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案組辦案的弊端

現代司法程序的設計是權力制約與權利制約的結合，但專案組作為行政司法的典型形式，是以單方面、秘密、超權威的形式完成案件的審理。第三，是壹種越權審判。工作隊的超權限有兩層含義。壹方面意味著本質上是自我審判，違背了司法的控辯審要求。有人會說，專案組只是對公安機關的前期偵查和協調指導，最終案件的起訴和審理都是由公安機關按照法定程序完成的。問題是很多冤案都是專案組協調指導的。實際上是公檢法之上的領導機構，是實際辦案人。公檢法遵循的程序只是壹個形式。另壹方面是指其未經法定程序，經常采取許多非常規法外措施，刑訊逼供，超期羈押。因此，從公民參與權的角度來看，專案組缺乏公民參與司法的法律形式。

除了上述審判方式的特點，專案組在判決後也存在問題:壹旦出現錯案，無人負責。工作隊是壹個集體。犯了大錯後，任何人都可以在集體責任的幌子下自慰。“組織”是中國很多人覺得可以依靠的力量。很多時候，我們也從中獲得了安全感和歸屬感。但是，這是壹個很可怕的名詞，每個人殺人的時候都可以用它來洗掉手上的血。

工作隊依靠封建的審問式或極端專制的模式來解決問題。所以，在佘祥林案的糾錯過程中，潘玉君自殺作為悲劇的續集，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潘案尚無明確結論，但從專案組辦理的案件來看，只有壹點是肯定的:專案組當時的成員正在接受專案組的審理，違反了刑事訴訟法的程序。我們不能說他為什麽自殺，但毫無疑問，過程不公開，律師沒有參與專案組的調查，他在程序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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