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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國大臣的資料

商周時期楚國的建立與發展

壹、商王朝對“荊楚”的征戰與影響

商人之先祖契是帝嚳高辛氏之後,與楚族壹樣,同是諸夏之族中有著悠久歷史的民族之壹。《史記·殷本紀》:“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烏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詩·商頌·玄烏》:“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契是其母吞食玄鳥卵而生,故有“玄王”(《呂氏春秋·有始覽》:“北方曰玄天。”故有學者認為玄王,是為北方之王。)之稱,因佐禹治水有功,為帝舜封之於商,當是堯舜之際的重要軍事首領人物之壹。“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國語·周語下》),由契至湯,***傳十四代,湯興滅夏,祝融各部,或早臣夏被夏滅,或抗商被商滅,楚之直系先祖季連部舉族南徙,在丹、淅壹帶,避開商的兵鋒,求得生存與發展。

商王朝是我國歷史上第二個奴隸制王朝,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均有很大的發展。它在鞏固王畿統治的同時,還不斷地對周邊地區進行征服戰爭。西北眾多的方國部落,如土方、羌方、面方、芍方、鬼方等均先後被征服。對江淮至山東沿海壹帶的群舒、夷方和江漢地區的荊楚,也常舉兵征討,迫其臣服。《詩·商頌·殷武》:“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可見荊楚是商王朝統治下“南鄉”的壹部,也臣服商王朝。“南鄉”諸部由於不堪忍受商王朝的剝削奴役,也常起兵反抗,終商壹代,這種征服和反征服的戰爭壹直是存在的,至後期,也愈演愈烈。見於殷墟蔔辭記載的,如“□□蔔貞,弗雀噩在南?”“多 亡禍在南土?”此雀、多 在南土鎮守,兇吉如何,商王朝惴惴不安。又如:“癸亥蔔,王曰: 余自征?不征?”由於“南土”(“南鄉”)反抗激烈,商王朝最高統治者競蔔問是否親征(蔔辭均引自《盤龍城和商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2期)。見於史料記載的商與荊楚最激烈的壹次戰爭,也正是上述《詩·商頌·殷武》所記的:“撻彼殷武,奮伐荊楚,深入其阻,裒荊之旅。”可見這次戰爭規模很大,商王朝勢力已進壹步深入到更廣闊的地域;但荊楚力量也不小,竟有強兵勁旅與之抗衡。

隨著商王朝對周邊地區的征戰或征服,先進的商文化也傳播到這些地區了。根據近年來考古發現,祖國西北、東北各地和荊楚地區的漢東、漢西以及湘贛壹些地方,也發現商代文化遺址和遺物,說明商王朝的政治、軍事勢力和文化影響,不僅擴及西北、東北壹帶,而且也已深入到荊楚及長江以南地區了。1954年,武漢地區人民在防洪搶險中,離漢口北約五公裏處,發現了商代遺址,由於該城址為盤龍湖所環抱,故名盤龍城遺址。遺址東西長1100米,南北寬1000米,東南殘存城垣,夯土築成。城垣外陡內陂,外有14米寬的深溝環護。城內東北有三座平行排列的大型宮殿基址,其主柱、築墻技術與河南偃師二裏頭早商宮殿遺址完全壹致。城外四周分布著手工作坊、小型墓葬和簡陋民居殘跡。作坊為釀酒、冶煉、制陶各業。城較遠處另有大型墓葬。遺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銅器,有禮器、兵器、生產工具和日用器等。其中有壹件青銅鉞和壹件大圓鼎,堪稱為商代青銅器珍品。青銅器在器形、制作工藝和紋飾各方面均與二裏崗出土的青銅器相類似。遺址還發現有煉鍋陶片、銅渣、孔雀石、紅燒土和木炭等,說明盤龍城出土的青銅器,是就地取材冶煉的。盤龍城遺址是商代城址中保存最完好的壹處,它充分說明商文化已深入影響到江漢地區了(參見《盤龍城和商的南土》、《盤龍城商代二裏崗期的青銅器》(《文物》1976年第2期)。

