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04月14日
>>>>>>> 經濟全球化的微觀基礎是跨國公司在全球投資的廣度擴張，及其產品、技術、人力資源等在遍布全球的分子公司之間的跨國界流動。與以往年代的跨國公司相比，全球化運作的跨國公司不僅避免了依賴單壹或分散的國家資源的傳統限制，而且體現了—種在全球範圍有效利用並整合全球要素的分工體系和分工協作關系，從而令當代國際分工呈現出日趨深化的特征。在由跨國公司主導的分工深化格局中，中國當前處於何種地位?跨國公司大舉進入中國，對提升中國的國際分工地位又具有怎樣的影響?這些正是本文試圖尋求解答的核心問題。
>>>>>>> 壹、國際分工的深化趨勢及其動因
>>>>>>> 國際分工既是世界市場和世界經濟形成的最基本動因，也是壹國國際貿易和國際經濟作用的最核心基礎。從傳統國際分工理論創立至今的壹個多世紀以來，國際分工已經經歷了由產業間國際分工到產業內國際分工，再到產品內國際分工不斷深化的歷程。國際分工的傳統概念已經無法完整全面地反映當代國際分工的全部內容，國際分工的動力也不再僅限於自然要素的秉賦差異。從技術條件和制度背景上看，國際分工的深化可以說是經濟全球化的必然產物。如果說通訊和信息處理技術的突飛猛進發展、使用全球資源的成本降低和遠距離多時空經營交易的便捷可行是分工深化的技術條件的話，那麽由投資政策自由化所引致的要素流動障礙的消除則是跨國分布和組織生產的“可能性邊界”大大擴展，因而是企業而不是國家主導國際分工走向的制度保障。
>>>>>>>> 分工內容的多層性是當代國際分工深化的首要表現。當代國際分工實際是包含著不同產業之間、相同產業不同產品之間和相同產品內不同工序不同增值環節之間等多個層次的分工。如果說古典國際分工的邊界是產業的話，當代國際分工的邊界則更在於價值鏈，價值鏈上的國際分工成為國際分工深化的嶄新結果。價值鏈是指設計、制造、分銷、服務等—系列相互關聯的增值活動。價值鏈分工的基礎是生產活動和其他功能性活動更加專業化的細分，從而導致從最終產品的分工向價值增值全過程的分工轉移。傳統要素密集度決定國際分工地位的理論依然適用，但是要素的涵義已經大大拓寬。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自然資源和勞動力等傳統要素的作用趨於減弱，而技術、信息、人才和創新機制等知識要素的作用趨於增強，並且這些要素具有高度的國際流動性。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價值鏈各環節所需要素的比重不壹，因而，分工可以是傳統所定義的勞動要素密集型產業、資本要素密集型產業和技術要素密集型產業之間的分工，也可以是同壹產業同壹產品的價值鏈上具有勞動要素密集、資本要素密集、技術要素密集或其他要素密集性質的各個環節之間的分工。
>>>>>>> 分工主體的多元性是當代國際分工深化的又壹表現。古典貿易理論主要揭示了國家間產業分工，並進行相互貿易，以提高收益的依據，其對應的環境是以國家為主體的國際分工。直到上個世紀末，對國際分工格局的理論論述仍然是以發達國家間的水平分工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進行垂直分工為基本特征，表現為：發達國家間大量進行的產業內貿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大量進行的產業間貿易；發達國家專業化於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業，而發展中國家專業化於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產業。
>>>>>>> 而今天，傳統分工的國別邊界已明顯弱化，是企業(特別是跨國公司)，而不是國家成為分工的主體。分工關系從國與國轉變為企業與企業之間，而這些企業中的相當部分是受制於同壹個控制體系或有固定合同聯系的分包商，而非外部世界市場。其核心表現是大型跨國公司日益傾向於更加狹隘的專業化，而將越來越多的功能分包給分布在全世界的獨立的公司；大型跨國公司日益傾向於更加集中在知識密集、非有形的功能如產品設計、研究和開發、管理服務及營銷和品牌管理等增值環節，而將更多的生產性環節分包給世界各地的合同制造商，甚至完全退出生產。
