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商王朝對“荊楚”的征戰與影響
商人之先祖契是帝嚳高辛氏之後，與楚族壹樣，同是諸夏之族中有著悠久歷史的民族之壹。《史記·殷本紀》：“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烏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詩·商頌·玄烏》：“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契是其母吞食玄鳥卵而生，故有“玄王”(《呂氏春秋·有始覽》：“北方曰玄天。”故有學者認為玄王，是為北方之王。)之稱，因佐禹治水有功，為帝舜封之於商，當是堯舜之際的重要軍事首領人物之壹。“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國語·周語下》)，由契至湯，***傳十四代，湯興滅夏，祝融各部，或早臣夏被夏滅，或抗商被商滅，楚之直系先祖季連部舉族南徙，在丹、淅壹帶，避開商的兵鋒，求得生存與發展。
商王朝是我國歷史上第二個奴隸制王朝，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均有很大的發展。它在鞏固王畿統治的同時，還不斷地對周邊地區進行征服戰爭。西北眾多的方國部落，如土方、羌方、面方、芍方、鬼方等均先後被征服。對江淮至山東沿海壹帶的群舒、夷方和江漢地區的荊楚，也常舉兵征討，迫其臣服。《詩·商頌·殷武》：“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可見荊楚是商王朝統治下“南鄉”的壹部，也臣服商王朝。“南鄉”諸部由於不堪忍受商王朝的剝削奴役，也常起兵反抗，終商壹代，這種征服和反征服的戰爭壹直是存在的，至後期，也愈演愈烈。見於殷墟蔔辭記載的，如“□□蔔貞，弗雀噩在南?”“多 亡禍在南土?”此雀、多 在南土鎮守，兇吉如何，商王朝惴惴不安。又如：“癸亥蔔，王曰： 余自征?不征?”由於“南土”(“南鄉”)反抗激烈，商王朝最高統治者競蔔問是否親征(蔔辭均引自《盤龍城和商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2期)。見於史料記載的商與荊楚最激烈的壹次戰爭，也正是上述《詩·商頌·殷武》所記的：“撻彼殷武，奮伐荊楚，深入其阻，裒荊之旅。”可見這次戰爭規模很大，商王朝勢力已進壹步深入到更廣闊的地域；但荊楚力量也不小，竟有強兵勁旅與之抗衡。
隨著商王朝對周邊地區的征戰或征服，先進的商文化也傳播到這些地區了。根據近年來考古發現，祖國西北、東北各地和荊楚地區的漢東、漢西以及湘贛壹些地方，也發現商代文化遺址和遺物，說明商王朝的政治、軍事勢力和文化影響，不僅擴及西北、東北壹帶，而且也已深入到荊楚及長江以南地區了。1954年，武漢地區人民在防洪搶險中，離漢口北約五公裏處，發現了商代遺址，由於該城址為盤龍湖所環抱，故名盤龍城遺址。遺址東西長1100米，南北寬1000米，東南殘存城垣，夯土築成。城垣外陡內陂，外有14米寬的深溝環護。城內東北有三座平行排列的大型宮殿基址，其主柱、築墻技術與河南偃師二裏頭早商宮殿遺址完全壹致。城外四周分布著手工作坊、小型墓葬和簡陋民居殘跡。作坊為釀酒、冶煉、制陶各業。城較遠處另有大型墓葬。遺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銅器，有禮器、兵器、生產工具和日用器等。其中有壹件青銅鉞和壹件大圓鼎，堪稱為商代青銅器珍品。青銅器在器形、制作工藝和紋飾各方面均與二裏崗出土的青銅器相類似。遺址還發現有煉鍋陶片、銅渣、孔雀石、紅燒土和木炭等，說明盤龍城出土的青銅器，是就地取材冶煉的。盤龍城遺址是商代城址中保存最完好的壹處，它充分說明商文化已深入影響到江漢地區了(參見《盤龍城和商的南土》、《盤龍城商代二裏崗期的青銅器》(《文物》1976年第2期)。