此外,鄂西宜都清江口出土了銅矛(《考古》1986年第1期),江陵張家山出土了銅鏃(《江漢考古》1980年第2期),數量雖少,但說明商青銅文化也已傳播到漢水以西之地了。至於陶器文化,由於江漢地區先民陶器制作壹直很發達,商代陶器文化雖已傳入,但土著陶器與中原陶器仍是並駕齊驅,各領風騷。見於江陵荊南寺出土的陶器,種類繁多,風格獨特,按其特征不同,可歸類為兩組。壹組為鬲、盆、簋、爵等,常見於河南鄭州等地,是典型的商陶器。另壹組為豆、鼎、碗、罐等,則為本地所獨有(此為荊州博物館所展出實物。)它表明,土著陶器制作雖壹脈相傳,保持不衰,但中原的陶器文化也不斷地傳播過來,這就決定 發跡於江漢地區的楚人,必然會采夏夷之長技,創造具有自己特色的楚式陶器文化。

殷商是有文字可考的朝代。它除了甲骨文外,還有刻在陶器上的陶文、鑄在青銅器上的金文,以及刻在玉和石上的文字。中國文字(漢字)起源於圖畫,當非始自商代。早在新石器時代的仰韶彩陶文化期,就出現了在陶器上刻劃的符號。這種陶符,“是文字起源階段所產生的壹些簡單文字”(於省吾《關於文字研究的若幹問題》(《文物》1973年第2期)。

甲骨文,上承“陶符”,“六書”俱備,奠定了漢字的基礎。楚地其時迄今雖未發現自己的文字,但從後來楚國文字的特點看來,它與中原先秦文字結構基本相同,屬於同壹個文字系統。

商王朝是當時中原壹文明大國。由於社會經濟的發展,使得奴隸主貴族脫離生產,以專門從事管理國家軍政大事、傳播科學文化知識和傳授明君臣之義長幼之序,這樣,教育的場所學校也就產生了。《孟子》載:“夏曰校”、“殷曰序”,《漢書·儒林傳序》則記“殷曰庠”。“序”和“庠”都是學校。在學校裏,不僅商王朝的王親貴戚、諸侯大家子弟可以接受教育,就是方國部落後裔亦可前來學習,以利於加強商王朝的統治。見於殷墟蔔辭記載,有“戊戌蔔,雀,若,教”、“丁酉蔔,其乎 多方小子小小臣其教戒”、“丙子蔔,多子其[征]止](徒)學”、“多子學”等內容,說明商代學校是接受周邊方國部落,其中也包括荊楚的貴族及其子弟前來學習的。楚國後來在語言、文字及物質文化方面,與諸夏同步發展,顯然與商文化的浸染是分不開的。

