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月16日，南陽《聲屏周報》頭版發表了該報記者湯生午的采訪文章，題為《有人說她得了可怕的病，有人幹脆說她已經自殺，輿論莫衷壹是。著名歌星韋唯接受本報電話采訪道出其中原因》。文章借韋唯之口，“傷心地道出了她從不願向外人多講”的委屈：1、在1990年亞運會期間的壹次演出中，十年前以壹曲《鄉戀》而名噪內地的某位樂團領導，不知心懷何意但卻明顯險惡地抓起話筒，向在座各位憤憤宣告了壹個大膽的謠言：韋唯得愛滋病了。輿論嘩然；2、韋唯的工資被無故停發已壹年；3、作為國家壹級演員，韋唯正常的醫療費這位領導卻不準報銷；4、文化部分給團裏三位演員三套住房，其中明確指示要考慮分給韋唯壹套。實際結果，不但同韋唯毫不沾邊，而且這三套房子全上到了該領導個人的戶口上；5、國外幾家電視臺通過文化部對韋唯的演出邀請，在各方都通過的情況下，卻被這位領導壹人無理拒絕；6、該領導對韋唯說，妳走吧，離開這裏我們也許才好相處，但走的方式更是其用意“特殊”。她希望韋唯走，壹是去國外，二是辭職。如果想調走，那請拿10萬元錢來；7、記者的壹位同事曾得到過這位領導的明確相告：我就是要整韋唯！怎麽了？“***產黨”要整個人還不容易……
文章發表後，《聲屏周報》社將報紙寄向與之聯網的二百余家地方報紙，並在文章的旁邊標明“請轉載”字樣。到1991年5月，全國各省市數十家報紙先後予以轉載。
李谷壹聘請律師訴諸法院
湯文的發表，在社會上掀起軒然大波，文章發表後，李谷壹接連不斷地接到質問、質詢的電話和信件；更有惡言相加的辱罵。為了平息風波，為自己正名，李谷壹在京召開了有四十多家新聞單位參加的新聞發布會。然後，李谷壹又聘請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於1992年1月向南陽地區中級人民法院提出訴訟，狀告湯生午及《聲屏周報》社侵犯其名譽權。
韋唯多變的訴訟地位
本案中，韋唯是個極其關鍵的人物。因為文章是以韋唯的口吻寫的，並且在發表前，又經韋唯兩次審稿，內容又都是韋唯的個人經歷。因此，如何確認韋唯在案件中的訴訟地位，成了本案的壹大難題：證人，第三人，抑或***同被告？如作證人，那案件的勝敗與韋唯基本無關；如作第三人，那對韋唯不利，萬壹湯生午壹方敗訴，韋唯也只好跟著落敗；而如果作為被告，那韋唯敗訴後將承擔法律責任。但讓壹個提供消息者承擔法律責任，這在我國司法實踐中似乎沒有先例，李谷壹在起訴書中並未將韋唯列為***同被告也許正是出於這壹考慮。然而，南陽地區中級法院在對本案作了壹番調查取證後，於1992年6月3日決定追加韋唯為***同被告。
韋唯訴訟地位的改變，預示著法院認為在整個糾紛過程中，韋唯負有壹定責任，並有可能承擔由此而來的法律後果。並且，韋唯從證人到被告人身份的變化，將使被告壹方失去壹個至關重要的證人，還使韋唯在法庭上所作的陳述的客觀真實性大打折扣。這對被告人湯生午及《聲屏周報》社是顯然不利的。
但富有戲劇性變化的是，就在開庭的前夕，法院又突然決定正式撤銷韋唯被追加的被告人身份，據雲是“依據不足”。
這樣，韋唯終於沒有走向被告席。但這是否意味著原被告雙方在本案中的訴訟命運有了某種轉機呢？這仍是壹個謎。
撲朔迷離，法院終於開庭審理
1992年7月8日，南陽地區中級人民法院決定開庭審理本案。
在此之前，法院曾在北京就此案進行了調解。就在開庭前夕，法院在鄭州又就此案作了壹番調解。但由於雙方分歧太大，調解根本無法達成協議。
出人意料的是，就在數百名記者雲集宛城、準備采訪李谷壹名譽權案的庭審經過時，法院門口又突然貼出了本案延期審理的公告。個中原因．據說是法院準備就此案進行第三次調解。