>>>>>>> 分工實現方式的多樣性是當代國際分工深化的另壹種表現。國際分工的傳統涵義是指各國生產者通過世界市場建立起的勞動聯系，世界市場是傳統分工實現的必由之路，通過世界市場上的國際交換實現國與國之間的生產聯系或分工關系成為必然的途徑。但是，作為與世界經濟相對應的企業形式，跨國公司的大發展使得市場以外的制度安排得到了更為深刻的發展，國際交換的內涵大大豐富。傳統上被定義為超越國民經濟的交換原來只是發生在不同國家不同企業不同產品之間，但現在也可以發生在同壹國家(跨國公司設在同壹國家的不同分支機構之間)、同壹企業(跨國公司內部)、同壹產品(不同生產環節)內。於是，國際間的生產聯系並不壹定通過外部市場建立，國際分工的實現方式從單純依賴外部市場上的國際貿易實現分工，轉向外部市場與內部市場並存的多元格局。在內部市場上，國際分工既可能通過股權投資方式進行，也可能通過非股權式的分包方式進行。選擇何種方式更多由產業特征或企業戰略決定，而不是由傳統上所謂的各國生產者的行為決定。
>>>>>>> 二、跨國公司是國際分工深化的微觀基礎與主導力量
>>>>>>> 產業組織理論早已揭示了社會化分工是企業優於壹般手工生產和家庭作坊的全部意義，早期的跨國公司將這種有效分工的範圍延伸至國際，如今，全球化運作的跨國公司更將生產分工深入到價值增值的各個鏈接點上，從而為國際分工的深化提供了微觀基礎。
>>>>>>> 在非全球化環境下，盡管跨國公司的生產因其跨越國界而具有國際性，甚至因跨越多國而具有世界性，但是因為這些散布在世界各國的分子公司在海外各點所生產的產品主要供應當地市場或返銷母國，世界各國的生產過程之間並不具有內在的生產關聯性。國際分工只是發生在最終產品之間，而國際貿易則成為國際分工實現的唯壹途徑。但在全球化背景下，當跨國公司進入區域壹體化，甚至全球壹體化經營階段，分散在海外各地的子公司不再是獨立運作或僅與母公司發生聯系，而是保持著與母公司及其它分子公司間高度壹體化的聯系。跨國公司依據不同區位建立在要素密集度之上的比較優勢，將生產活動和其他功能性活動進行更加細密的專業化分工。每壹個海外投資企業所服務的對象不再是分散、獨立的海外某個市場，而是整個跨國公司體系所占據的區域市場，乃至全球市場。由此，跨國公司體系內產品、技術及人員在遍布全球的分子公司之間的跨國界流動程度更強，分工聯系更為緊密，世界各國的生產過程經由跨國公司分支機構的活動建立起有機的內在聯系，形成了“世界生產體系”的實體部分。這裏，生產的含義不僅限於制造過程，而是廣義的增值過程。在制造業領域，這種增值過程包括從研發、制造、銷售到售後服務的各個環節；在服務業領域，增值過程更是貫穿於服務提供的全部階段，比如壹項保險產品的生產過程就包含了後臺數據處理與服務、風險預測精算和產品設計，以及後期銷售諸個環節。正是由於這種壹體化的生產體系導致在特定部門或特定產業中，核心跨國公司或跨國壟斷巨頭對全球該產業或部門的控制加強，令國際分工超越了產業和國家的邊界，而轉向企業內部、產品內部。
>>>>>>>> 在跨國公司看來，遍布於世界各地的各個分支機構的國別歸屬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各個分支機構在跨國公司全球價值鏈中的確切位置。全球價值鏈被分為三大環節：其壹是技術環節，包括研究與開發、創意設計、生產及加工技術的提高和技術培訓等分環節；其二是生產環節，包括後勤采購、母板生產、系統生產、終端加工、測試、質量控制、包裝和庫存管理等分環節；其三是營銷環節，包括銷售後勤、批發及零售、廣告及售後服務等分環節。當國際分工深化為增值過程在各國間的分工後，傳統所謂的產業結構的國際梯度轉移也因此演變為增值環節的梯度轉移。就增值能力而言，以上三個環節呈現出由高向低再轉向高的U形狀，因此由生產制造環節向研發和營銷環節的轉移是增值能力和分工地位提升的顯著標誌。而生產環節中又可區分為上遊生產(母板及中間投入品生產)和下遊生產(終端加工)，越接近於上遊的生產因其與技術研究的相關性強，從而增值能力越是強；越接近於下遊的生產因其與技術研究的相關性弱，從而決定了增值能力的有限性，以及在跨國公司體系內的角色與地位的次要性及可替代性。這也正是眾多東道國積極競爭跨國公司研發中心和地區總部的動因之所在。
