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政策的不可持續性也增加了企業的風險。這在當前的房地產行業已經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第三，政策走向的不確定性將是企業面臨的最常見風險。由於政府管理部門在政策經濟中具有強烈的機會主義傾向，往往充當“救火隊員”，必然導致政策走向飄忽不定，難以預料。這從目前宏觀調控的試探性特征就可以看出來。事實上，中國已經被公認為世界上投資風險系數最高的地區。
政策趨勢不確定的風險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不同類型的企業在政策經濟背景下面臨的具體政策風險不同，因此應對方式也不同。幾家歡樂幾家愁是什麽意思？根本原因主要如下:
首先，對於國有企業來說，目前的政策風險主要包括“兼並”風險和壟斷企業內部改革帶來的風險。以“與外資競爭”為名的國資兼並，如北京二商集團與遠洋地產的兼並重組，借助“兼並”的東風，幫助國有企業實現了跨行業、跨地區擴張，進而在壹些重要市場領域形成了新的國有經濟網絡。對於壟斷企業內部改革帶來的風險，“親生兒子”的堅定立場使得國企阻力不減。電力體制改革三年半，寸步難行，就是壹個典型案例。
其次，對於民營企業來說，政策走向的不確定性是最主要的政策風險。常見的對策有三種:壹種是主動參與，被動退出。比如民營企業廣宇集團投資5000多萬元後，最終因為鐵路利益分配制度被迫停止投資，從而使第壹條由民營資本建設的常璩鐵路重回國有壟斷。同樣，去年拿下四川白鵬鐵路30年經營權的德眾公司，也因為成都市水利局的壹紙文件，被迫陷入“追加654.38+0億投資”的窘境。二是冷眼旁觀，等待其轉變。比如2005年，鐵道部推出了20個合資鐵路項目，期望有民營資本的參與，但440億的股權投資中，只有25億是民營資本。可見政策的不確定性使得大部分民間資本還是選擇觀望。三是利用政策漏洞，投機鉆空子。中國版的這種“貓捉老鼠”，尤其是房企。房地產行業稅負重，企業利用國外的優惠政策，把自己變成外企，合理避稅。
最後，對於外資來說，主要的政策風險是政策態度的180度大轉彎。外資今年日子不好過。從“吸引外資”到“限制外資”的政策拐點的出現，使其充分意識到政策風險。但從目前外資做出的壹些即時反應來看，對突然的政策轉向還缺乏心理準備，魚死網破、加速搶灘、外部壓力等倉促反應基本可以歸為壹擊之後的條件反射。
強政策弱企業
另壹方面，政策風險更容易誤導企業，使得企業采取壹些破壞性的方式來規避風險，從而不得不鋌而走險，走上“無為而治”的歧途。
首先，政策風險會倒逼企業轉型。由於政策風險系數甚至超過市場風險，企業的關註點可能會從生產和銷售轉移到對政策形勢的研究上，從而花費更多的精力在如何與政策進行博弈上，從而造成企業行為的扭曲。
其次，企業會增加與決策者的接觸。企業管理者會忙著找市長而不是找市場，這就大大增加了企業的政治交易成本；另壹方面，“尋租”現象會迅速蔓延。
再次，企業還可能建立相應的對沖機制來化解政策風險，這將使得身份確認、假外資等“貓捉老鼠”的遊戲不斷重演。
最後，壹旦企業為防範政策風險付出的交易成本超過企業獲得的利潤，不排除企業尤其是外資企業會采取“用腳投票”的做法退出博弈格局，向其他新興國家尋求市場和投資亮點。這是最壞的結局。
總的來說，在政策經濟時代，除了國企，企業和政策基本處於完全不對等的地位。政策性強，掌握著企業的生死大權；而企業弱勢，甚至集體失語。然而，隨著政策幹預的效率越來越低，老式的調控模式越來越不適應日益復雜多變的經濟形勢。以選擇最大公約數、交流對話後盡可能達到平衡為特征的公共政策，將可能成為替代政策經濟的路徑選擇。只有在壹個平臺上進行公開對話，才能結束現實中的不對稱，讓企業的日子好過壹點，至少他們有個投訴的對象和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