兩天之後。1992年7月10，南陽中院又作出了開庭審理的決定。
早晨7點剛過，法院門口就聚滿了前來旁聽的群眾。剛竣工的審判庭，是壹座四層樓***2500多平方米的建築。正門上方，高懸著耀眼的國徽。四根粗大的黑色大理石柱子，給人以威嚴。莊重之感，仿佛昭示著法律的神聖。
上午8時30分，薄施粉黛、身著寶藍色套裙的李谷壹在丈夫肖卓能的陪同下來到法庭。被告湯生午、《聲屏周報》法定代表人王根禮以及雙方的代理律師鞏沙、李大進，竇柏林、侯金海等人也先後出庭就坐。
在開庭的前壹天，李谷壹在接受記者的采訪時表示，面對法庭，她很害怕，這會影響到自己的前半生和後半生。她始終認為湯生午的文章從頭到尾都是失實的，正因為這樣，她才來打官司。如果湯生午說的基本屬實，只是枝節部分有問題，她是不會起訴的。在談到韋唯時，李谷壹說，她不明白韋唯為什麽要發這個難，把話說得那麽惡。最後，李谷壹還對記者表示，如果她確實不對，有錯誤，她願意向全國人民道歉。
在此之前，湯生午也曾信心十足地對記者說：“我認為開庭的話我能勝訴！但最終的結果不是我個人所能決定的。”
原告的指控與被告的答辯
審判長在宣布法庭紀律後，按照法定程序，由原告方宣讀起訴書。
李谷壹在起訴書中指出：原告方采用或是捏造、或是歪曲的手法，對她的名譽造成了嚴重的損害，這是“文革”以來演藝界最大的壹次事件，是“四人幫”暴虐的重演，她要求被告方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經濟損失1.8萬元。並且，這個賠償數額還不包括這次專程來南陽參加訴訟的費用，因為這筆帳目前還無法結算。
針對李谷壹的指控，被告湯生午辯稱，由於社會上關於韋唯的流傳很多，作為壹個記者有責任為壹個青年演員澄清事實，因而經報社領導同意，對韋唯作了電話采訪。文章寫出後兩次寄韋唯審查，所寫內容都有正確的消息來源。
王根禮主編在答辯時認為，湯生午撰寫的是人物專訪文章，其基本內容真實。這篇文章在社會上起到了扶正壓邪、伸張正義的作用，使外界有關韋唯的謠言消失，韋唯得以重回舞臺。他還指責李谷壹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身份，召開新聞發布會，向被告方施加壓力，使《聲屏周報》在政治上、經濟上蒙受重大損失。
緊接著，法庭就湯生午文章所涉及李谷壹的內容，依次就李谷壹宣告韋唯得愛滋病以及在工資、住房、醫療費報銷、出國演出等非難韋唯的問題逐壹進行調查。
上午11時，審判長宣布休庭。
韋唯出庭作證
下午3時，法庭繼續開庭審理。
梳著長辮、壹身素裝的著名歌星韋唯作為證人被傳喚出庭作證。
首先由審判長對韋唯發問。
審判長：“韋唯，妳提供的內容與文章是否壹致？”
韋唯：“我當時向報社提供的確是這些問題，應該說是壹致的。”
審判長：“有否失實的地方？”
韋唯：“李谷壹說我得愛滋病，是在壹次彩排時，而不是在演出時。”
審判長：“關於房子問題是怎麽回事？”
韋唯：“去老山慰問演出時，我們幾個演員向文化部領導提出要求解決住房，領導同意批給我們。我回京後打了報告，聽說部裏批下來幾間房，其中有我的住房。我向李谷壹要新房鑰匙，她拒絕。我得到確切的消息，李谷壹得了三套房子。”
審判長：“工資問題是怎麽回事？”
韋唯：“1990年6月，我在與李谷壹談話時，她說把我工資停了，我吃驚。李谷壹說這樣做好管理。我想去領4、5月份的工資，可是從4月份起已經停了，直到現在還停發。”
對於韋唯所作的證詞，李谷壹當庭表示異議：“韋唯的證詞完全不屬實！”