>>>>>>>> 三、在華跨國公司對中國國際分工地位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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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華跨國公司正通過其經營戰略和組織戰略的調整對中國的國際分工地位產生影響。自上世紀80年代中國開放外商直接投資以來，跨國公司在華主要以兩種方式進行投資，其壹是委托加工，包括：(1)來料加工(由外國總公司免費提供材料，只委托加工；(2)來樣加工(從國外獲得樣版，在中國制造同樣的貨品)；(3)來件加工(國外零件到中國組裝，可以拆卸方式)；(4)補償貿易(提供中方機器設備，以生產的產品償還)。其二是直接投資，設立獨資企業、合資企業或合作企業。相比於委托加工，直接投資具有更為長遠的戰略意圖。90年代中後期以來，擴大在華直接投資規模和系列化產品制造是跨國公司全球化運作的重要組成，從制造性投資到應用性研發機構的設立、從分散設點到系統化布局，跨國公司不斷強化著中國在其全球經營戰略中的地位，中國也在有意無意間已被納入跨國公司的國際生產體系之中。
>>>>>>> 這種納入固然使中國在傳統國際貿易之外，獲得了新的參與國際分工的途徑，為中國進入服務於全球市場的世界主流分工網提供了契機，但由於勞動力資源豐富且成本低廉是跨國公司向中國投資的基本動因，中國在跨國公司內部化國際分工系統中被作為低增值環節生產基地的結果便是顯而易見的。由於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極易在國際間轉移、極易遭受外部需求約束和較低增值能力的影響，在中國向世界供應的生產規模急劇增長的同時，中國勞動力要素的價格並未獲得同步增長。所謂中國通貨緊縮輸出論恰恰從壹個反面說明了中國勞動力實際收入水平的相對下降。
>>>>>>>> 如果說開放之初，中國在引進跨國公司時的首要目標是後者帶來的資金、後者帶動的出口的話，那麽現階段，我們的目標應該升級為後者所能帶動的技術進步和後者對中國產業結構的提升作用。相比於資金投入和出口促進，跨國公司在轉讓技術和開發技術方面的貢獻難如我願。表現之壹是跨國公司並不會因為我國內出讓了市場而無償出讓專利技術，甚至即使國內支付了高額的專利費或技術轉讓費，獲得的也並非是壹流或前沿的技術；表現之二是跨國公司在中國所進行的當地化研發仍是受控於其全球化運作和全球化資源整合的戰略需要，廉價延攬中國國內高科技人才，從事應用性研究仍是普遍的動機。
>>>>>>> 於是，從“七·五”到“十·五”規劃的近20年中，盡管跨國公司的投資明顯促進了電子、電器、汽車、通訊設備等這些新興工業在中國的發展，但這些產業又在相當程度上是采用較高勞動密集型的生產方式，即以主要部件的進口裝配為典型特征，在技術上與世界先進水平仍有很大差距。比如中國汽車工業承擔的大多是低附加值的初級零部件，如壹般的鑄件和機械加工件，而高新技術零部件，如電噴系統、ABS、安全氣囊等機電壹體化產品則需進口。中國計算機產業並不具有自我開發的操作系統和中央處理器，生產商完成的主要是進口部件的組裝工作。另壹方面，跨國公司通過全行業並購，既控制了國內原有產業集群和產業分工鏈條的形成，又將並購後的企業固化於全球價值鏈的某個環節，令中國的產業升級相當程度上受制於跨國公司的產業轉移和分工部署，國內感光行業近年來的發展歷程便是明證。
>>>>>>>> 四、世界加工廠：中國當前所處的國際分工地位
>>>>>>>> 近兩年來，對中國現實分工地位的研究已經演化為有關中國是否已經成為“世界工廠”的討論和爭辯。“世界工廠”的最初含義是指壹個特定國家或區位的生產結果是向世界其他國家或地區源源不斷地提供制造品。世界工廠的形成不僅意味著這個國家或地區制造業的龐大規模和生產的成熟發達，而且顯示了這個國家或地區與外部世界的貿易能力，表現為占有世界工業品出口的相當份額。
>>>>>>>> 在19世紀的前70年裏，僅占世界人口2％左右的英國，把世界工業生產的1／3—1／2和世界貿易的1／5—1／4掌握在自己手中。19世紀末，發展中的美國也建立起大機器工業生產，美國在電氣、汽車、化工、藥品等制造領域對歐洲產生了極大的挑戰與壓力；20世紀70年代，日本迅速崛起，在眾多被認為由西方堅不可摧的大企業所壟斷的工業部門取得了全球性的領導地位，如汽車、摩托車、手表、照相機、光學儀器、鋼鐵、造船、履帶式雪上汽車、自行車、鋼琴、拉鏈、收音機、電視機、音響設備、計算器和復印機等等，尤其是日本的電子、家用電器和汽車產品席卷全球市場，好不風光。
