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要怎樣學才對（二）

凱恩斯曾經說：「比起其它科學，經濟學困難嗎？不難，是容易的學問，但傑出者甚少。」我同意這判斷。凱氏認為經濟學難以傑出，因為某程度上從事者需要是個哲學家、史學家、數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周身刀的。這觀點我不壹定同意。我認為經濟學難達大成，主要是概念不容易掌握，理論太多，搞得太復雜，而最大的困難是從事者對真實世界知得少，知得太少了。像戴維德、高斯那種人，不懂或不用數，理論知得不多，但他們對基礎理念有充分的掌握，對世事知得多，足夠。我們不需要有這些大師的天賦才可以達到師級的層面，但要懂得學習的方法。我自己走過不少冤枉路，誤入歧途好幾次，可幸及時驚覺，回頭是岸，再走。嘗試又嘗試，終於找到自己的路，打上去。教同學，我只能把自己的經驗申述壹下。我認為重要的起點，是入門者要知道經濟學的基礎理論架構，跟著是掌握這架構中的概念與簡單理論。有了基礎，不妨嘗試比較復雜的理論。天賦奇高可以不管復雜的，但我的經驗，是猛攻壹陣復雜的，再回到簡單的基礎會有新的理解。三十歲前，我來來回回好幾次，到三十五歲，知道基礎架構的掌握充分，概念的理解通透，就再不管復雜的理論了。這架構就是前文說過的：壹、人的行為是個人選擇的結果；二、選擇的第壹個公理，是在局限下爭取個人利益極大化；三、量度極大化的價值概念與局限概念皆重要，掌握不能有差池；四、局限轉變引起的行為轉變，要受到約束，而這約束主要是需求定律。這就帶來我個人認為是經濟學最難處理的地方。局限轉變帶來的行為轉變，要受需求定律的約束。需求定律是約束價格的轉變與需求量的轉變。因此，要解釋行為，任何局限轉變，處理的人必須或明或暗地把局限的轉變翻為壹個價的轉變。不容易。更頭痛的是，很多行為不通過市場，需求量不壹定是市場成交的物品。可幸的是，需求定律的用途，不限於市場物品。任何有價值的物品這定律都可以用，包括聲譽、友情、信仰等。不在市場成交，沒有市價或價格，用需求定律可以不用市價。非市場的物品，價格變為代價，也即是成本了。「成本」是cost的中譯，不大正確。較佳的譯法是「機會成本」，有點不妥，因為經濟學沒有不是機會成本的成本。最好的譯法應該是「代價」，但說「生產代價」中文不容易接受。比起其它科學，經濟學是格外重視概念的，而其中最難掌握得好是成本的概念。懂得把任何局限轉變翻為成本轉變，也即是翻為代價轉變，需求定律的運用就過了最困難的壹關。可以相當復雜：壹項局限的轉變可以牽涉到好幾方面的需求，因而牽涉到好幾方面的代價轉變。學而時習之，熟能生巧，我自己到四十歲後，得心應手，任何局限轉變，想到與某方面的需求有關時，代價的升升降降立刻知道。《經濟解釋》的卷二（《供應的行為》）對成本有詳盡的解釋，而卷三（《制度的選擇》）分析產權與制度，帶到社會成本（代價）那方面去，也說得詳盡。同學要註意，有些價值，可以倒轉過來看為成本，例如租值。又例如利息是收入，轉換角度可以作為成本看。三十年前，與老師艾智仁研討某話題，書信來來回回好幾次，其中壹次我寫道：「利息不是成本的局部，而是成本的全部。（Interest is not a part of cost, but the whole of cost）」他回信大贊，顯然認為我學滿了師。成本的正確概念本來就不容易掌握（見《供應的行為》），而加上產權問題、交易費用、非市場物品等，「成本」或「局限」的轉變來得更復雜了。然而，要通過需求定律來解釋人的行為，我們壹定要把局限的轉變翻為價或代價的轉變。要記著，凡是轉變，不管是代價還是行為，壹定是「邊際」的，所以解釋行為或現象要從邊際轉變的角度入手。這又帶到序數量度或排列選擇給我們的方便了。那些批評交易費用難以量度或無從量度，因而沒有用場的眾君子，是經濟解釋的門外漢。有壹件事不妨壹提。