韋唯也毫不相讓：“我的證詞完全屬實，我親身的經歷就是證據！”
接著，原告代理律師向韋唯提出了壹連串的提問。
下午5時，韋唯作證完畢。
李谷壹是否說過韋唯得愛滋病？
1992年7月11日。法庭在經過壹天的調查後，進人辯論階段。
由於本案爭議的焦點是湯生午文章的內容是否屬實，而湯文的主要內容是涉及到李谷壹是否大庭廣眾面前散布韋唯得了愛滋病。因此，原、被告雙方首先就這壹問題展開“拉鋸戰”。
原告代理人認為：1990年亞運會期間，中國輕音樂團***演出三場，時間是1990年9月25日至27日晚，地點在中山公園音樂堂。參加演出的有關人員及個別觀眾證實，三場演出中從未出現過李谷壹抓過話筒宣布韋唯得愛滋病的情節。法庭上，韋唯也承認不是在演出期間，而是在亞運會演出的壹次彩排中。並且，有證據證明，當時李谷壹只是以詢問的語氣問她，是出於對韋唯的關心，而根本不像被告人所寫的“不知心懷何意但卻明顯險惡地抓起話筒，向在座各位憤憤宣告了壹個大膽的謠言：韋唯得愛滋病了。”
對此，被告方代理人持完全相反的觀點，並列舉壹系列的證據來證明李谷壹確在公***場合散布過韋唯得愛滋病的謠言。
1、證人韋唯在回答法院詢問時稱：“1990年9月24日排練時，李谷壹在臺下拿著話筒指揮，我上臺時也拿著話筒，我有個習慣愛撓頭，當時團長就用話筒說：‘妳撓什麽頭，妳那個愛滋病掉下來傳給別人怎麽辦？’我聽後很別扭，也沒吭聲。我唱壹小節後，就拿著話筒說了壹句：‘妳還說呢，人家已經告訴我，說是妳們倆說出來的（指李谷壹夫婦二人）。’我壹說，她更厲害了，說：‘誰說的，誰說的？’我說：‘反正有人說。”’
2、卷三P178頁。證人陳玉生證言：“在1990年7月份我被抽到亞運全組委會文展部，在演出處工作。……9月24日下午，韋唯上場，右手拿著話筒，從下場門往上場門走時，她的左手撓了撓頭，這時李谷壹就拿著無線話筒喊：‘韋唯妳不要再撓了，別把愛滋病掉在舞臺上，傳染我們團的人。’這時韋唯拿著話筒說：‘我告訴妳，李谷壹，現在外面說我得愛滋病這事都是妳給造的謠。’李谷壹說：‘誰說的？’韋唯說：‘有三、四個人都告訴我。”’
3、卷三P96頁。輕音樂團樂隊隊長王春生證明說：“韋唯在臺上撓腦袋，李說：‘妳別老撓腦袋，外邊都說妳得愛滋病了。’接著韋唯說：‘我知道外邊說我得愛滋病都是妳說的。’李說：‘誰說的，叫出來對質。”’
4、原告本人也承認說過此話。在1992年5月20日法院調查李谷壹筆錄中，李說：“韋唯唱第壹支歌後用手撓頭（樂隊正在找譜子的時候），這時我在臺下，我用話筒對韋唯講：‘韋唯，妳別撓了，妳現在身體情況怎樣，外面傳妳得了這個病、那個病，妳註意壹點，別人說妳得了愛滋病。”’
以上包括李谷壹本人在內的***18人（其中原告提供的8個證人）都證明壹個最基本的事實：原告李谷壹確實在大庭廣眾面前說過韋唯得愛滋病的話。
但是，原告李谷壹卻說：“我這樣問韋唯是對她的關心。”
所謂有不準確之處，就是在於原告人的話不是在亞運會演出之中，而是在亞運會彩排之時所說。關於這壹點，作者湯生午已在《編鐘之聲》作了糾正。
關於韋唯出國演出
原告代理人指出，整個調查過程中，沒有發現“國外幾家電視臺通過文化部”邀請韋唯出國的有關證據。當然，應該說也就不存在“各方面都通過的情況下卻被這位領導壹人無理拒絕”的問題。事實是，1990年9月到10月，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下屬的壹家錄音公司，曾出面商借韋唯前往愛爾蘭演出。為此，輕音樂團領導於10月上旬作了專門研究，表示同意韋唯出國，但有些責任和技術性的問題必須由派出單位承擔或解決。團裏向部裏打了報告，請求批準韋唯出國之行。在這期間，李谷壹壹直在百忙之中讓團裏人事處向部裏催辦，但由於某種客觀原因使韋唯這次出國未能成行。從現有的證據看，李谷壹對韋唯出國是持積極態度的，並不存在“無理拒絕”的問題。