此外，鄂西宜都清江口出土了銅矛(《考古》1986年第1期)，江陵張家山出土了銅鏃(《江漢考古》1980年第2期)，數量雖少，但說明商青銅文化也已傳播到漢水以西之地了。至於陶器文化，由於江漢地區先民陶器制作壹直很發達，商代陶器文化雖已傳入，但土著陶器與中原陶器仍是並駕齊驅，各領風騷。見於江陵荊南寺出土的陶器，種類繁多，風格獨特，按其特征不同，可歸類為兩組。壹組為鬲、盆、簋、爵等，常見於河南鄭州等地，是典型的商陶器。另壹組為豆、鼎、碗、罐等，則為本地所獨有(此為荊州博物館所展出實物。)它表明，土著陶器制作雖壹脈相傳，保持不衰，但中原的陶器文化也不斷地傳播過來，這就決定 發跡於江漢地區的楚人，必然會采夏夷之長技，創造具有自己特色的楚式陶器文化。
殷商是有文字可考的朝代。它除了甲骨文外，還有刻在陶器上的陶文、鑄在青銅器上的金文，以及刻在玉和石上的文字。中國文字(漢字)起源於圖畫，當非始自商代。早在新石器時代的仰韶彩陶文化期，就出現了在陶器上刻劃的符號。這種陶符，“是文字起源階段所產生的壹些簡單文字”(於省吾《關於文字研究的若幹問題》(《文物》1973年第2期)。
甲骨文，上承“陶符”，“六書”俱備，奠定了漢字的基礎。楚地其時迄今雖未發現自己的文字，但從後來楚國文字的特點看來，它與中原先秦文字結構基本相同，屬於同壹個文字系統。
商王朝是當時中原壹文明大國。由於社會經濟的發展，使得奴隸主貴族脫離生產，以專門從事管理國家軍政大事、傳播科學文化知識和傳授明君臣之義長幼之序，這樣，教育的場所學校也就產生了。《孟子》載：“夏曰校”、“殷曰序”，《漢書·儒林傳序》則記“殷曰庠”。“序”和“庠”都是學校。在學校裏，不僅商王朝的王親貴戚、諸侯大家子弟可以接受教育，就是方國部落後裔亦可前來學習，以利於加強商王朝的統治。見於殷墟蔔辭記載，有“戊戌蔔，雀，若，教”、“丁酉蔔，其乎 多方小子小小臣其教戒”、“丙子蔔，多子其[征]止](徒)學”、“多子學”等內容，說明商代學校是接受周邊方國部落，其中也包括荊楚的貴族及其子弟前來學習的。楚國後來在語言、文字及物質文化方面，與諸夏同步發展，顯然與商文化的浸染是分不開的。
二、商末周初楚國的建立
《史記·楚世家》：“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早)卒。”鬻熊是羋姓季連部落酋長，在商衰周興時，審時度勢，率族及時投靠周文王，參加了滅商的鬥爭，受到周王室的重視，給予“子”(商周時期，已實行公侯伯子男的班爵制度，以明確貴族的等級和方國部落的地位。此“子”，即周王室給予內附有功的異族酋長的封號，和其他班爵封號壹樣，是奴隸制國家的壹種組織形式。)的封號，臣屬於周。《史記·周本紀》亦載在周文王時，有“楚子”“往歸之”。這“楚子”也就是“子事文王”的鬻熊。《裴解》引劉向《別錄》記：“鬻子，名熊，封於楚。”所以，鬻熊是楚國的最早締造者。楚人後來感念其功，把他與祝融壹樣，作為祖先祭祀。《左傳·[亻喜]公二十六年》戴：“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子讓之。”夔是季連的別支，後來不祭祀祝融與鬻熊，楚人先譴責，後除滅。正因為鬻熊有如此崇高地位，所以關於他的傳說也很多。如《楚寶》戴：“鬻熊，……年九十始見於文王，王曰：‘噫，老矣。’鬻曰：‘使臣捕獸逐鹿已老矣，若使坐策國事，臣年尚少。’文王善之，遂以為師。”賈誼《新書》說，周文、武、成王三代都以鬻熊為師，問以國事。過三百余年，楚武王還為此自豪地說：“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史記·楚世家》。)鬻熊既是周文王之師，當有許多言談軼事，故後又輯成《鬻子》壹書傳世。《漢書·藝文誌》就載有《鬻子》二十二篇，並加註說：“鬻子，名熊，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為始祖。”