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脈資源”無法發揮作用時，“本土律師”不再具備“主場優勢”，這些案件更有利於外地律師。這時候“人脈資源”很容易變成“負擔”，比如某個領導幹涉律師的辯護策略，某個機關通過律師協會或者司法局施加壓力。
重大敏感案件、涉黑案件、重大貪汙賄賂案件，往往由地方“領導”回避。除非這些律師有超人的膽識或者“初生牛犢不怕虎”，否則就會動用大量的個人資源來“說服”辯護律師改變策略。當地辦理的案件往往要妥協，辦案人員要麽“熟悉律師”，要麽“熟悉律師的領導”，導致律師辯護缺乏“自由”。
我去內地辦案，外國法官看到“廣東律師”來了，往往會謹慎很多。畢竟他們來自“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區”。即使去其他城市辦案，法官也會謹慎很多。沒有壹個本土律師的“病根知識”，誰知道這個律師會不會“無理取鬧”？由於案件在異地辦理，律師只需“技術上的辯護”，通過“庭前攔截辯護”或“庭上證據辯護”，很容易引起辦案機關的“高度關註”。
此外，辦案機關看到當事人家屬請了“洋律師”，很容易認為律師專業能力好或者“能量大”，認為“洋和尚會念經”。壹些重大敏感案件、涉黑案件、重大貪汙賄賂案件，因為不能讓外國律師“屈服”，所以需要“鐵面無私”。探尋涉外案件的源頭，需要律師拋棄“恐懼”，迎難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