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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根本,仰給江南

隋朝開通以長安、洛陽為中心的大運河以後,由於隋朝享國短促,大運河的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的顯示。在繼隋而起的唐、五代、北宋時期,大運河在溝通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的聯系上日益顯示其重要作用,特別是唐中期以後,北方經安史戰亂,藩鎮割據,生產遭受嚴重破壞,“戶版不籍於天府,稅賦不入於朝廷”,而江淮以南,則經過東晉、南朝以來300多年的開發,到這時已成為唐朝賦稅和漕糧最主要的供應地。權德輿說:“江東諸州,業在田畝,每壹歲善熟,則旁資數道。……賦取所資,漕挽所出,軍國大計,仰於江淮。”①韓愈也說:“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②說明自唐中期起,我國的經濟重心已經南移了,“國家根本,仰給東南”③。因此,保持江南運河、裏運河和汴河的通航,是統治階級確保漕運,進而鞏固其封建統治的重要任務。南宋建都臨安,保持江南運河的暢通,更無異保持其生命。因此,唐宋歷屆政府對江南運河的經營,可以說是不遺余力的。茲分述於下。

江南運河按其所經地形和水文條件,可分為北段、中段和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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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權載之文集》卷四七,《論江淮水災》。

②《韓昌黎集》卷壹九,《送陸歙州詩序》。

③《宋史·範相禹傳》。

北段自鎮江至望亭,地勢自西北向東南傾斜,其中鎮江至丹陽,地勢最為高亢,多岡隴地區。運河水在這壹段的流向亦以丹陽為分界。整個河段,壹般汛期有江水內灌,以利舟航;冬春枯水時,長江水位低落,常患水量不足。為了節制水流,維持運道水深,以利轉漕,歷史上曾在這壹河段的南北兩端設堰(埭)閘,控制水量。堰閘的始創時期,文獻記載不詳,但鎮江城南的丁卯埭,至遲在晉代已經設置。到宋淳化(990)以前,這壹河段運河上已設有京口、呂城、奔牛、望亭等4堰,分級蓄水,維持通航。這些堰閘,唐宋以來,各代均有興修,或改堰為閘,或廢閘復堰,至清末才逐漸毀壞。上述堰閘中,特別由於鎮江附近長江主泓道的變遷,運河人江口門經常受到江潮挾帶泥沙淤塞的威脅,因此運河的入江口門不得不經常變動。在歷史上,鎮江附近運河入江口***開鑿有5個,即丹徒口、諫壁口、甘露口、小京口和大京口①。隋代以前,運河的入江口在丹徒,對面濱江的為今揚州揚子橋,江面闊40裏。後來由於揚子橋以南的江面積沙為洲,因其形狀如瓜,稱為瓜洲。唐開元以後,沙洲面積日廣,民居其上,漸為大江南北交通襟喉,這時江面已束狹為20余裏。開元二十五年(737)時,齊瀚遷潤州刺史,以“州北隔江,舟行繞瓜步,回遠六十裏,多風濤”②,便奏請於京口埭下直趨渡江20裏,開伊婁河於揚州南瓜洲浦,長25裏,即達揚子鎮,並立伊婁埭,官收其入,亦曰伊婁堰。說明開元後因揚州壹側江濱沙洲的淤積,並與北岸連成壹體,為減少漕船在江中迂回航行的風濤之險,運河在鎮江的入江口門已從丹徒口移至京口埭下。宋時,瓜洲渡口江面猶18裏。清道光初年(1820年前後),江寬僅七八裏,當時江岸直逼鎮江蒜山、北固山、象山腳下,金山、焦山均為江中孤島。但隨著長江主泓道的逐漸北徙,明末清初,瓜洲壹帶江岸已開始受沖。據《瓜洲續誌》記載,到道光十年(1830)以後,瓜洲城“逐年愈坍愈甚”,至光緒元年(1875)瓜洲全城淪人大江,居民移居舊城以北的四裏埠,這就是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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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參閱南京師院地理系《江蘇城市歷史地理》。