道家源於楚國，相傳鬻熊又是道家的先驅，《漢書·藝文誌》就把他列為“道家”。這樣看來，鬻熊不僅是楚國的締造者，又是道家學說的開拓者，是楚國最早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鬻熊死後，其後熊麗、熊狂仍處於周文、武王時期。到熊繹時，周成王“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姓，居丹陽”(同上。）熊繹與魯、衛、晉、齊等姬姓國或姻親國壹樣，“俱事成王”。周成王初立年幼，周公旦攝政，“管、蔡啟商，[甘/大/心]間王室”(《左傳·定公四年》)，商紂子武庚勾結管、蔡，發動叛亂。周公果斷東征，歷時三年，最後取得了完全勝利。在此基礎上，又建侯衛，營成周，鞏固了統治，使西周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三個中原強大的奴隸制王朝，並把奴隸制推向極盛階段。周王室就是在這壹歷史背景下，再壹次對鬻熊之後熊繹封於楚蠻之地，並有明確的姓和都城。所以有學者以為，此時才有“楚”這個正式的國號兼族名(張正明《楚文化史》。）從鬻熊至熊繹歷代居丹陽後，丹陽就成為楚人立國後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史記·孔子世家》記楚昭王時令尹子西語：“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裏。”看來楚人初居丹陽，只是彈丸之地，其後，即以此為立足點，向南推進，發展成為雄踞南方的泱泱大國。因此，壹部楚國歷史與文化史的起點，應從丹陽說起；而丹陽究在何處，也當然就成為我國歷史上長期討論的熱點。《漢書·地理誌》謂丹陽屬今安徽當塗境，《水經註》即已否認，故此說已為後人所不取。《水經註》否定了此說後，稱今湖北秭歸為熊繹之始國，故丹陽在秭歸。另外，《史記·楚世家》集解引徐廣語、《左傳·桓公二年》正義引宋仲子語，謂丹陽在今湖北枝江。這兩種說法來源均較早，今天亦多有學者持此兩說。清人宋翔鳳在其著《過夜錄》卷九《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徒郢考》中，則首倡丹陽今河南淅川說。淅州在丹江之北，符合丹陽的地望。此說日漸盛行，今人從此說者甚多。張正明、喻宗漢依據古文獻記載和實地考察，進壹步認為，鬻熊所居丹陽在今丹水之陽，熊麗所居丹陽在討睢山之間(《墨子·非攻下》：“昔者楚熊麗始討此睢山之間。”)，即今湖北南漳境，熊繹所居丹陽則在睢山與荊山(《左傳·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之間，亦在南漳境，故他們認為，丹陽地望，實為異地同名(張正明、喻宗漢《熊繹所居丹陽考》(《楚學論叢》1990.9江漢論壇專刊)。楚人南徙丹、淅壹帶後，在商末周初期間，迫於商、周的壓力，是難以向東、向北、向西拓展的，只能向南推進，故從鬻熊至熊繹幾代，以故地丹陽為中心，沿丹、淅水南下至睢山、荊山壹帶，進行開辟，是很符合楚人早期的行蹤的。地面擴大了，然熊繹都丹陽，仍有可能在淅川。事實上，今淅川發掘出了眾多的楚墓群，出土了很多文物，可見其地確為楚國早期的壹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除上述各說外，還有學者認為，淅川是西周末至春秋初的都城，熊繹所居丹陽似當在今陜西商縣的丹江河谷(石泉、徐德寬《楚都丹陽地望新探》(《江漢論壇》1982年第3期)。
