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可輕易毀之”，以及女子“全德全形”為美的古代封建 社會 環境下，穿耳戴飾成為了壹種不恥之為，受盡人們鄙視。所以宋代以前，漢族男女都不流行穿耳孔。直到宋時期，程朱理學的大力推行，讓女性的 社會 地位壹落千丈，此後，為了區別男尊女卑，耳飾和纏足成為了女性不得不為之事。
所以，宋代不僅是女性 社會 地位的大轉折時期，也是中國耳飾命運的轉折期，宋以後，穿耳之飾在漢族中真正風行。
1 社會 各階層的審美情趣趨向世俗化
唐朝建立初期伴隨而生的是中央集權的進壹步發展和封建君主專制的加強，朝廷為了掌控權利，選拔優秀官吏，確立了科舉制度。而科舉制度的實行從根本上打破了舊有的門第身份限制的選官制度，讓大批中小地主和自耕農階層出身的知識分子得以進入朝堂、參與和掌握各級政權。
於是唐時大量新興地主和平民階層成為了國家官吏和知識精英的主體，到北宋時期，這些士大夫在經濟、政治、法律、文化各方面都取得了全面統治，換句話說，科考成為了這些新興士大夫從鄉野走向朝廷，從鄉村走進城市的橋梁，此後， 社會 發展的總趨勢開始趨向平民 社會 發展，而大批下層士人經科舉進入上流 社會 後，他們世俗化、平民化的審美趣味逐漸取代了過去單壹、內隱的貴族審美。
此外，隨著宋朝政局穩定，經濟日益繁榮，地主積極們無需繼續進取奮鬥，他們開始滿足眼前既得利益，追求俗化的享樂生活，如李澤厚先生在《美的歷程》壹書中所說：“這壹在北宋開始占 社會 上層統治主導地位的世俗地主階層，雖然表面上標榜儒家教義，實際上卻沈浸在自己的各種生活愛好之中：或享樂，或消閑，或沈溺於聲色，或放縱於田園。前者——打著孔孟旗號，宣稱文藝為封建政治服務這壹方面，就發展為宋代理學和理學家的文藝觀。後者——對現實世俗生活的沈浸和感嘆倒日益成為了文藝的真正主題和對象”。
因此，自從世俗地主階級成為統治階層的主導力量後，整個 社會 的審美趣味都發生了改變，他們“溺於聲色，壹切無所顧避”，歌館樓臺是他們留戀不舍的場所，他們追求的女性美是柔弱矯飾，耽於修飾，他們引導的世俗美為富貴華麗，因此，不僅僅是耳飾，宋以前始終未曾興盛的戒指、手鐲、項飾、佩件等也都在此朝壹並發揚光大起來。
2 女性地位的沒落和特定階層女性的出現
宋朝是我國兩性關系從較為寬松走向嚴謹的過渡時期，而導致這種局面的壹重要因素是程朱理學提倡的“存天理、滅人欲”的道德觀壹度成為了禁錮女性、壓制女性的道德枷鎖，所以在這樣的倫理婦教的封建統治思想下，宋朝的男女之別走向極端化。
壹方面，女性在精神思想方面不僅要時刻恪守婦道、婦教，謹記“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貞節觀，肢體行為也被限制束縛，如纏足與穿耳。纏足後的三寸金蓮讓女性行走不便，柔弱之身壹生被困於院墻之內，穿耳則是讓女性身份難以隱藏，再也不能男扮女裝，拋頭露面。
另壹方面，在程朱理學的影響下，儒家的兩性道德觀也發生了復雜的矛盾沖突，男性要求家庭女性恪守婦道，貞節自愛，但是他們卻在外花天酒地，尤其是壹些權勢貴族或商賈富商，他們把大把的時間和金錢充斥於歌樓妓館的“風塵”、“煙花”女子，用來滿足其享樂的快感。
此外，宋朝皇帝實行重文輕武的政策，宋太祖還公開鼓吹功臣們“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更是助長了貴族官僚大肆腐敗縱欲之風，於是，勾欄瓦舍，酒樓妓館壹時間競逐繁華，加之那些通儒經、信佛道、擅詩詞的文人雅士們喜愛與能詩作畫的歌妓舞女們詩酒唱和，吟詩作畫。
長期以往，以色娛人的特定階層女性成為了 社會 普遍認可的現象，而這些女子為了生計和迎合 社會 需要，自然需要各種服飾與首飾的裝扮，這也就促成了耳飾在內的各種首飾門類的蓬勃發展。
1 耳飾紋樣追求“形外之象”