對此，被告代理人仍認為，湯文的報道是千真萬確的。
①卷四P43頁有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90）中心發字第112號文向文化部所作的《關於組織韋唯等三人交流小組出訪歐美五國的請示》。
②卷四P45頁有我國駐英國、聯邦德國、愛爾蘭、休斯頓、法國五國使館文化處表示同意韋唯等三人出訪的意見。
③卷四P53-63頁有文化交流中心提供的有關韋唯等三人出訪的檔案材料。
④證人李傑華、馬光明證明和其他材料證實，為此事，交流中心先跟文化部藝術局方傑局長說，方傑給李谷壹打了電話，李同意之後，中心向輕音樂團邀請，團裏作了正式研究表示同意。
⑤人事處長田玉鳳、原黨支部書記褚鶴翔、藝術指導劉秉義證明他們和王建國、李谷壹***同討論過韋唯出訪事宜，最後的意見是“同意韋唯出國訪問”。
⑥藝術局外事處主管此事的馮樹龍證明：如果團裏明確同意韋唯出國，那我們就根據團裏意見，辦理政審手續，報外聯局。”
以上大量事實證明，對韋唯出國壹事，確系各方面都已通過。那麽，是否被李谷壹無理拒絕呢？以下事實可以說明：
①1991年10月15日李谷壹曾以輕音樂團的名義為阻止韋唯出國向文化部藝術局發了《關於外單位借調我團韋唯出國的情況請示》。李在請示中寫到：“……對此事我們感到相當為難，……對韋唯目前的思想和身體狀況，我們不無擔心。”報告中還具體寫了韋唯思想不好的表現。報告自始至終沒有表明“團裏同意韋唯出國”的意見。這是個不同意韋唯出國的報告。
②卷三P8頁。1992年5月19日李傑華證明說：“……李谷壹隱瞞了壹個事實，就是沒有把團裏確定的情況匯報給藝術局，局領導認為，輕音樂團對韋唯外出壹事態度不明。李谷壹是有責任的。”
③卷三P18頁。1992年5月29日馬文光證明：樂團支部大會開會同意韋唯出國。李谷壹個人給藝術局打的報告沒有證明同意韋唯出國。這個報告是李谷壹以個人名義（註：蓋的是團印）給藝術局寫的建議。沒有把大會通過的“同意韋唯出國”的決定報給藝術局。傑華老師明確指出她這個做法是錯誤的。”
④卷四P74頁。1992年6月6日，音像出版社副社長，出國組組長江淩證明：“當時韋唯跟我談到李谷壹可能有意見。在這種情況下，我出面和李谷壹協商，李谷壹提出三條意見：第壹，韋唯表現不好；第二，韋唯身體不好：第三．由交流中心支付壹部分停演費。”
湯文說，李谷壹“壹人無理拒絕”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韋唯的分房問題
原告代理人指出，據文化部房管部門證實，1990年元月下旬，文化部將五套住房借給輕音樂團使用。地點是北京西壩河。這五套房子的分配權屬於輕音樂團。其中兩套做臨時辦公室，另三套分配給韋唯、鞠敬偉、黃卓三位女演員。不知何種原因，韋唯對所分住房不滿意，拒絕在住房協議蔔簽字，因此沒有住進去。不過，到目前為止，該套住房還仍為韋唯保留。文化部計財司房產處證實：“西壩河三號樓為北京市房產開發總公司的商品房，文化部計財司預先與房產總公司辦理有關契約手續時，在辦理輕音樂團的五套住房時，是我們用李谷壹團長的名字簽訂了臨時協議，為了單位領導承擔應有的權利和義務，與李谷壹同誌的戶口不發生任何牽連。”該部門還證明，“文化部從來不幹涉所屬院團的分房方案，中國輕音樂團的住房問題由該團自定。”由此，三個問題大白於天下：其壹，並不是李谷壹沒有給韋唯住房，而是她自己不知何故沒有辦理居住手續；其二，文化部從來沒有“明確指示”要分給韋唯壹套住房，而分房由團裏自行決定；其三，並不是“三套房子全上到了該領導個人的戶口上”，而是文化部有關部門用李谷壹的名字去辦理了房屋歸屬的有關手續。是履行法定代表人的義務，是壹種簽字保證，與李谷壹個人戶口“毫不沾邊”。
