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宗案件為過失傷害案。幾個小混混去敲詐我的當事人的弟弟，當事人的弟弟血氣方剛，不願服軟。小混混敲詐不成，就拔刀威脅。當事人的弟弟反抗之時，把其中壹個小混混給捅傷了。派出所在找當事人弟弟做筆錄時，估計當事人弟弟比較緊張，說了壹些對自己不利的話。當事人在找我時，開口就說：“我們要找律師，怎麽改口供啊？”
我壹聽，就知道當事人心裏很急。可以理解，如果出了這種事情，作為親屬，肯定不會像律師壹樣神定氣閑。我告訴他，律師不能慫恿當事人改口供，更無權去派出所改口供。但是，妳可以在以後的筆錄中，客觀的把當時的情況向公安機關陳述。如對方有幾人，來的時候如何對妳弟弟說話的，怎麽威脅妳弟弟的，他們有沒有帶兇器？如果帶兇器，兇器是拿在手中還是藏在口袋中？妳弟弟是怎麽拒絕他們的？他們是在什麽情況下拔刀出來的？妳弟弟是如何反抗的？他們幾個人打妳弟弟壹個？妳弟弟是抓住對方的刀具捅傷對方的，還是自己另外拿壹把刀捅傷對方的？
看來是簡單的幾個問題，其實包含了如下幾層意思：對方依仗人多勢眾，還帶了兇器，目的很明確。在他們多人的威脅下，我方當事人為維護自己合法權益，奮起反抗。在反抗時無意識的捅傷了對方。
當事人很聰明，壹聽就明白了。很高興的的走了，過了不久，他就找我代理這宗案件。我在閱卷時發現，當事人及現場人員在做筆錄時，都是按照我的意思去說的。公安機關在把案卷移交檢察院後，檢察院以本案不構成犯罪為由，不予起訴。
第二宗案件，是涉嫌集資詐騙的。在偵查階段，我盡職盡責的會見了幾次。犯罪嫌疑人的妹妹（也就是委托我的當事人）很感動。在審查起訴階段，繼續委托我代理。她希望在審查起訴階段可以閱卷（包括她姐姐的供述筆錄），會見。
本來在審查起訴階段是可以看到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筆錄的，但廣州市檢察院就是不讓律師看。我和幾個律師都提出了異議。但廣州市檢察院只給我們約A卷（包括起訴意見書，拘留、逮捕通知書等），不讓我們約B卷（即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筆錄）。當事人顯得很失落。
更郁悶的是會見。本來犯罪嫌疑人羈押在看守所，律師可以隨時去會見。但因為犯罪嫌疑人身體不好，被送到武警醫院治療。武警醫院規定必須要有經辦單位派人陪同才能會見，這和律師法的規定明顯不符。我和幾個律師據理力爭，武警醫院就壹句話：我們是這麽規定的。我們幾個律師去找檢察院，檢察院說：武警醫院的規定是違法的，妳們可以直接去。也可找看守素。找看守所時，看守所說：我們不是經辦單位，我們只負責羈押犯罪嫌疑人，如果要我們派人，程序違法。
這樣，會見的事情就變成踢皮球了。我對當事人解釋了，當事人還是很不滿意，認為律師工作不到位。
在審查起訴結束後，我坦率的對當事人說：在審查起訴階段，我會見了4次，雖然後來因為武警醫院的規定沒有會見成功，但也是盡職盡責了。不能會見，是因為司法機關的臨時規定。如果不滿意，在審判階段可以委托別的律師。
當事人不置可否，後來還是找我作為審判階段的辯護律師。她自己後來對我說：妳說的對，不能會見不是律師不盡力，而是制度的問題。這超出律師的能力範圍了。我找了很多律師，開始承諾很好，後來都沒有成功會見。
這兩宗案件給我的啟示是：在和當事人溝通時，不要說空話，大話，也不要被當事人的思維引導，壹定要在合法的範圍內，去引導當事人說合適的話，做適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