楊小凱曾經批評我不懂得邊際分析，但巴賽爾卻說邊際分析我用得出神入化。二者有沖突嗎？不壹定。小凱是搞數學經濟的，沒有作過實證經濟研究，從始至終停留在象牙塔內。我是搞實證研究的，數學的邊際分析只學幾天就認為足夠（考理論當年永遠第壹），早就跑出象牙塔，走到真實世界中，落手落腳地搞起來。在真實世界看邊際轉變，可以小若沙塵，可以巨似泰山。數學的邊際分析與驗證的邊際處理是兩回事。這就帶來我要說的實踐經濟學的重點。要解釋行為，局限的轉變不可以子虛烏有，其轉變壹定要有可以觀察到的事實支持，而如果交易費用等轉變不容易壹分壹毫地量度，以序數排列轉變的或大或小有可為。然而，局限轉變不易體會，翻為壹個價或代價的轉變也困難。可以做到，不易。這裏要說的重點，是處理真實世界的局限轉變，壹般不是壹個市價轉變那麽簡單，絕大部分不可能從課堂上學得，也不是博士之後坐在辦公室內可以知道。同學們從開始學經濟時就要走到真實世界去，在街頭巷尾到處跑，好奇地觀察，不斷地試行以學得的簡單理論解釋，即是要試行推出假說，然後把觀察到的現象作驗證。要多做，甚至天天做，開頭會覺得經濟理論沒有什麽解釋力，但堅持下去，「破案」的實例會愈來愈多，過了幾年會覺得復雜的世界壹般有簡單的理論解釋。是難以自圓其說的現象。所有實證自然科學，不管是物理、生物或化學，學生從中學起就要做實驗室工作。經濟也是實證科學，但就是進入了大學也沒有實驗室課程。真實世界是經濟學的實驗室，大家生活在其中，但大學的教授可沒有規定學生要到處觀察，不斷地試行解釋，而那些所謂「實驗」課程，只不過拿著些不知怎樣弄出來的數字，作些什麽統計分析。壹個真實的故事支持我的投訴。二十世紀的價格理論大師史德拉（G. J. Stigler），是魯賓遜夫人（J. Robinson）之後的高舉以不同的需求彈性系數解釋價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的專家。有壹次，在芝加哥大學研究院教價格分歧時，史德拉說：「我們不可能在壹間商店內，同時同地，同樣物品，找到兩個不同的價格。」壹位坐在課室後排的同學，舉手說：「就在校園鄰近的那間電影院，說明普通人入場二元二角半，學生壹元二角半，同院同時間，電影壹樣，座位是先到先選的。」史德拉無法回應，在講臺上行來行去，行了幾分鐘，突然大聲對該同學說：「告訴妳吧，今天晚上我會把該電影院燒掉！」同學們都知道，在任何顧客可以討價還價的商店內，價格分歧是必然的效果。拿得經濟學諾貝爾獎的史德拉怎可以不知道呢？事實上，壹九八三到八五，連續三年的年宵我帶學生到香港的街頭賣桔，試行價格分歧，因而知道，雖然不同彈性系數在邏輯上支持價格分歧的行為，但實際上不同顧客有不同的訊息費用，也有不同的討價還價的時間成本，而這些局限的不同，對價格分歧的決定性比彈性系數的不同重要得多。壹篇今天還很大名的文章，寫於七十年代後期，三位作者在原稿中舉出石油運輸的例子來支持他們的理論。他們說：「石油公司擁有自己的輸油管，不租用，但運油船卻租用，不擁有。」我當時是幾家石油公司的顧問，寫信給作者，說：「所有石油公司都擁有自己的油船隊；租用輸油管在行內盛行。」文章發表時，三位作者只取消了石油運輸的例子，原文的理論假說不改！這等於史德拉把電影院燒掉了。捆綁銷售是大題目，沒有壹個作者真的知道是怎樣的壹回事。全線逼銷也精彩，但除了區區在下，沒有經濟學者知道這種逼銷只限於生產商或批發商與零售商之間，而且壹定是短暫的。Signaling也是曾獲諾獎的題材，其理論卻解釋不了最明顯的有關現象：玉石原件出售，購買者要看石皮而猜其內——賣家不把原件切開，增加了訊息費用。睜大眼睛看世界，signaling這項胡鬧經濟題材不會存在。真實世界的現場觀察與探討，是經濟學最有趣的地方，也是對經濟解釋幫助最大的。二百多年前，史密斯是這樣搞起經濟學的。同學們要回到史前輩的傳統去。執筆寫這最後壹節時，佛利民謝世幾天，而再幾天我七十壹歲了。