②武同舉:《江蘇水利全書》江南運河。

的瓜洲鎮。在此期間,鎮江壹側江岸卻日益淤積,征潤洲東延,金山原在京口西北江心,至同治八年(1869),“漲沙直連南岸,山南竟不通舟楫”①。清末以來,金山沙塗繼續向東、向北淤漲,致使大京口和甘露口先後於20世紀30年代淤平,填築成街道,小京口雖未完全淤平,但已不能正常通航。今日征潤州的北端已伸展到過去北岸瓜洲舊城,其東端形成的征潤新灘,已達焦山以東江面,逼近丹徒口外。因而今江南運河不得不改從諫壁鎮新運口入江,丹徒口僅能通過壹般小型船隊。

對這壹段運河經營的另壹個突出問題,是維持對練湖的疏浚。由於鎮丹運河段地勢高昂,河谷淺狹,給航運帶來壹定困難。孫吳末年,曾對這段運河進行過修治,但終因“杜野(屬丹徒)、小辛(屬曲阿)間皆斬絕陵壟,功力艱辛”②,未能奏效。西晉惠帝時,陳敏據江東,令弟詣遏馬林溪,受高驪、長山84派之水,匯聚成湖,史稱練湖,又稱曲阿後湖,周40裏,其功能主要為蓄水濟運。後晉陵內史張閩在東晉大興初所立曲阿新豐塘,與練湖地理相接,又灌田800余頃。這樣才使該段運河有了壹個蓄水庫,所謂“泄湖水壹寸,則為河壹尺矣”③,既有利於航運的暢通,亦有利於灌溉農田。

然而,至唐代宗廣德、永泰中(763—766),由於沿湖強家築堤,橫截14裏,取湖地作田,致使湖面日窄,無處貯水,秋夏雨多,丹陽、延陵、金壇等縣良田八九千頃,常被淹沒;稍遇亢陽,近湖田苗無水灌溉。唐東都河南江淮等道轉運使劉晏、潤州刺史韋損重開丹陽之練湖,作鬥門,以通灌溉,“自是河漕不涸”④。五代時,由於經過唐末兵亂之後,練湖鬥門圮廢,南唐升元元年(937),知丹陽縣呂延楨又浚練湖,作鬥門,以通灌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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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光緒丹徒縣誌》卷壹三,《川》。

②《太平禦覽·吳誌》。

③《宋史·河渠七》。

④《新唐書》卷五三,《食貨誌》。

兩宋時期,尤其是南宋,對練湖的疏浚更為頻繁。如紹聖中(1094—1097),丹陽縣令蘇京募民重浚練湖,易置鬥門十數。紹興七年(1137),兩浙轉運使向子諲言:“鎮江府呂城、夾岡,形勢高仰,因春夏不雨,官漕艱勤。……今堤岸弛禁,致有侵佃冒決,故湖水不能瀦蓄,舟楫不通,公私告病。……臣已令丹陽知縣朱穆等增置二鬥門、壹*[石+達],及修補堤防,盡復舊跡,庶為永久之得。”①乾道七年,以臣僚言“兵變以後,(練湖)多廢不治,堤岸圮闕,不能貯水;強家因而專利,耕以為田,遂致淤澱”,詔兩浙漕臣沈度專壹措置修築②。淳佑初(1241)知鎮江府何元壽修復練湖,增高函幣達,又浚故渠,起閘之廢在京口者四、呂城者三,費逾90余萬緡。景定三年(1262)知丹陽縣趙必杕修築練湖岸埂鬥門石磁。

唐宋以來,雖歷屆政府為確保漕運,屢下禁令不許占湖為田,但地方豪強依舊侵耕不止,至清順治九年(1652)“侵佃多至九千余畝”③,幾占全湖面積14000余畝的五分之三。因此巡按監察禦史秦世楨疾呼“當革侵佃之田仍為湖,修築埂閘涵洞,復其舊,庶上可濟運通漕,下可灌田救旱,此真東南第壹水利”④。以後隨著近代鐵路交通的發展,漕運廢除,運河運輸漸漸失去重要地位,1927年遂於練湖北部開中心河壹道,引上源諸溪自張官渡直接入運,練湖全被辟為農田。現今這裏的國營練湖農場,是江蘇省水稻機械化農場之壹,現有耕地21000畝,僅存的練湖400畝水面已辟為精養魚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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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宋史·河渠七》。