《左傳·昭今十二年》記右尹子革答楚靈王語：“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奔，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禦王事。”《左傳·宣公十二年》記晉欒武子語：“楚自克庸以來，……訓之以若敖、[蟲分]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草莽、山林意近，故熊繹辟在荊山，實屬山林蠻荒之地。篳路，杜註：“柴車。”孔疏：“以荊竹織門謂之篳門，則篳路亦以荊竹編車，故謂篳路為柴車。”藍縷，杜註：“敝衣”。《方言》說：“楚謂凡人貧衣被醜敝為藍縷。”“篳路藍縷”，是說熊繹等先輩穿的是敝衣，坐的是柴車，帶領部眾在山林草莽之地辛勤開發，建國立業，充分顯示了楚人不畏艱苦，敢於與自然鬥爭的精神。從鬻熊至熊繹幾代，隨著楚國的建立，楚族也就從氏族制進入到早期奴隸社會了。
楚人立國後，與中原諸侯壹樣，必須按時述職進貢。上文說的“跋涉山川以事天子”，是說熊繹攜帶桃弧棘矢等地方特產，涉渡漢水、丹江，翻越秦嶺，風塵仆仆，“以事天子”，奉承唯謹。楚人除貢桃弧棘矢外，還貢苞茅。《左傳·[亻喜]公四年》記楚成王十六年時，齊桓公率中原諸國南下攻楚，理由之壹是“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楚國馬上認錯，表示以後照常進貢就是了。苞茅，杜註：“包(苞)，裹束也。茅，菁茅也。束矛而灌之以酒為縮酒。”縮酒的“縮”字，《說文解字》作[艹/酉]，釋為“禮祭束茅加於裸圭，而灌[兇匕]酒，是為[艹/酉]，象神歆之也。”[艹/酉]，從酉、草，酉即古酒字，草即茅，祭祀時，束茅而立，以酒自上澆下，其糟則留在茅中，酒汁漸漸滲透下去，狀神之所飲。這就是縮酒的儀式(縮酒之禮)。荊楚盛產茅，《禹貢》、《漢書·地理誌》等就有“包匭菁茅”的記載。楚人居丹、淅至睢、荊山壹帶後，可能就掌握了這種祭祀方法，後來則傳至中原地區。《周禮·天官》說：“祭祀供蕭茅。”《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說：“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所以，周王室壹直是依靠楚國進貢苞茅來進行祭祀的。
《國語·晉語八》：“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楚為荊蠻，置茅[艹絕]，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韋昭註：“置，立也。[艹/絕]，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在岐陽盟會上，熊繹管理置茅縮酒，並與鮮卑酋長壹起“守燎”，是無資格參加諸侯盟會的。這壹方面說明熊繹地位之低下，另壹方面也說明楚國不僅有進貢苞茅的義務，其國君還須親自主管縮酒儀式和“守燎”祭天。在政治上，楚國國君地位不高，在縮酒祭祀上卻享有特權。這可能與楚地獨產苞茅和楚人傳統的掌天人相通的職責有關。楚人對此亦極為重視，引以自豪。楚人姓羋，歷代楚國國君都冠以“熊”字，即以縮酒為職，以職為氏。“熊”從“[今]酉]”(見於楚器上，楚國國君(王)自稱“[今/酉]某，如湖北隨縣出土的楚王bo，銘文有“[今/酉]章”二字，安徽壽縣出土的楚王鼎，銘文有“[今/酉]肯”、“[今/酉][於/心]”等。)，“[今/酉]”即“[艹/酉]”，[艹/酉]，像神飲酒；“[今/酉]”像人飲酒，是“[艹/酉]”的人格化，“熊讀入喻紐，[今/酉]讀入影紐，古清濁不分，於聲至近”(商承祚《壽縣新出土楚王鼎考釋》(《國風》第4卷，第3期)。
[今/酉]、熊通假，後來壹律把“[今/酉]”寫作“熊”字了(張正明《楚文化史》。）所以楚人姓羋氏熊，即以縮酒祭天(神)為氏。這在“天人合壹”的氛圍下，楚人進貢苞茅、主管縮酒祭祀，是極其榮尊的職責。當然，有學者以為楚人的圖騰是熊，故氏熊(持此說學者認為，楚人是黃帝之後，而黃帝據說有“六獸之師”，其中就有以熊和羆為圖騰的氏族部落，楚人可能就是以熊為圖騰崇拜的部落之壹。羅香林在《中夏系統中之百越》壹文中說：“楚人首領，世世冠以熊字，似熊為在楚人原所氏，亦即以熊為圖騰祖遺影。”)。