光流水逝，歲月無情，今天的經濟學已經不是佛老和我熟知的傳統了。回顧西方的經濟學發展，奇怪地發現，可以憩息或流連壹下的、有整體架構的作品，大約三四十年出現壹次。武斷地排列，可舉史密斯（A.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李嘉圖（D. Ricardo,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1817），米爾（J. S.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48），馬歇爾（A.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1890），魯賓遜夫人（Mrs. J. Robinson,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1933），佛利民（M. Friedman, Price Theory, 1962）等。我自己的三卷本《經濟解釋》二○○二年完工，與佛老之作剛好相隔四十年，是傳統的時距，但因為用中文動筆，能否成為「憩息」之所恐怕要多年後才知道。不是沒有機會的。壹脈相承，《經濟解釋》是「古文」，雖然大手改進與補充了，但沒有自立門戶，有傳統的支持。另壹方面，讀經濟的中國學子實在多，人多勢眾，說不定其中有興趣的會把我的思想發展下去。樂觀地看，雖然那三卷本還沒有在國內出版，但學子從網上打印下來閱讀的無數，而好些大學已經指定為需要的讀物了。悲觀地看，雖然從傳統發展出來，但今天的「主流」脫離了傳統，與我主張的學問格格不入。我不想在這裏批評我知得不多的新潮學問，但認為如果經濟學者對解釋世事再感興趣，他們總要回到我這邊來——真理站在我這邊。不容易明白發生了些什麽事。十多年前與壹些年輕的經濟學教授傾談，或接見壹些求職的經濟學博士，我發覺沒有壹個讀過馬歇爾！想來他們的老師也沒有讀過。是自然科學的不良影響吧。自然科學，學理論要學今天的，不用管前人怎樣說。四十五年前作學生時，經濟老師也對我說過類似的話。後來到了芝加哥大學，身為價格理論大師而又是經濟思想史泰鬥的史德拉，說研究思想史只是為了興趣，理論學今天的算了。問題是雖然科學方法相同，經濟學與自然科學很不壹樣。前者，實際可用的理論不多，說來簡單，但千變萬化，基礎不容易掌握得通透，而略有差池，變化就不容易搞上去。搞經濟分析主要是搞變化。以我之見，當我們說前輩經濟大師錯了，主要因為概念拿不準，變化搞錯了。但某變化錯，不等於所有變化皆錯。好比李嘉圖，今天不少學者認為，除了比較優勢定律，李前輩的其它理論全盤皆錯。真的嗎？三十年前我寫知識產權與發明專利，就用上眾人皆說是錯了的李嘉圖的「差別租值」（differential rent）理論（見《張五常英語論文選》，五八二至五八九頁），巴賽爾識貨，頻呼精彩。又好比Cournot的雙頭競爭（duopoly）理論，壹般學者早就認為過了時，不中用。壹九六九年我推出公海漁業的租值消散理論，同事們無不嘩然，說天才了得，可惜贊聲未了，自己卻發現該理論是Cournot的雙頭競爭的另壹個版本（見《張五常英語論文選》，壹八二至壹九○頁）。經濟學要用簡單的理論來解釋復雜的世界。這樣看，簡單的理論要搞出精彩的變化來。像史密斯、李嘉圖、米爾、馬歇爾等人，其天才不會在佛利民之下，比起今天的經濟學新秀，相差何止八千裏路雲和月！是我之幸，懂得佩服天才，所以當年拜讀前賢之作，懶得管是對是錯，只跟著他們的變化思維，跟著他們想。後來學滿了師，放膽地走自己的路，把前輩的分析修改得近於面目全非，意之所之地加進自己想出來的變化，大部分來自街頭巷尾的觀察給我的啟發。但因為傳統不變，今天我還是個古人。同學們讀三卷本的《經濟解釋》，要註意到我刻意地淘汰了所有我認為用場不大的復雜理論，集中於把簡單而又不可或缺的，在變化上發揮。