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申請破產，引發全球金融危機，海外就業狀況日下，許多留學人員歸國“效命”，各地官方、半官方的海外人才招聘團，也先後遠赴美國、加拿大等國，打響“人才爭奪戰”。
壹年過去了。期間，中國引進了很多“海歸”人才，但也出現壹個突出的問題：這就是“存活率”低下。近日，美國壹家高管評估機構——羅盛咨詢公司通過調查發現：從美國回流中國的人才，“存活率”不到50%，有相當壹批經理人在加入企業6個月甚至更短的時間內就選擇了離開。
自去年金融危機在全球蔓延開始，中國各地官方、半官方的海外人才招聘團，先後遠赴美國、加拿大等國家展開“人才爭奪戰”。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盡管壹些政府、高校、企業不斷采取新的政策和措施保障“海歸”的科研、教學、生活，但仍有壹大半“海歸”難以“存活”。部分“海歸”甚至感嘆，怎麽在國外還算有點成就，到國內就難有作為了呢？
近日，哈佛大學瓦德瓦教授也發出類似的感嘆。他在其主持的考夫曼基金會的壹份研究報告中說：“在我的研究中，我註意到，中國的研發和創新部門非常依賴回國留學人員，但他們似乎沒有準備好去接受風險和挑戰傳統。在美國的中國人貢獻了16.8%的美國專利，而這些中國人的數量不及美國人口的1%。為什麽中國人在中國沒有取得這樣的成功？為什麽回國人員比本土人才更有創造力？這些可能便是中國需要思考的問題。”
“我不善於填表格”
回來三年了，還沒有太突出的科研成績可言，這讓留學德國並獲得工學博士學位的曲斌頗感躊躇。“總感覺生活不是很有勁，有些東西想做卻做不起來。”
三年前，滿懷壹腔報國熱情，在德國留學並工作了八年的曲斌回到祖國，在上海壹所大學安營紮寨。“學校給的待遇也不錯，從科研經費到辦公場地都有所保障，買房也有優惠，從這些方面來說還是可以的。”但是，也許是和國外的經歷相比，曲斌還是感到了諸多有待改善的地方。
曲斌說，在德國時，很多事務性的工作都有教研室的專門的行政秘書去做，作為研究者，主要精力都放在課題上。但回到國內後，他發現要面對大量的表格，申請課題、教學檢查、課題結題等，總感覺沒完沒了。“我不善於填表格，填表要用的套話、空話也不會，真是很頭疼。”
更讓曲斌困惑的是，他想聘壹個專職的行政秘書也不行。後來他才打聽明白，在國內，壹般的教授是沒有這個特權的，除非是壹些引進的“大牌”教授、達到院士級別或類似高層次的人才，要不就是實驗室達到壹定的規模才能配備行政秘書。“因為牽涉到編制等問題，後來也就不再想這件事了。”
然而，除了這樣的事務性工作讓曲斌鬧心，在科研經費上也讓他感到頗多束縛。目前曲斌的科研經費並不是很高，基本上處於壹種夠用的狀態，但是，“要實現自己的想法或者預期目標比較困難，因為有些實驗條件和大型的實驗設備達不到要求，想買又沒有足夠的經費”。而曲斌現在手頭上的經費雖然不是很多，但花起來也不容易，“有很多限制，這也不行，那也不行”。
除了這些，曲斌感慨：“在國外，生活環境不錯，生活有規矩可循。回到國內後感覺風格易變，要適應這種環境很難。但要有所作為，似乎又不得不適應這種環境。”
“‘海歸’要做聰明人”
“我身邊有不少與我年齡相仿的‘海歸’朋友，聊到創業，很多人表示，最影響他們創業心態的，還是家庭。”
說上述話的人名叫柯向楠，20年前赴葡萄牙留學，現在已是常州某生物技術有限公司的總裁。談起回國創業，他動情地說：“老壹輩的留學生，在海外的生活比較優越，有事業，有房子，有車子，卻並不壹定感到幸福。在我所接觸到的留學生圈子裏，80%的人希望回來，中國人‘尋根’的思想從某種程度上說是與生俱來的。”而說到創業中遭遇的困境，他表示，只有生活上適應了，心態才能放平，調整好了心態，創業才能有保證。對於比較年長的“海歸”來說，回國創業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其實是生活。
