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驚訝的是，第二個問題的答案竟然是——仇恨和缺乏同情心。當1921的人口調查顯示女性比男性多了近200萬時，社會上出現了壹股謾罵之風。《每日郵報》稱:“這些多余的女性是人類的災難。”他們被稱為“流氓”和“搶食者”，與退伍軍人爭奪工作。有人罵他們有“不健康的女性友誼”，嘲笑他們對貓狗等寵物的溺愛。性心理學家說他們不正常，而英國法西斯奧斯瓦爾德·莫斯利稱他們“惡心”。壹個普遍的觀點是，他們應該被送到殖民地。有人說，加拿大有大量的男性獵人和伐木工，澳大利亞也有很多“找樂子”的機會。
尼科爾森的書主要講述了這些女性如何不被悲傷所淹沒，並朝著新的方向努力。女主角之壹是著名的考古學家格特魯德·卡頓-湯普森。她的愛人是壹名在戰爭中陣亡的清啟軍軍官。壹開始，她覺得連活著都是對他的背叛。但是戰後，她去了倫敦大學學院學習阿拉伯語和非洲史前史。後來，她去了馬耳他、南非、阿拉伯半島和埃及進行考古發掘。她遇到過壹系列艱難的挑戰，如豹子、鱷魚、眼鏡蛇、跳蚤和沼澤，但她都克服了。
在尼科爾森的故事中，壹些“多余的女人”成了探險家、昆蟲學家、船舶工程師、醫生、登山家、時裝模特等。其他人則致力於改善貧民窟條件和饑荒救濟，或開始從事以前只為男性保留的職業——如第壹位女律師、第壹位女議會顧問和內閣成員、第壹批女獸醫、女公務員和女建築師等等。
然而，尼科爾森承認，這些有事業心的單身女性大多來自富裕的中產階級家庭。但也有例外。來自布拉德福德的紡織工人弗洛倫斯·懷特後來成為著名的政治活動家，並創建了全國紡織工人養老保障協會。女仆格蕾蒂斯·艾偉德帶著自己的積蓄乘火車穿越西伯利亞來到中國，在那裏傳教並照顧麻風病人和患病兒童長達20年。有更多願意過平淡生活的普通女性，她們同樣值得尊重。到1921，普通女職工人數已達50萬。他們住在壹個兼作客廳的小房間裏，日復壹日從事打字員或秘書等瑣碎工作。他們每周的收入只有30先令，他們的午餐都花在壹個小面包或三明治上。大多數社會歷史學家認為她們很可憐，但尼科爾森采訪了許多這樣的女性，發現她們其實很樂觀。她們通常是壹群女性朋友在壹起，並結成了終生的友誼。他們喜歡壹起去跳舞，去花園散步，或者偶爾享受壹頓高檔的下午茶。這是壹個勇敢的新世界——比壹輩子伺候妳老公強多了。
尼科爾森稱贊的這些女性改變了我們的文化。他們把維多利亞時代的老處女變成了現代職業女性。然而，尼科爾森認為，她們仍然不同於現代女性。他們和所有經歷過戰爭的人壹樣，對幸福沒有太高的要求，有壹種特殊的毅力和自尊。尼科爾森在贊美那些傑出女性的同時，也沒有忘記更多的普通女性。
尼科爾森談到了壹位名叫梅·瓊斯(May Jones)的女性，她在85歲時用圓珠筆在彩紙碎片上寫下了自己的自傳。瓊斯是木匠的女兒。她的愛人隨軍去了法國，死在了戰場上。“那時我就知道，”她寫道，“我會是壹個老處女，直到我死去。”後來她拿著鉛筆補充道，“那年我才20歲。”紙的其余部分是空白的。正是這樣的時刻，讓這本書如此震撼人心，催人奮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