③④唐紹垚:《江南運河年鑒》載秦世楨疏。

江南運河北段,除了不斷疏浚練湖以外,唐元和八年(813)常州刺史孟簡還重開古孟瀆,使江南運河在常州附近北通長江,“長四十壹裏,灌溉沃壤四千余頃”①。它經過歷代修浚,成為常州地區的重要運道之壹。

江南運河的中段,從望亭至平望間,地夷而流緩。吳江平望、八坼問為運河全線最低壹段,原為太湖泄水口段。唐代以前,現在的吳江縣南北為太湖水體所占據,不僅不通陸路,船只往來亦因波濤洶湧常遭覆溺。唐元和五年(810),蘇州刺史王仲舒“堤松江為路”②,築成了數十裏今江南運河的西堤,稱為吳江塘路。塘路解決了挽纖、驛運和航行的風濤之險,還對太湖地區的開發起了重要作用。同時在太湖的泄水口創建了著名的寶帶橋。寶帶橋又名長橋,53孔,為半圓形券式石拱橋,距蘇州約3公裏,在江南運河西側淡臺湖口,相傳為刺史王仲舒捐寶帶資助所建,又因此橋形若長帶,故名寶帶橋或長橋,主要用作運河纖道的寶帶橋,橋面狹長而平坦,利於拉纖;同時為宣泄太湖等諸湖之水,中間3孔較高,便於過船,旁側50孔較低,利於泄水。五代十國時,這裏是吳越王錢镠的統治區域。錢镠為了保境安民,發展生產,於天寶八年(915)置都水營田使主水事,募卒為部,號撩淺軍,治河築堤,壹路徑下吳淞江,壹路自急水港下澱水湖入海,既大力開浚了江南運河,又在太湖流域興修了很多堰閘等水利工程。北宋慶歷二年(1042),蘇州通判李禹卿又“堤太湖八十裏,為渠,益漕運”③。這次修築的長堤,於唐堤之東,成為運河的東堤。慶歷八年(1048),吳江知縣李問、縣尉王庭堅又在松江廣闊的出水口段構築木橋,長千余尺,名利往橋,又名垂虹橋。元泰定二年(1325)改建成石橋,由72個拱券形橋孔組成,長500余米,蜿蜒如龍,這就是吳江長橋的前身。現因年久失修,橋孔已大部塌陷。經過這幾次修築,把水波浩渺的太湖與湖東廣大水鄉隔開,使今蘇州南至平望間的運河面貌基本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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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舊唐書·孟簡傳》。

②武同舉:《江蘇水利全書》卷三壹太湖流域引《同治蘇州府誌》、《乾隆吳江縣誌》。

③《行水金鑒》運河水蘇州府註引《江南通誌》。

江南運河南段,由杭州至嘉興,地勢由西南向東北傾斜。隋唐時期,其水源主要取決於杭州西湖,湖水不足,則引錢塘江潮水補給。因此,對西湖的疏浚,並使其保有充足的水量,這對保證江南運河南段的水源是十分重要的。唐大歷年間(766—779),李泌任杭州刺史,“始導西湖,作六井,民以足用”①。長慶二年(822),著名詩人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復浚西湖,引湖水北出杭州余杭門外,入於運河。五代梁開平四年(910),吳越王錢镠在今杭州市候潮門外,始築捍海塘。當時潮水晝夜沖激,錢謬采用夾板築塘的方法,沿江100多裏,均以巨木為棍柱,打下木樁六層,並在木樁中實以竹籠,竹籠中裝滿巨石,從而有效地阻擋了潮勢,“既而潮避錢塘,東擊西陵”,“堤岸既固,民居乃奠”。同時,錢镠“置撩湖兵士千人”②,專用於西湖的疏浚清淤。又在今杭州上塘河南口挖茅山河,直通錢塘江,在引潮水口建龍山、浙江兩閘,以遏制鹹潮的倒灌,既保證了運道的暢通,又防止了運道兩岸農田的斥鹵化。