柯向楠惋惜地說，“壹些老‘海歸’雖然自己回國了，但家還沒有完全回來，老婆孩子都在國外，形單影只的孤獨導致他們面對困難和挫折時更容易打退堂鼓。‘海歸’創業的物質支持不可少，精神支柱更加不可或缺，它們壹個是支架，壹個是靈魂。歸國人員的家庭安置問題迫切需要得到解決。”
此外，有些海歸由於旅居海外多年，對中國國情的了解漸漸淡化，創業時容易陷入偏離市場需求並與國情相悖的尷尬境地，往往成為創業過程中的硬傷。而無法融入現代中國的文化氛圍，不會處理身邊的人際關系和社會關系，則是“海歸”創業者的另壹種隱痛，導致“存活率”不高。
“‘海歸’要做聰明人，回國後要快速適應這裏的氛圍，學會跟團隊成員打交道，跟工人打交道，跟市場打交道，跟政府打交道，還要跟媒體打交道……不能協調好各種社會關系的‘海歸’，是‘活’不下去的。”柯向楠坦言。
夭折在繈褓中
目前，不少開發區、高新區甚至大學紛紛推出留學生創業園，但由於缺乏壹整套科學的項目評估機制和有效的融資渠道，結果造成很多“海歸企業”存活率不高，不少處於艱難掙紮狀態。
2006年回國、曾在蘇州工業園區創建過壹家光電系統有限公司的德國“海歸”陳秉然，在創業3年之後黯然離去。之所以如此，融資難是主要原因。陳秉然接受記者采訪時無奈地說，“我的企業是壹個可以做到兩個億的大企業。然而，需要資金投入，卻借貸無門。目前想在國內貸款500萬元都難上加難。”
確實，在中國，像陳秉然這樣苦於借貸無門的“海歸企業”很多。由於得不到相關部門的及時補給，在繈褓中它們就夭折了。
在使用海外人才、特別是高層次人才方面，中國采取了鼓勵甚至寬容的態度。由於留學生的知識和才能對中國的科學、教育和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具有國外永久居留權甚至外國國籍的專業人士和學者都受到熱烈歡迎。中國還開始向在華工作和經商的外籍華人頒發永久居留證，讓他們享有申請創業基金、孩子接受教育、購買房產、社會福利等國民待遇。
但是，這些政策往往還都不具普遍性及延續性。
可以說，壹方面，中國大力吸引“海歸”，另壹方面，在“海歸”扶持方面又存在壹些不如人意之處。
對此，全國政協委員段祺華律師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首先，應該在各級政府設立專門為海外歸國人員服務的協調機構，切實維護“海歸”人員的合法權益。幫助解決“海歸”人員在日常生活方面遇到的問題和困難，由協調機構負責建立統壹、權威、便利、高效、信息豐富準確的海外歸國人才綜合性信息數據庫。在優惠政策、就業指導、技術發展等多個方面向“海歸”們提供其所需的信息，同時也為國內企業提供“海歸”人才信息庫，力求做到雙贏；其次，對於現有的壹些不合理的規章制度要及時廢除，制定出與國際接軌的考核評價體系和選拔任用機制，逐步打破身份、戶籍、學歷限制，消除人才流動的體制性障礙，營造人才進出無限制、“零障礙”的流動環境，充分實現“海歸”的人才價值。
不能在引進來的時候，胡亂允諾，引來以後，“成為自己人”了，就不再重視了。制度建設比信口允諾更有利於人才的回歸。或許，建立壹個系統的、完善的留學人員回國政策，將會對中國企業的自主創新乃至順利實施創新型國家發展戰略，都將產生巨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