三、周昭王攻楚及其失敗
楚國是西周侯衛統治下的“南國”之壹。商末周初，由於鬻熊舉族投周之後，楚與周王室的關系壹般是良好的。周武王死，子成王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史記·魯周公世家》。）後來，流言澄清，周公又回去了。周康王時，楚與周關系亦屬正常(《左傳·昭公十二年》記楚靈王語：“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亻及、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究其原因，壹是周楚同源(周人，姬姓，傳說是帝譽之後)，鬻熊臣周，奠定了親善關系的基礎。二是周初克殷，後又周公東征，足見殷商殘余勢力與東方方國部落壹直叛周抗周，周王朝不得不全力東向，重點打擊東方方國部落。三是楚人辟在蠻荒之地，勢弧力單，只得卑事周天子，當不會引起周王室的重視。
但是，“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左傳·隱公十壹年》)，楚是周王朝的異姓國，壹開始就受到周天子的歧視，甚致在諸侯盟會上，都沒有與盟的資格。周王室對齊、晉等諸侯國均有賞賜，而楚國則無。時過五百多年，楚人對此仍耿耿於懷，憤憤不平。如春秋中後期，楚靈王就說先王熊繹與齊、晉、魯、衛等國君壹樣並事周康王，四國可得珍寶之器，而楚國則無分，因此要與周王室“求鼎以為分”。右尹子革告訴他：“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左傳·昭公十二年》。)這種建立在“親親”、“尊尊”的宗法等級基礎上的主從關系，必然產生深刻的矛盾，從而導致征服和反征服戰爭。事實上，早在周初，周王室為了加強對楚國和荊楚地區庸、盧、彭、濮等方國勢力的控制，在漢東就分封了壹些姬姓國，在南陽盆地，又有申、呂等姜姓國(姻親國)。楚國懾於周王朝的強大，不得不進貢苞茅等物，表示臣服。
周成、康王時期，東都洛邑建成，東西連成壹片，長達千裏以上，初步鞏固了對“東土”的統治。周***王時，楚國壹方面卑事周王室，壹方面“篳路藍縷”，辛勤開發，國家已呈勃興之勢。所以到周昭王時期(約公元前1000椙?77年)，周、楚關系開始緊張起來了，周昭王集中全力，打擊楚國。據陜西扶鳳出土的《墻盤》銘文記載：“弘魯召(昭)王，廣笞荊楚，唯狩南行。”可見周昭王親領軍隊南征，聲勢浩大。另據《竹書紀年》記載，周昭王攻楚，主要有三次：
第壹次，周昭王十六年(約公元前985年)，周昭王“伐楚，涉漢，遇大兕”。這次，壹般認為其時與上述《墻盤》記載相同。周昭王領軍渡過漢水，深入荊楚壹帶。渡漢水時還遇見“大兕”(兕，古代犀牛壹類動物。《左傳·宣公二年》：“犀兕尚多。”)。
第二次，周昭王十九年(約公元前982年)，周昭王派祭公辛伯攻楚，“天大日[壹]，雉兔皆震，喪六師於漢”。這次渡漢水時，陰風驟起，氣候惡劣，將士驚恐，軍隊大部喪失。這次失敗歸咎於天時不利，實際上周王朝軍隊當遭到楚軍強有力的伏擊。
第三次，“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貫紫微，其王南巡不返”。此年，據魯紀年推算，當為周昭王二十四年(約公元前977年)。這次攻楚，周昭王全軍復沒，周人諱言此事，模糊地說“南巡不返”。周昭王死因，《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說：“昭王德衰，南征濟於漢，船人惡之，以膠舟進。王禦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於水中而崩。”這裏說的“船人”，就是楚人起而抗周，設計獻膠粘接的船只，船駛至中流，膠液融化，船只解體，周昭王及其部眾，溺水而死。屈原在《天問》中寫道：“昭後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周昭王累累南征，當然不是為了貪求什麽，而是由於楚國的勃興，引起周天子的驚恐，不得不領兵親征，企圖遏制楚國的發展。