北宋後期,龍山、浙江兩閘相繼崩廢,“撩湖兵”又廢除,“西湖日就堙塞,昔之水面,半為葑田”③。元佑中,杭州知州蘇軾對西湖進行了大規模的疏浚。他撤廢了湖中私圍的葑田,“以新舊菱蕩課利錢送錢唐縣收掌,謂之開湖司公使庫,以備逐年雇人開葑撩淺”④。並積葑草為堤,在湖中構築了壹條貫通南北的長堤,長5裏余,夾道植柳,行人便之,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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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河渠六》。

②④《宋史·河渠七》。

③《東坡全集·申三省起請開六條狀》。

長堤便是著名的“蘇公堤”。與此同時,他又征用士兵及民工1000多人,開浚縱貫杭州南北的茆山、鹽橋兩運河,引湖水改由杭州湧金門東入城中鹽橋河,又北出余杭門,東入上塘河;並置閘於茆山河,“每遇潮上,則暫閉此閘,候潮平水清復開”,阻遏了潮沙進入鹽橋河,“自是公私舟船通利,三十年以來,開河未有若此深快者”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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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河渠七》。

南宋建都臨安,杭州在150多年中作為南宋朝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城市建設有了迅速的發展。縱橫交錯的街道和河渠,構成了杭州城市的整個布局。在當時的禦街以東,是南北縱橫與禦街平行的市河(又稱小河),市河以東,又有與之平行的鹽橋運河(又稱大河)。市河與鹽橋運河在清河坊以南溝通,向南直達江幹的錢塘江,向北直接與江南運河和太湖流域的河網相溝通。市河北段又通過眾安橋與浣紗河相通,浣紗河又與西湖相連,引西湖水作為這些河渠的水源。為了保證城內河渠的暢通,南宋政府作了不懈的努力。如紹興九年(1139),“以張澄奏請,命臨安府招置廂軍兵士二百人,委錢唐縣尉兼領其事,專壹浚湖”。又紹興十九年(1149),“守臣湯鵬舉,奏請重開”。又隆興二年(1164),守臣吳芾言:“城裏運河,先已措置北梅家橋、仁和倉、斜橋三所作壩,取西湖六處水口,通流灌入。……今欲先於望仙橋城外保安閘兩頭作壩,卻於竹車門河南開挖水道,車戽運水,引入保安門通流人城,遂自望仙橋以南開至都亭驛橋,可以通澈積水,以備緩急,計用工四萬。”奏上從之。又乾道四年(1168),守臣周淙出公帑錢招集遊民開浚城內外河,疏通淤塞,人以治辦稱之。又淳熙二年(1175),兩浙漕臣趙磻老言:“臨安府長安閘至許村巡檢司壹帶,漕河淺澀,請出錢米,發兩岸人戶出力開浚。”又言:“欲於通江橋置板閘,遇城中河水淺涸,啟板納潮,繼即下板,固護水勢,不得通舟;若河水不乏,即收閘板,聽舟楫往還為便。”又淳熙十四年(1187)七月不雨,臣僚言:“竊見奉口至北新橋三十六裏,斷港絕潢,莫此為甚。今宜開浚,使通客船,以平轂直。”奏上從之①。

從上所引可見江南運河由蘇州、嘉興西南來,直達杭州城內,兼通錢塘江,南宋為保持這條運道的暢通,作了很大努力,這也說明南宋以此運河為生命線,亦猶北宋之重視汴河也。

及元至正間(1341—1368),由於杭州以南江岸繼續向外淤漲,運河遂與錢塘江隔絕,上塘運河益加淺涸,重又對下塘運河進行修治②,“自五林港口開浚至北新橋,又直江漲橋,廣二十余丈,遂成大河”③,從而形成現今杭州市內之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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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上引文均見《宋史·河渠七》。

②江南運河至杭州拱宸橋後分二支:壹支經寶慶橋至德勝壩;壹支經大關橋、江漲橋、華光橋,也到德勝壩。過壩以後為上塘河,水位較高,最後通到城河。

③《光緒杭州府誌》卷五三,《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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