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實踐中，刑事案件二審壹般不開庭是壹個很奇怪的現象。比如上海的民事案件二審，壹般由合議庭法官主持審理，面對面聽取雙方意見。行政案件二審也基本開庭審理，涉及更重要人身自由的刑事案件不開庭審理。《刑事訴訟法》第187條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審理上訴案件，應當組成合議庭。合議庭經過閱卷，訊問被告人，聽取其他當事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意見，事實清楚的，可以不開庭審理。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的案件，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開庭審理。”可見，法律規定二審審理為原則，不審理為例外。但在司法實踐中，優先級顛倒了，不審成了主流，審卻是例外。二審不開庭直接侵犯了當事人的舉證權利，也引起了暗箱操作的質疑。近日，上海蟹母案不開庭審理，辯方提供了新的證據，但法院以與案件無關為由拒絕，連質證的機會都不給。原辯護人閆律師因感到無法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而辭職。新的辯護人要求開庭表達新的意見，但法院也拒絕了。可見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很大，沒有限制。作為律師，他堅持不會坐在法庭上，不會放松。舉世矚目的海南警察雷婷涉嫌非法拘禁罪。壹審認定他有罪，免予刑事處罰。雷婷在法庭上提出上訴。王的辯護律師在網上尋求二審律師的辯護，但二審很可能不會舉行。律師能起到多大作用？對此，王表示，應在二審中提供新的證據，以督促審判。我們律師的辦案經驗，針對二審不開庭的可能，在書面材料上下足了功夫，做了厚厚的上訴分析，引經據典，往往長達十幾頁，對事實和法律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其次，投入媒體，輿論監督審判。但是，如果法官偷懶，辯護意見就會石沈大海。為了從根本上解決二審不開庭的問題，必須修改法律，規定二審必須開庭。其次，規定二審是法律審判而非事實審判，避免了案件自始至終的重復審判，真正起到審判監督的作用。目前法院應改變不開庭的司法慣例，貫徹刑事訴訟法的立法初衷，以二審為主，不開庭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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