周昭王攻楚及其敗亡，是我國歷史上壹件大事。此後，周王朝由盛而衰，楚國則日益發展強大，逐步走上與周王室分庭抗禮的道路。
四、熊渠對周王朝的公開對抗
周昭王死，子穆王立，西周社會矛盾不斷加深，國勢日趨衰落。在統治階級內部，由於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等級不同的奴隸主貴族，已呈現升沈興衰的波動，原來地位較高的貴族，政治失勢，田地荒蕪，家境日蹙，而原來地位低下的貴族，則註意生產，招徠奴隸，經濟實力不斷增長。這樣就加深了統治階級內部的分裂和鬥爭。在這同時，廣大奴隸人民群眾，由於不堪忍受奴隸主貴族的殘酷剝削奴役，或逃亡，或奮起抗爭，奴隸制危機已日益加劇，江河日下。
周王朝對周邊方國或臣屬民族，除索取貢物外，又不斷地進行征服戰爭，掠奪人口和財富。所以，周王朝與周邊各部壹直存在深刻的矛盾。周邊各部隨著經濟、軍事實力的增長，與周王朝的軍事沖突也逐步升級，已非昔日周王朝能輕易地予以征服或壓服了。據《國語·周語上》載，周穆王時，西北境犬戎諸部日益強大起來，有時竟騷擾到宗周(周公東征後，西邊關中平原，以鎬京為中心，稱為“宗周”。東邊的河洛地帶，以東都王城為中心，稱為“成周”。)附近。周穆王親自領兵攻打犬戎，結果，只取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白狼、白鹿或系氏族徽號。）從此，周王朝與西北犬戎各部關系更加緊張。正當周穆王西征時，東土的徐偃王聯合徐奄諸部乘機發動叛亂，舉兵伐周。周穆王聞訊後急忙回軍東向，並不得不向楚國求援。楚國大舉出兵，與周王朝壹起攻打徐偃諸部，徐偃王敗亡(此從《後漢書·東夷傳》、《博物誌》所記。）昭、穆之後，西周進入***、懿、孝、夷、厲諸王統治時期(約公元前912-842年)。在這半個多世紀裏，人民群眾反抗鬥爭叠起，井田制開始崩潰(據周***王《衛鼎》銘文載：裘衛以絹帛等交換矩伯壹個“裏”，說明西周井田制下“田裏不鬻”的格局開始瓦解。)周王朝統治更加腐朽沒落。北方的[犭/嚴]狁、西方的犬戎、東方的淮夷、南方的荊楚，交相叛周攻周，西周統治岌岌可危。《漢書·匈奴傳》說：“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獫允之故。豈不日戒，獫允孔棘。”約公元前895年(周懿王十五年)，周王朝壹度被迫自鎬徙都犬丘(今陜西興平東南)。周夷王時，“荒服不朝”，天子始下堂見諸侯，[勤見-力]禮廢。
與周王朝內外矛盾重重、國勢窮蹙相反，楚國經壹百多年的艱苦奮鬥，國勢則蒸蒸日上，由弱而強。熊繹下傳四代至熊渠時，楚國已鞏固了自己的根據地，開始向周圍地區開拓。
熊渠，勇力過人，膽略非凡，是楚國歷史上壹位著名的國君。由於他功績卓著，楚國後人也是把他作為神奇人物傳頌的。如《韓詩外傳》說：“昔者熊渠夜行，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殷羽，下視，知其為石。”《史記·龜策列傳》甚至還說，連後羿的射技也不及熊渠。熊渠不僅善射，在戰場上勇於作戰，而且在政治上也很有頭腦。他向周圍地區的開拓，大致執行的是近交遠攻、先禮後兵的方針。楚國發跡於丹、淅，後向睢山、荊山發展，即沿丹水而下，逐步至漢水流域。其間廣闊地帶，雜居著群蠻百濮等方國部落。此外，西南有巴人，東南還有揚越。在周王朝的壓迫下，楚人壹方面臣服姬周，壹方面巧與周圍方國部落周旋，求得生存與發展。《史記·楚世家》稱熊渠在江漢地區甚得人心，“蠻夷皆率服”，可見熊繹以後歷代，為了站穩腳跟，對群蠻百濮等方國部落是小心翼翼的，不敢有絲毫怠慢疏忽。熊渠承繼國君後，國力增強，後方穩固，開始有重點有選擇地攻打鄰國，開拓邊境。
《史記·楚世家》：
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至於鄂。”