被告代理人認為，湯文關於韋唯住房問題上的內容，其基本事實是存在的，根據是：1、1992年5月22日韋唯回答法院詢問時說：“……文化部××部長指示房子給我們三個人，此事我是後來跟藝術局領導談話時知道的（是藝術局領導給計財司打電話我聽到的）。高部長替我打電話讓給我壹套。李谷壹跟我說有我壹套，但沒有給我住。我多次向李谷壹要求，李說：‘妳等著，等著，妳不是要出國嗎？’‘妳的問題很多，以後再說。’“法院問韋唯：“妳的住房手續辦沒有？”韋唯答：“沒有，她不理我，她不給我，她說：‘妳不是要出國嗎，出了國再說。’我總是遭到拒絕。”
2、文化部計財司甄司長。藝術局黨組辦公室白主任證明：韋唯上述的證詞是準確的。甄司長講：“兩年前，從西壩河給他們幾套房子，當時口頭上給李谷壹說過給幾個演員（韋唯、黃卓、鞠敬偉）考慮壹下。分房時計財司沒有文字戴帽，團裏是怎樣分的我們不了解。後來房產處匯報說：‘李谷壹反映韋唯要出國，房子先不給她。”’
3、從房管部門壹整套有關三套房子分配的檔案材料來看，這三套房子確實記在了李谷壹名下。
“無故扣發韋唯工資”
關於湯文所稱無故扣發韋唯工資壹事，原告代理人指出：
1989年12月27日，文化部批準了韋唯提出的自費赴瑞士旅遊訪友的申請。根據國家的有關政策，文化部的批復函中的確指示中國輕音樂團，對韋唯“假期期間停發工資”（見文化部藝人字[89]第326號函）。不知什麽原因，韋唯未能出國，但也壹直未到團裏銷假報到；近壹年的時間與單位脫離聯系。中國輕音樂團根據文化部、北京市以及團裏的制度、規定，無正當理由逾假不歸，可以停發工資或依曠職論，故此停發了韋唯工資。但停發的是10個月（截止到湯文發表之日）而不是壹年。
被告代理人認為，李谷壹的這壹做法仍有不當之處。
1、1989年12月27日文化部藝人字（89）第326號《關於同意韋唯自費赴瑞士旅遊的批復》稱：“同意妳團韋唯應黛安娜女士邀請自費赴瑞士旅遊訪友三個月，假期期間停發工資……”。而李谷壹在3個月的假期（實際未出團）期間沒有扣韋唯的工資，卻在出國期外的10個月中扣了韋唯的工資。
2、韋唯在扣發工資期間（1990年4月至1991年1月），基本上在團內上班，這是有據可查的，因此，李谷壹扣工資理屬無故。原告說：1990年全團指令演出88場，韋唯只參加8場，因此應扣韋唯的工資。我們認為，這理由也不能成立：①每場演出不壹定都應有韋唯參加；②韋唯的團外公益活動多，正如名醫生坐班時間和壹般醫生就不壹樣；③輕音樂團管理混亂，無章可循。卷三P50頁，1992年5月26日法院辦案人員問田玉鳳：“上邊談的扣發工資的做法團內有明文規定嗎？”田答：“我們團管理混亂，沒有什麽文字制度，自費出國，團長同意後，交待誰出國了就停發誰的工資。”
法庭上的最後陳述
雙方代理人唇槍舌劍，互不相讓。上午的辯論壹直持續到午後壹點鐘，審判長宣布休庭。
原告李谷壹在下午的第二輪辯論中，嗓音哽咽，被告湯生午也顯得異常激動。雙方律師又繼續進行了第二輪、第三輪的辯論。旁聽席上，成千的聽眾壹次又壹次情不自禁地為雙方精彩的論辯擊掌叫好。
辯論結束後，雙方當事人作最後陳述。
“我相信法院會公正處理。”李谷壹如是說。
被告湯生午的最後陳述感慨激昂，使不少旁聽者落下了眼淚。他在陳述中說：“我原想通過報道使錯誤的造成者會因此而內疚，然而我想錯了，原告不但沒有這樣，反而更加肆無忌憚地且更大範圍地加大對受害者的摧殘，更廣泛地散發謠言，看來，良好的願望和良好的結果也許是不壹致的。”