我認為只有這樣，同學們才有機會可以不拜讀古書而還能學得壹些經濟解釋的法門。不是說古人之作不需要讀了，但投資成本高，而在漠視傳統的「新潮」下，要求同學拜讀李嘉圖，甚或近如馬歇爾，很有點苛求。我的《經濟解釋》堅持驗證假說要用上可以觀察到的變量，對均衡理念提出壹個新闡釋，需求定律從頭用到尾，從價格到利息到成本到租值等概念，翻來覆去地陳述，而何謂「量」的多種變化，也是不停地變下去。最重要的改進，是加入了交易費用，從而引進當年我創立的合約安排的選擇的分析。這改進幅度很大，同學們恐怕壹下子不容易接受，因為從合約的角度看市場，產品市場與生產要素市場不容易分開來。傳統的價格理論，或不大正確地稱為微觀經濟學的，集中於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這兩方面。制度何物要不是胡說八道，就是作為另壹門學問看。引進交易費用作為無可避免的壹種局限，所有制度上的安排都是因為交易費用而起，而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再不能獨自處理，要與制度的選擇壹起看。史密斯當年知道要這樣看世界才對。但跟著的發展，為了理論的處理需要簡化，經濟學者在有意或無意間假設交易費用是零。再後來搞出笑話：以Walras為首的壹般均衡理論分析，因為明確地假設拍賣（交易）費用是零，邏輯上不僅不可能有生產要素市場，產品有多少種類根本無從界定，而嚴格來說這樣的世界是不會有任何市場的。方程式好看，內容空洞，半點解釋力也沒有，Walras與追隨者搞的是藝術作品，科學怎樣也談不上。上述的發展與我選走的路不壹樣。他們以復雜的理論為起點，假設交易費用是零而把理論簡化。我則以簡單的理論為起點，加進交易費用而使變化復雜起來。對我來說，經濟解釋要選走哪壹方是明顯的。自《經濟解釋》完工後，不少同學要求我繼續寫宏觀經濟。然而，我掌握的經濟學，沒有微觀與宏觀之分。永遠起於個人的選擇行為，局限下爭取極大化，要受到需求定律的約束。看社會整體就是宏觀，我們要懂得怎樣把社會成員的個別行為加起來，從而達到壹個經濟理論可以推斷的整體效果。至於壹般人認為是宏觀經濟的數字，例如通脹、失業、經濟增長等，這些年我的推斷比壹般的「宏觀」大師準確，準很多——我的加法顯然比他們的加法高明。就是沒有深入地學過的貨幣「理論」，這幾年為了人民幣匯率的困擾，我提出的貨幣觀也比較優勝。可見經濟學就是經濟學，有優、劣之別，卻沒有微、宏之分。起自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搞得差勁，有兩個原因。其壹是從事者對價格理論的掌握不足，於是，加上去作宏觀加得不對。凱氏無疑是天才，但他對價格理論壹知半解，四十多年前讀他的《通論》時我就這樣說。今天看，大部分的宏觀學者恐怕也要補習壹下。其二，像傳統的「微觀」那樣，宏觀學說忽略了交易費用與合約安排的選擇。這失誤對「微觀」已有大害，對宏觀更顯得是災難性了。中國的經驗支持我的看法。九十年代中期，朱镕基把急速通脹控制為零，跟著有通縮，而考慮到物品的質量急升，這通縮很嚴重。當時國內的房地產價格暴跌。壹九九七年春天，幾位來自北京的智囊朋友到深圳問我意見，說中國的發展看來要完蛋了。我說：「會完蛋的是香港，妳們吉人天相，中國還會繼續高速增長的。」中國的制度與西方的不同，怎可以用西方的不管制度何物的宏觀理論來推斷中國呢？發神經！後來香港得到北京協助（可以看為當年香港協助中國改革的回報），死不掉，但這是政治，我的推斷可沒有算進去。高斯認為西方的經濟學發展入了歧途，無可救藥，希望我能為中國的學子設想壹下，救壹救。本來是在三間大學的講題，簡略而又是沒有準備的。想到高斯的話，壹連五期，我用心地寫了壹萬三千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