喻依然生動、準確、深刻。與正常孩子相比，因為缺乏必要的條件和環境，早熟的孩子普遍承受了很多，很多夢想被壓抑或者破滅。另壹方面，痛苦坎坷的早期經歷也給了早熟的孩子壹筆巨大的人生財富，那就是他們的思想和意誌得到了充分的鍛煉和磨練，能夠在任何惡劣的條件和環境下生存和發展。與早產兒相比，他們有很多相似之處，無論是生理上還是心理上，都有內傷和隱痛。然而，與早熟兒童習慣性依賴外界，無法真正成長相反，依靠個體後天的努力和奮鬥來彌補先天的不足和缺陷，是每壹個早熟兒童最突出的特點。不僅有相當強壯的“身體”，還有不甘示弱的“靈魂”。大部分早熟的孩子都具備“無愧於大任”的基本素質，也就是古人所說的:“貧寒之子，生而為人”和《大紅燈籠高高掛》裏唱的“窮人家的孩子早當家”。在城市化方面，也是如此。中國城市化和拉美壹樣，很多歷史條件都不具備，經常有被各種問題和障礙淹沒的危險。但不同的是，拉美城市在對外界的習慣性屈從中，逐漸養成了壹種卑微而軟弱的性格。而中國則有勇氣擺脫歐美的束縛和羈絆。通過頑強的努力和不懈的奮鬥，不斷克服了早熟帶來的軟弱和恐懼，走出了壹條有特色的民族發展道路，同時也為構建中國城市化的內涵和形象積累了經驗。關鍵在於妳敢不敢，有沒有這個意願，有沒有足夠的勇氣，在交了高額學費之後，走出歐美的陰影。在新型城鎮化成為重大國家戰略的今天，這個答案不言而喻。與歐美的城市化不同，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構成了推動中國城市發展的核心機制。在全球範圍內經濟自由主義弊端日益凸顯的當下，政府和市場主導的城市化進程顯然具有易於控制、發展更加均衡的優勢。與拉美模式相比，雖然兩者都面臨著城市轉型和城市病的巨大挑戰，但由於政治和社會制度的差異，中國在解決城鄉二元矛盾、城市內部貧富差距和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方面，已經初步形成了獨特而有效的政策和戰略體系。因此，中國的城市不僅在邏輯上不同於西方的假設和推理，而且走了壹條與拉美國家截然不同的道路和模式。但早熟的孩子也有早熟的問題和弱點，在某些歷史階段是不可能完全超越的。因此，我們不僅有很多功課要補上，而且我們將繼續面臨許多失敗和痛苦。在不同的場合，經常有人問我壹個問題:中國的城鎮化有沒有更好的方式和捷徑？我給的答案只有兩個字，那就是“苦”。這意味著每個人都要做好吃苦的準備，甚至是長期的吃苦。雖然中國的城市化戰略明確而堅定，但由於資源有限、人口眾多、時間緊迫、世界形勢復雜，中國不可能舒舒服服地走過這壹歷史必然階段。因此，我們不僅要有充分的思想和物質條件準備，還要有打硬仗、付出沈重代價的準備和打算。另壹方面，也沒必要對中國的城市化持悲觀態度。就像所有批判中國經濟的西方人都犯了致命的錯誤壹樣，中華民族作為壹個偉大民族，中國作為壹個偉大國家的城市化，壹定是光明美好的，既不會受制於人，也不會屈從於自然的局限。有人會問:要苦多久？我不是預言家，但如果非要說的話，我估計至少要三十年。為什麽？因為2050年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戰略節點。可想而知，當時人口相對少了很多，隨之而來的是資源壓力的減輕；科技水平不斷發展，解決了更多的生活資料矛盾；更重要的是，在中國道路和模式的整體背景下，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都達到了更高的水平，人民素質有了很大的提高...壹切都會得到根本性的改善。最後，著名學者張廣智在研究青銅時代時指出，與西方的斷裂式發展不同，中華文明從壹開始就是壹個連續的文明，是代表“多數”的典範。這也算是壹個早熟孩子的“天賦”和“命運”吧。與普通人相比，早熟的孩子往往想得更多，受的苦更多，責任感更突出。所以，他選擇的，很可能是所有道路中最好的壹條。不僅過去如此，今天也是如此。與西方城市化相比，中國的城市化從壹開始就經過了周密的考慮，考慮到了很多層面和關系，所以我們民族構建的中國城市化模式應該是人類城市化所有可能路徑中“最好的壹個”。有了這樣的模型，我們就可以自信了。與悲觀的西方人將城市視為註定的戰爭相反，中國式的城市化道路和模式代表了世界城市發展的未來。然而，道路的方向剛剛確定，偉大的藍圖剛剛開始繪制。還有很多問題和矛盾，也需要幾代人去思考和探索。該低頭了，大家壹起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