二、商末周初楚國的建立

《史記·楚世家》:“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早)卒。”鬻熊是羋姓季連部落酋長,在商衰周興時,審時度勢,率族及時投靠周文王,參加了滅商的鬥爭,受到周王室的重視,給予“子”(商周時期,已實行公侯伯子男的班爵制度,以明確貴族的等級和方國部落的地位。此“子”,即周王室給予內附有功的異族酋長的封號,和其他班爵封號壹樣,是奴隸制國家的壹種組織形式。)的封號,臣屬於周。《史記·周本紀》亦載在周文王時,有“楚子”“往歸之”。這“楚子”也就是“子事文王”的鬻熊。《裴解》引劉向《別錄》記:“鬻子,名熊,封於楚。”所以,鬻熊是楚國的最早締造者。楚人後來感念其功,把他與祝融壹樣,作為祖先祭祀。《左傳·[亻喜]公二十六年》戴:“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子讓之。”夔是季連的別支,後來不祭祀祝融與鬻熊,楚人先譴責,後除滅。正因為鬻熊有如此崇高地位,所以關於他的傳說也很多。如《楚寶》戴:“鬻熊,……年九十始見於文王,王曰:‘噫,老矣。’鬻曰:‘使臣捕獸逐鹿已老矣,若使坐策國事,臣年尚少。’文王善之,遂以為師。”賈誼《新書》說,周文、武、成王三代都以鬻熊為師,問以國事。過三百余年,楚武王還為此自豪地說:“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史記·楚世家》。)鬻熊既是周文王之師,當有許多言談軼事,故後又輯成《鬻子》壹書傳世。《漢書·藝文誌》就載有《鬻子》二十二篇,並加註說:“鬻子,名熊,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為始祖。”道家源於楚國,相傳鬻熊又是道家的先驅,《漢書·藝文誌》就把他列為“道家”。這樣看來,鬻熊不僅是楚國的締造者,又是道家學說的開拓者,是楚國最早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鬻熊死後,其後熊麗、熊狂仍處於周文、武王時期。到熊繹時,周成王“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姓,居丹陽”(同上。)熊繹與魯、衛、晉、齊等姬姓國或姻親國壹樣,“俱事成王”。周成王初立年幼,周公旦攝政,“管、蔡啟商,[甘/大/心]間王室”(《左傳·定公四年》),商紂子武庚勾結管、蔡,發動叛亂。周公果斷東征,歷時三年,最後取得了完全勝利。在此基礎上,又建侯衛,營成周,鞏固了統治,使西周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三個中原強大的奴隸制王朝,並把奴隸制推向極盛階段。周王室就是在這壹歷史背景下,再壹次對鬻熊之後熊繹封於楚蠻之地,並有明確的姓和都城。所以有學者以為,此時才有“楚”這個正式的國號兼族名(張正明《楚文化史》。)從鬻熊至熊繹歷代居丹陽後,丹陽就成為楚人立國後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史記·孔子世家》記楚昭王時令尹子西語:“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裏。”看來楚人初居丹陽,只是彈丸之地,其後,即以此為立足點,向南推進,發展成為雄踞南方的泱泱大國。因此,壹部楚國歷史與文化史的起點,應從丹陽說起;而丹陽究在何處,也當然就成為我國歷史上長期討論的熱點。《漢書·地理誌》謂丹陽屬今安徽當塗境,《水經註》即已否認,故此說已為後人所不取。《水經註》否定了此說後,稱今湖北秭歸為熊繹之始國,故丹陽在秭歸。另外,《史記·楚世家》集解引徐廣語、《左傳·桓公二年》正義引宋仲子語,謂丹陽在今湖北枝江。這兩種說法來源均較早,今天亦多有學者持此兩說。清人宋翔鳳在其著《過夜錄》卷九《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徒郢考》中,則首倡丹陽今河南淅川說。淅州在丹江之北,符合丹陽的地望。此說日漸盛行,今人從此說者甚多。張正明、喻宗漢依據古文獻記載和實地考察,進壹步認為,鬻熊所居丹陽在今丹水之陽,熊麗所居丹陽在討睢山之間(《墨子·非攻下》:“昔者楚熊麗始討此睢山之間。”),即今湖北南漳境,熊繹所居丹陽則在睢山與荊山(《左傳·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之間,亦在南漳境,故他們認為,丹陽地望,實為異地同名(張正明、喻宗漢《熊繹所居丹陽考》(《楚學論叢》1990.9江漢論壇專刊)。楚人南徙丹、淅壹帶後,在商末周初期間,迫於商、周的壓力,是難以向東、向北、向西拓展的,只能向南推進,故從鬻熊至熊繹幾代,以故地丹陽為中心,沿丹、淅水南下至睢山、荊山壹帶,進行開辟,是很符合楚人早期的行蹤的。地面擴大了,然熊繹都丹陽,仍有可能在淅川。事實上,今淅川發掘出了眾多的楚墓群,出土了很多文物,可見其地確為楚國早期的壹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除上述各說外,還有學者認為,淅川是西周末至春秋初的都城,熊繹所居丹陽似當在今陜西商縣的丹江河谷(石泉、徐德寬《楚都丹陽地望新探》(《江漢論壇》1982年第3期)。

《左傳·昭今十二年》記右尹子革答楚靈王語:“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奔,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禦王事。”《左傳·宣公十二年》記晉欒武子語:“楚自克庸以來,……訓之以若敖、[蟲分]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草莽、山林意近,故熊繹辟在荊山,實屬山林蠻荒之地。篳路,杜註:“柴車。”孔疏:“以荊竹織門謂之篳門,則篳路亦以荊竹編車,故謂篳路為柴車。”藍縷,杜註:“敝衣”。《方言》說:“楚謂凡人貧衣被醜敝為藍縷。”“篳路藍縷”,是說熊繹等先輩穿的是敝衣,坐的是柴車,帶領部眾在山林草莽之地辛勤開發,建國立業,充分顯示了楚人不畏艱苦,敢於與自然鬥爭的精神。從鬻熊至熊繹幾代,隨著楚國的建立,楚族也就從氏族制進入到早期奴隸社會了。