>>>>>>> 上述“世界工廠”的出現同時還伴隨著壹批主導企業和品牌的誕生及發展，由於這些企業在世界制造業領域的壟斷性優勢，被譽為“世界工廠”的特定國家或區位因此具有主導世界範圍眾多制造領域的創新產品、生產潮流和生產標準的領袖地位，例如，在日本作為“世界工廠”的年代，汽車業的豐田、日產和本田；家用電器業的松下、東芝、三菱和日立；鐘表業的精工舍、西鐵城和東方表等等廠商和品牌在世界市場上都是耳熟能詳的。
>>>>>>> 對比而言，毫無疑問，當今中國的制造業離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工廠的目標仍非常遙遠。盡管中國已有100多種制造產品的產量成為世界第壹，但中國企業及其品牌在國際市場上的信譽度和影響力微乎其微。1985-2000年的15年間，中國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額從20億美元增至410億美元，同期，中國出口額從260億美元增長為2490億美元。1991年，中國所有產業的出口中外國子公司所占份額為17％，制造業中占16％。2001年，所有產業出口的50％和制造業出口的44％來自於外國子公司。
>>>>>>> 客觀估計中國在地區乃至全球分工中的參與度及作用力需要躍出國際貿易這個單—的判斷指標。表1顯示1985-2000年間，中國出口產品的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高、中技術產品方面的競爭力提高的速度尤其可觀。1985年，初級產品和資源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占中國出口總量的49％，2000年，這壹比例下降到12％；非資源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比例則上升到87％，其中，高技術產品的出口比例從1985年的3％提高到22％，包括通訊設備、自動化數據處理設備和計算機零部件在內的10種主要產品已在當今世界貿易中占相當地位。
>>>>>>> 然而我們不得不註意：1989年，外國子公司出口只占中國全部出口的9％，而2001年，這壹比重已提升至48％；在高技術密集產業，外國子公司所占比重從1996年的59％升至2000年的81％，其中外國子公司在電子集成設備出口值中的比重增長了5倍，已達91％，僅英特爾的出口額就達4億美元。2000年，外資企業在自動控制數據處理設備業的出口份額也高達85％，領先的IBM出口額為15億美元，尾隨其後的西格特和愛普生也各自在10億美元上下。2000年，以摩托羅拉、諾基亞、愛立信和西門子等為首的外國子公司占據了中國移動通訊業出口的96％，2001年，摩托羅拉的出口額比2000年的11．2億美元又有所提高，達到17．3億美元。而中國國內企業大多集中在低技術部門，尤其是玩具、旅行箱包和紡織纖維等方面。於是，以表1所判斷的中國分工地位便不再可靠。
>>>>>>> 可以說，正是逐利的跨國公司選擇了中國在其分工體系中承擔起全球加工廠的角色，從而強化著中國向世界制造業中心過渡的盲目自信。跨國公司的目標導向並非是中國國際分工地位的提升，而恰恰是充分挖掘和利用中國勞動要素密集的獨特優勢，將在中國的投資點作為其—下遊生產性角色的固定化。200年前，當國際分工僅發生在原材料開采及加工制造之間(三次產業之間)，“世界工廠”顯然比“原材料生產地”具有更強的增值能力，具有更高的分工地位。而在知識密集環節與勞動密集環節的分工體系下，在主要來自美、歐、日等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正將更多的生產性環節分包給世界各地的合同制造商，甚至完全退出生產，讓特別是集中於發展中國家的合同制造商從事生產的今天，“世界加工廠”的位置顯然是極為被動且極具風險的，即便是“世界工廠”也並不是最大利益的獲得者。在充當制造基地的過程中，中國的企業及其品牌並沒有在世界市場上占據顯要的位置，更別說是領袖的位置，這是中國目前被冠之以“世界工廠”的美名，而卻截然不同於以往歷史上數個“世界工廠”的最大差異，也是最值得擔憂的。只有當中國本土的企業有效吸收並轉化直接投資的正向效應，積累起將國內生產要素與外來生產要素融合的競爭能力時，才有望使國家跨越自然資源秉賦所決定的靜態分工位置，成功實現國際分工地位的自主性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