被告《聲屏周報》主編王根禮在最後陳述中稱：對於湯文中個別細節與事實有出入的地方，希望審判長對新聞工作者所受的客觀限制予以體諒。
法庭臨近結束審理時，審判長詢問原告李谷壹是否願意放棄或變更訴訟要求。李谷壹說：“很抱歉，不放棄。”審判長再問原告是否願意接受法庭調解，李谷壹說：“由於被告表現不好，不同意調解。”
夜幕來臨，審判長再次宣布休庭。
李谷壹哭了
1992年7月12日。今天，李谷壹名譽權案的壹審結局將見分曉。壹大早，法庭門外又聚集了數以千計的旁聽群眾。
直到上午9時30分，法庭才再次開庭。雙方當事人在各自的位置上正襟危坐，焦急地等待著法庭的判決。
審判長宣讀判決書。判決書很長，大致的意思是，在亞運會演出中，李谷壹並未說過韋唯得愛滋病了。至於湯文的其他內容，法庭認為也基本失實。
根據上述認定，審判長宣布：“本庭認為被告報道基本內容失實，損害了原告李谷壹的名譽，造成了後果，構成了侵害原告的名譽權。原告訴訟請求理由正當，應予支持”，並認定在這起案件中，《聲屏周報》負有主要責任，湯生午“聽信壹面之詞”，也有壹定的責任。認為原告李谷壹要求被告賠償1.6萬元損失和支付3000元撫慰金，超過必要合理部分不予支持。
法庭依據有關法律規定判決如下：
“壹、本院責令被告《聲屏周報》和湯生午立即停止對原告李谷壹名譽權的侵害；二、被告《聲屏周報》和湯生午在《聲屏周報》頭版顯要位置刊登向李谷壹賠禮道歉、恢復名譽、消除影響的文章，所刊文章內容須經本院核準；三、被告《聲屏周報》賠償原告2000元，被告湯生午賠償原告500元；四、被告《聲屏周報》支付原告撫慰金400元，被告湯生午支付原告撫慰金10O元。案件受理費70元由兩被告承擔。”
聽完判決，李谷壹激動地哭了，而二位被告人則神情冷峻。旁聽席上，沒有人們預料中的掌聲，這與前兩天庭審中的熱烈場面顯得極不協調。
盡管不服，但未上訴
“這場官司現在還只是劃了個逗號，還不是句號。判決並未給我帶來喜悅，我的心情是沈重的。到南陽來打官司，我是挺而走險的。由於我的身份、地位，容易使人產生‘大原告、小被告’的想法，如果我贏，會被人認為有背景，如果我輸，會被人認為活該。”
聽得出，李谷壹的語調是傷感的。
“我為這場官司已花了兩萬多元，因為我珍視藝術家的形象和名譽，這比金錢更寶貴。如果終審維持壹審判決的話，我將把賠償我的3000元捐給南陽的‘希望工程’。”
被告湯生午及《聲屏周報》社對法院判決自然不服，但他們表示，這壹結果早在意料之中。他們將向河南省高級法院提出上訴。王根禮還表示，如二審維持原判，他將提請檢察院抗訴。
被告方的代理人李大進認為：壹審判決有失公允，是“攻其壹點不及其余”。比如有關愛滋病的傳言，已有多人證言證實確系原告所說，雖然“亞運會演出”和“排練”有很大不同，但原告已構成事實並造成後果，這是不容否定的。怎麽可以完全抹去呢？離開南陽時，李律師只說了這麽壹句頗為耐人尋味的話：“以後再不到南陽打官司了！”
被告湯生午的另壹位律師竇柏林似乎亦有此同感：“本案結束後將給我的律師生涯劃個句號。”
看來，轟動海內外的著名歌唱家李谷壹名譽權案的最終結局，似乎還難以預料。但出人意料的是，盡管被告方對法院的判決表示不服，但權衡再三，他們最終未在法定的期限內上訴於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
個中原因，頗為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