楚人立國後,與中原諸侯壹樣,必須按時述職進貢。上文說的“跋涉山川以事天子”,是說熊繹攜帶桃弧棘矢等地方特產,涉渡漢水、丹江,翻越秦嶺,風塵仆仆,“以事天子”,奉承唯謹。楚人除貢桃弧棘矢外,還貢苞茅。《左傳·[亻喜]公四年》記楚成王十六年時,齊桓公率中原諸國南下攻楚,理由之壹是“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楚國馬上認錯,表示以後照常進貢就是了。苞茅,杜註:“包(苞),裹束也。茅,菁茅也。束矛而灌之以酒為縮酒。”縮酒的“縮”字,《說文解字》作[艹/酉],釋為“禮祭束茅加於裸圭,而灌[兇匕]酒,是為[艹/酉],象神歆之也。”[艹/酉],從酉、草,酉即古酒字,草即茅,祭祀時,束茅而立,以酒自上澆下,其糟則留在茅中,酒汁漸漸滲透下去,狀神之所飲。這就是縮酒的儀式(縮酒之禮)。荊楚盛產茅,《禹貢》、《漢書·地理誌》等就有“包匭菁茅”的記載。楚人居丹、淅至睢、荊山壹帶後,可能就掌握了這種祭祀方法,後來則傳至中原地區。《周禮·天官》說:“祭祀供蕭茅。”《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說:“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所以,周王室壹直是依靠楚國進貢苞茅來進行祭祀的。

《國語·晉語八》:“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楚為荊蠻,置茅[艹絕],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韋昭註:“置,立也。[艹/絕],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在岐陽盟會上,熊繹管理置茅縮酒,並與鮮卑酋長壹起“守燎”,是無資格參加諸侯盟會的。這壹方面說明熊繹地位之低下,另壹方面也說明楚國不僅有進貢苞茅的義務,其國君還須親自主管縮酒儀式和“守燎”祭天。在政治上,楚國國君地位不高,在縮酒祭祀上卻享有特權。這可能與楚地獨產苞茅和楚人傳統的掌天人相通的職責有關。楚人對此亦極為重視,引以自豪。楚人姓羋,歷代楚國國君都冠以“熊”字,即以縮酒為職,以職為氏。“熊”從“[今]酉]”(見於楚器上,楚國國君(王)自稱“[今/酉]某,如湖北隨縣出土的楚王bo,銘文有“[今/酉]章”二字,安徽壽縣出土的楚王鼎,銘文有“[今/酉]肯”、“[今/酉][於/心]”等。),“[今/酉]”即“[艹/酉]”,[艹/酉],像神飲酒;“[今/酉]”像人飲酒,是“[艹/酉]”的人格化,“熊讀入喻紐,[今/酉]讀入影紐,古清濁不分,於聲至近”(商承祚《壽縣新出土楚王鼎考釋》(《國風》第4卷,第3期)。

[今/酉]、熊通假,後來壹律把“[今/酉]”寫作“熊”字了(張正明《楚文化史》。)所以楚人姓羋氏熊,即以縮酒祭天(神)為氏。這在“天人合壹”的氛圍下,楚人進貢苞茅、主管縮酒祭祀,是極其榮尊的職責。當然,有學者以為楚人的圖騰是熊,故氏熊(持此說學者認為,楚人是黃帝之後,而黃帝據說有“六獸之師”,其中就有以熊和羆為圖騰的氏族部落,楚人可能就是以熊為圖騰崇拜的部落之壹。羅香林在《中夏系統中之百越》壹文中說:“楚人首領,世世冠以熊字,似熊為在楚人原所氏,亦即以熊為圖騰祖遺影。”)。