據史料記載，宋朝是中國 歷史 上科舉制度最完善的朝代，並且宋朝是第壹個全面推行科舉取士來為朝廷選拔官吏的朝代，此外，朝廷還在各個方面鼓勵與優待科考，所以在宋朝政府的高級官員中，科舉出身者占了壓倒優勢，可謂是“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為此，宋代又稱為“文治”的時代。
而這些文人士大夫既是國家政權的掌控者，又是藝術上的創造者，他們亦官、亦文、亦畫，在他們高超的藝術修養和對世俗生活的熱情推動下，整個時代風格偏向了儒雅的審美領域。
對於他們來說，“詩文可有‘言外之境’，音樂可有‘弦外之音’，繪畫可有‘形外之象’”。於是，諸多帶有隱喻或可言誌、言情的意象被用作裝飾紋樣出現在世俗生活中。
其中象征士大夫精神品格的“四君子”——梅、蘭、竹、菊便是裝飾紋樣中常見的題材，眾所周知，梅花，迎寒開放，獨立於春，常被文人作高潔、堅強之喻，廣泛使用於女性的服飾和首飾中，如湖州三天門南宋墓出土了壹件梅花形耳墜，兩朵梅花相銜接，花朵為重瓣梅，極為精致。
宋代的耳飾中還能常常見到與竹相關的紋飾，如湖南常德三湘酒廠出土有壹對竹葉紋金耳環，在鉤形的環身上零星刻著片片竹葉紋，小巧又不失精致。
“菊，花之隱逸者也”，於文人而言，菊花寓意著“不流庶俗，獨善其身，高雅清逸的情懷”，所以菊也常常用於首飾紋樣，如浙江建德大洋鎮下王村宋墓出土了壹對菊花金耳環。
對於士大夫來說，在喧囂勢力的 社會 環境中，寄情抒興、借物喻誌或許能讓他們對理想的生活有所寄托吧。
2 耳飾紋樣趨向通俗，充滿生活氣息
著名 歷史 學家漆俠先生曾說：“在兩宋統治的三百年中，我國經濟、文化的發展，居於世界的最前列，是當時最為先進、最為文明的國家”。的確，宋朝雖然在政治上的發展並不順利，但卻是中國古代 歷史 上商品經濟最繁榮的壹個時代了，而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坊市合壹”的城市制度又使得城市規模不斷擴大，此外，宋朝的土地制度壹改唐朝的“均田制”，實行“租佃制”，這在壹定程度上使得農民經濟狀況惡化，大批農民喪失土地，流入城市，進而導致了城市人口的增多。
而城市的發展又帶動了 娛樂 業遍地開花，如北宋時的汴梁“以其人煙浩穰，添十數萬眾不加多，減之不覺少。所謂花陣酒池，香山藥海。別有幽坊小巷，燕館歌樓，舉之萬數，不欲繁碎”。
在商業繁榮，市民增多的 社會 環境下，都市生活走向世俗化的步伐加快，充滿市井氣息的裝飾紋樣也隨之產生，具體表現為民間百姓們采用日常生活之物來創造紋樣，如普通民眾的窗臺庭院、田間地頭常見的植物、各色花卉瓜果都被大量用作首飾紋樣。此外，這壹時期還出現了許多吉祥寓意的耳飾紋樣。
如江蘇無錫楊名北宋墓出土的金瓜果枝葉紋耳環，中間兩瓜對稱，前後有莖藤枝葉盤繞，取其“瓜瓞綿綿”之意，還有湖州三天門宋墓出土了紫茄紋耳飾，其有紫袍加身，寓意高官得中，多子多福之意。
由此可見，只要紋樣走向市井，融入世俗生活，那些所謂的高貴、莊嚴的意象形式，便變得富貴吉祥起來，因為“百姓喜聞樂見才是市井藝術的真正目的”。
於現代人而言，是否穿耳戴飾完全是個人化的選擇，是壹種審美態度和個人喜好，甚至耳飾已不再是女性的專利，大量的男性也加入了佩戴耳飾的行列。但在中國封建 社會 ，耳飾的佩戴並沒有如此的簡單。
著名 歷史 學家錢穆先生曾說：“中國文化的特質是‘禮’，‘禮’是整個中國人世界裏壹切習俗行為的準則，標誌著中國的特殊性”。事實上，從古代中國的家庭、家族到國家，都是按照“禮”的原則建立起來的，人們的衣食住行、服飾耳飾也都符合禮制的要求，所以在古代，耳飾不僅代表著女性的 社會 地位，還是壹種等級標誌的象征，更是每個朝代的文化特色和生活習俗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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