庸，杜預註為上庸，即今湖北竹山，在荊山西，故地處楚國西陲。它歷史悠久，曾隨同周武王滅商。熊渠攻庸，除了為鞏固自己的後方外，還在於削弱庸這壹古國地位，以播揚楚國的聲威。揚粵，即揚越(此揚粵(越)，地處荊楚。《中華地圖學社》出版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標明揚粵(越)在古揚水以東、以南、洞庭湖地區。舊解揚越因揚州得名，是因戰國後越人散布古揚州各地，說明春秋戰國後，揚越由西而東，向揚州流徙。)，指古揚水以東以南、洞庭湖區域的越人。熊渠向西攻打庸後，即沿漢水而下攻打長江流域的越人，壹直攻打到鄂(今湖北鄂州市境)(鄂，有西鄂、東鄂之別。《括地誌》說：“鄧州向城縣南二十裏，西鄂故城，是楚西鄂。”故西鄂在今河南鄧縣境。東鄂，則在今湖北鄂州市境。此鄂，當指東鄂。據《史記正義》說，原鄧之西鄂，是後來東徙至鄂州的。）鄂，交通方便，物產豐富，是當時煉銅業的中心。在鄂境內，今大冶銅綠山有著豐富的銅礦資源，商周時期壹直就是壹個著名的煉銅基地。熊渠攻打越揚，兵鋒直抵鄂，主要原因就是為了奪取那裏豐富的青銅原料，並試圖把揚越至鄂壹帶，納入楚國管轄範圍之內。當這壹戰略目的初步實現後，熊渠不滿足原來子男之國的地位，公開宣稱：“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公然也以天子自居，封長子康為句?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史記·楚世家》。）句?，裴[馬因])。熊渠把如此廣闊的“江上楚蠻之地”視為自己的勢力範圍，就是力圖把楚國政治、經濟中心南移，增強國力，以與周王室對抗。
楚人長期臣商，後又從周立國，所以在政治上，也仿效商周，實行以王為首、分封諸侯的奴隸主貴族政體。當然，熊渠的分封，只是壹種嘗試，後來隨著周王朝的衰敗，周初大分封的形式在楚國並未實行，但其奴隸主貴族政體的基礎----采邑制則是普遍推廣的。楚國後來出現的許多大貴族，如若敖氏、[艹/為]氏、屈氏等，就是從最初實行采邑制發展而來的，[艹/為]氏、屈氏並以采邑為氏。
周厲王時，強化國家機器，壟斷國家資源，對周邊“荒服”地區，不斷攻伐，荊楚亦不例外。《史記·楚世家》說：“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熊渠為了保存實力，避免與周王朝正面沖突，於是自動去其王位，取消對兒子的分封，繼續臣服於周。從熊繹至熊渠(約公元前1027-963年)的壹百多年間，楚國由弱變強，與中原各諸侯國壹樣，逐步擺脫周王室的束縛，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其時，楚國雖然以丹、淅至漢水上遊為根據地，但其勢力已漸南下，並擴大了對周圍地區的統治。熊渠兵鋒向南而東，表明他戰略發展的重點在南方，企圖先在長江流域確立壹強國地位後，然後北上爭雄，決心走與周王朝分庭抗禮的道路。熊渠的這壹方針，對後來楚國國君影響很大，奠定了後來楚國立足於江漢、爭霸中原的戰略基礎。熊渠自稱“蠻夷”，“不與中國之號謚”，成為楚人壹大精神支柱。楚人長期以來師夏師夷、以夏變夷，創造出具有強大生命力的荊楚文明，與這壹戰略思想是分不開的。熊渠不愧是楚國歷史上的重要開拓者之壹。
五、西周末年周、楚矛盾的繼續發展與“漢陽諸姬”
周厲王末年，“專利作威，佐禮進禍”，致使國人財力窮盡，“民不堪命”。公元前841年(中國歷史始有準確紀年)，“邦人”(國人)、“正人”(百工正長所屬之人)、“師氏人”(宿衛王宮的軍卒)，怒不可遏，沖進王宮，周厲王狼狽出逃，朝政由諸侯掌管(《史記·周本紀》說召公、周公二相行政，《竹書紀年》則謂“***伯和幹位”。)。楚國自熊渠之後，歷經熊摯紅、熊延、熊勇、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