三、周昭王攻楚及其失敗

楚國是西周侯衛統治下的“南國”之壹。商末周初,由於鬻熊舉族投周之後,楚與周王室的關系壹般是良好的。周武王死,子成王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史記·魯周公世家》。)後來,流言澄清,周公又回去了。周康王時,楚與周關系亦屬正常(《左傳·昭公十二年》記楚靈王語:“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亻及、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究其原因,壹是周楚同源(周人,姬姓,傳說是帝譽之後),鬻熊臣周,奠定了親善關系的基礎。二是周初克殷,後又周公東征,足見殷商殘余勢力與東方方國部落壹直叛周抗周,周王朝不得不全力東向,重點打擊東方方國部落。三是楚人辟在蠻荒之地,勢弧力單,只得卑事周天子,當不會引起周王室的重視。

但是,“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左傳·隱公十壹年》),楚是周王朝的異姓國,壹開始就受到周天子的歧視,甚致在諸侯盟會上,都沒有與盟的資格。周王室對齊、晉等諸侯國均有賞賜,而楚國則無。時過五百多年,楚人對此仍耿耿於懷,憤憤不平。如春秋中後期,楚靈王就說先王熊繹與齊、晉、魯、衛等國君壹樣並事周康王,四國可得珍寶之器,而楚國則無分,因此要與周王室“求鼎以為分”。右尹子革告訴他:“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左傳·昭公十二年》。)這種建立在“親親”、“尊尊”的宗法等級基礎上的主從關系,必然產生深刻的矛盾,從而導致征服和反征服戰爭。事實上,早在周初,周王室為了加強對楚國和荊楚地區庸、盧、彭、濮等方國勢力的控制,在漢東就分封了壹些姬姓國,在南陽盆地,又有申、呂等姜姓國(姻親國)。楚國懾於周王朝的強大,不得不進貢苞茅等物,表示臣服。

周成、康王時期,東都洛邑建成,東西連成壹片,長達千裏以上,初步鞏固了對“東土”的統治。周***王時,楚國壹方面卑事周王室,壹方面“篳路藍縷”,辛勤開發,國家已呈勃興之勢。所以到周昭王時期(約公元前1000椙?77年),周、楚關系開始緊張起來了,周昭王集中全力,打擊楚國。據陜西扶鳳出土的《墻盤》銘文記載:“弘魯召(昭)王,廣笞荊楚,唯狩南行。”可見周昭王親領軍隊南征,聲勢浩大。另據《竹書紀年》記載,周昭王攻楚,主要有三次:

第壹次,周昭王十六年(約公元前985年),周昭王“伐楚,涉漢,遇大兕”。這次,壹般認為其時與上述《墻盤》記載相同。周昭王領軍渡過漢水,深入荊楚壹帶。渡漢水時還遇見“大兕”(兕,古代犀牛壹類動物。《左傳·宣公二年》:“犀兕尚多。”)。

第二次,周昭王十九年(約公元前982年),周昭王派祭公辛伯攻楚,“天大日[壹],雉兔皆震,喪六師於漢”。這次渡漢水時,陰風驟起,氣候惡劣,將士驚恐,軍隊大部喪失。這次失敗歸咎於天時不利,實際上周王朝軍隊當遭到楚軍強有力的伏擊。

第三次,“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貫紫微,其王南巡不返”。此年,據魯紀年推算,當為周昭王二十四年(約公元前977年)。這次攻楚,周昭王全軍復沒,周人諱言此事,模糊地說“南巡不返”。周昭王死因,《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說:“昭王德衰,南征濟於漢,船人惡之,以膠舟進。王禦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於水中而崩。”這裏說的“船人”,就是楚人起而抗周,設計獻膠粘接的船只,船駛至中流,膠液融化,船只解體,周昭王及其部眾,溺水而死。屈原在《天問》中寫道:“昭後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周昭王累累南征,當然不是為了貪求什麽,而是由於楚國的勃興,引起周天子的驚恐,不得不領兵親征,企圖遏制楚國的發展。

周昭王攻楚及其敗亡,是我國歷史上壹件大事。此後,周王朝由盛而衰,楚國則日益發展強大,逐步走上與周王室分庭抗禮的道路。

四、熊渠對周王朝的公開對抗

周昭王死,子穆王立,西周社會矛盾不斷加深,國勢日趨衰落。在統治階級內部,由於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等級不同的奴隸主貴族,已呈現升沈興衰的波動,原來地位較高的貴族,政治失勢,田地荒蕪,家境日蹙,而原來地位低下的貴族,則註意生產,招徠奴隸,經濟實力不斷增長。這樣就加深了統治階級內部的分裂和鬥爭。在這同時,廣大奴隸人民群眾,由於不堪忍受奴隸主貴族的殘酷剝削奴役,或逃亡,或奮起抗爭,奴隸制危機已日益加劇,江河日下。

周王朝對周邊方國或臣屬民族,除索取貢物外,又不斷地進行征服戰爭,掠奪人口和財富。所以,周王朝與周邊各部壹直存在深刻的矛盾。周邊各部隨著經濟、軍事實力的增長,與周王朝的軍事沖突也逐步升級,已非昔日周王朝能輕易地予以征服或壓服了。據《國語·周語上》載,周穆王時,西北境犬戎諸部日益強大起來,有時竟騷擾到宗周(周公東征後,西邊關中平原,以鎬京為中心,稱為“宗周”。東邊的河洛地帶,以東都王城為中心,稱為“成周”。)附近。周穆王親自領兵攻打犬戎,結果,只取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白狼、白鹿或系氏族徽號。)從此,周王朝與西北犬戎各部關系更加緊張。正當周穆王西征時,東土的徐偃王聯合徐奄諸部乘機發動叛亂,舉兵伐周。周穆王聞訊後急忙回軍東向,並不得不向楚國求援。楚國大舉出兵,與周王朝壹起攻打徐偃諸部,徐偃王敗亡(此從《後漢書·東夷傳》、《博物誌》所記。)昭、穆之後,西周進入***、懿、孝、夷、厲諸王統治時期(約公元前912-842年)。在這半個多世紀裏,人民群眾反抗鬥爭叠起,井田制開始崩潰(據周***王《衛鼎》銘文載:裘衛以絹帛等交換矩伯壹個“裏”,說明西周井田制下“田裏不鬻”的格局開始瓦解。)周王朝統治更加腐朽沒落。北方的[犭/嚴]狁、西方的犬戎、東方的淮夷、南方的荊楚,交相叛周攻周,西周統治岌岌可危。《漢書·匈奴傳》說:“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獫允之故。豈不日戒,獫允孔棘。”約公元前895年(周懿王十五年),周王朝壹度被迫自鎬徙都犬丘(今陜西興平東南)。周夷王時,“荒服不朝”,天子始下堂見諸侯,[勤見-力]禮廢。

與周王朝內外矛盾重重、國勢窮蹙相反,楚國經壹百多年的艱苦奮鬥,國勢則蒸蒸日上,由弱而強。熊繹下傳四代至熊渠時,楚國已鞏固了自己的根據地,開始向周圍地區開拓。

熊渠,勇力過人,膽略非凡,是楚國歷史上壹位著名的國君。由於他功績卓著,楚國後人也是把他作為神奇人物傳頌的。如《韓詩外傳》說:“昔者熊渠夜行,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殷羽,下視,知其為石。”《史記·龜策列傳》甚至還說,連後羿的射技也不及熊渠。熊渠不僅善射,在戰場上勇於作戰,而且在政治上也很有頭腦。他向周圍地區的開拓,大致執行的是近交遠攻、先禮後兵的方針。楚國發跡於丹、淅,後向睢山、荊山發展,即沿丹水而下,逐步至漢水流域。其間廣闊地帶,雜居著群蠻百濮等方國部落。此外,西南有巴人,東南還有揚越。在周王朝的壓迫下,楚人壹方面臣服姬周,壹方面巧與周圍方國部落周旋,求得生存與發展。《史記·楚世家》稱熊渠在江漢地區甚得人心,“蠻夷皆率服”,可見熊繹以後歷代,為了站穩腳跟,對群蠻百濮等方國部落是小心翼翼的,不敢有絲毫怠慢疏忽。熊渠承繼國君後,國力增強,後方穩固,開始有重點有選擇地攻打鄰國,開拓邊境。

《史記·楚世家》:

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至於鄂。”

庸,杜預註為上庸,即今湖北竹山,在荊山西,故地處楚國西陲。它歷史悠久,曾隨同周武王滅商。熊渠攻庸,除了為鞏固自己的後方外,還在於削弱庸這壹古國地位,以播揚楚國的聲威。揚粵,即揚越(此揚粵(越),地處荊楚。《中華地圖學社》出版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標明揚粵(越)在古揚水以東、以南、洞庭湖地區。舊解揚越因揚州得名,是因戰國後越人散布古揚州各地,說明春秋戰國後,揚越由西而東,向揚州流徙。),指古揚水以東以南、洞庭湖區域的越人。熊渠向西攻打庸後,即沿漢水而下攻打長江流域的越人,壹直攻打到鄂(今湖北鄂州市境)(鄂,有西鄂、東鄂之別。《括地誌》說:“鄧州向城縣南二十裏,西鄂故城,是楚西鄂。”故西鄂在今河南鄧縣境。東鄂,則在今湖北鄂州市境。此鄂,當指東鄂。據《史記正義》說,原鄧之西鄂,是後來東徙至鄂州的。)鄂,交通方便,物產豐富,是當時煉銅業的中心。在鄂境內,今大冶銅綠山有著豐富的銅礦資源,商周時期壹直就是壹個著名的煉銅基地。熊渠攻打越揚,兵鋒直抵鄂,主要原因就是為了奪取那裏豐富的青銅原料,並試圖把揚越至鄂壹帶,納入楚國管轄範圍之內。當這壹戰略目的初步實現後,熊渠不滿足原來子男之國的地位,公開宣稱:“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公然也以天子自居,封長子康為句?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史記·楚世家》。)句?,裴[馬因])。熊渠把如此廣闊的“江上楚蠻之地”視為自己的勢力範圍,就是力圖把楚國政治、經濟中心南移,增強國力,以與周王室對抗。

楚人長期臣商,後又從周立國,所以在政治上,也仿效商周,實行以王為首、分封諸侯的奴隸主貴族政體。當然,熊渠的分封,只是壹種嘗試,後來隨著周王朝的衰敗,周初大分封的形式在楚國並未實行,但其奴隸主貴族政體的基礎----采邑制則是普遍推廣的。楚國後來出現的許多大貴族,如若敖氏、[艹/為]氏、屈氏等,就是從最初實行采邑制發展而來的,[艹/為]氏、屈氏並以采邑為氏。

周厲王時,強化國家機器,壟斷國家資源,對周邊“荒服”地區,不斷攻伐,荊楚亦不例外。《史記·楚世家》說:“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熊渠為了保存實力,避免與周王朝正面沖突,於是自動去其王位,取消對兒子的分封,繼續臣服於周。從熊繹至熊渠(約公元前1027-963年)的壹百多年間,楚國由弱變強,與中原各諸侯國壹樣,逐步擺脫周王室的束縛,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其時,楚國雖然以丹、淅至漢水上遊為根據地,但其勢力已漸南下,並擴大了對周圍地區的統治。熊渠兵鋒向南而東,表明他戰略發展的重點在南方,企圖先在長江流域確立壹強國地位後,然後北上爭雄,決心走與周王朝分庭抗禮的道路。熊渠的這壹方針,對後來楚國國君影響很大,奠定了後來楚國立足於江漢、爭霸中原的戰略基礎。熊渠自稱“蠻夷”,“不與中國之號謚”,成為楚人壹大精神支柱。楚人長期以來師夏師夷、以夏變夷,創造出具有強大生命力的荊楚文明,與這壹戰略思想是分不開的。熊渠不愧是楚國歷史上的重要開拓者之壹。

五、西周末年周、楚矛盾的繼續發展與“漢陽諸姬”

周厲王末年,“專利作威,佐禮進禍”,致使國人財力窮盡,“民不堪命”。公元前841年(中國歷史始有準確紀年),“邦人”(國人)、“正人”(百工正長所屬之人)、“師氏人”(宿衛王宮的軍卒),怒不可遏,沖進王宮,周厲王狼狽出逃,朝政由諸侯掌管(《史記·周本紀》說召公、周公二相行政,《竹書紀年》則謂“***伯和幹位”。)。楚國自熊渠之後,歷經熊摯紅、熊延、熊勇、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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