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時局動蕩，戰亂頻仍，民不聊生，災疫肆虐的年代。成千上萬的人被病魔吞噬，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難。建安七子之壹王粲在《七哀詩》中描述了當時慘痛的壹幕："出門無所見，白骨蔽於野。路有饑女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曹植則在《說疫氣》中寫道："家家有僵屍之痛，戶戶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
這就是南陽人張仲景生活的年代。據史料記載，張仲景當過長沙太守，約生於東漢和平元年（150年），卒於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他的家族原有二百多人，但不到十年間竟有三分之二的人死於疫病，因此他立誌學習醫術。他起初拜同族叔叔張伯祖為師，因他聰慧過人，又勤於鉆研，不多久就青出於藍；但他成名以後，依舊好學不倦，只要得知某位醫師醫術高明，不惜長途跋涉，也要登門請教。
張仲景曾為長沙太守的說法廣為流傳。北宋林億等校定的《傷寒論·序》註："張仲景，南陽人也，名機，仲景乃其字也，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 1981年，在南陽醫聖祠發現壹塊古墓碑---此碑後被定為國家二級文物，碑座後方有隸書"鹹和五年"四字，碑正中題"漢長沙太守醫聖張仲景之墓"， "鹹和五年"是公元330年。
傳說其為長沙太守時，每逢農歷初壹、十五即停辦公事，在大堂上置案診病，稱為"坐堂"，故至今仍有藥店稱"堂"，如同仁堂、長春堂、胡慶余堂等；藥店應診醫生為"坐堂醫生"。後世尊稱仲景為張長沙，其方為長沙方，亦源於太守之說。
有關張仲景醫術卓絕的傳說甚多，其中最著名的，當屬為王粲（仲宣）診病壹事，"仲景見侍中王仲宣，時年二十余。謂曰：君有病，四十當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湯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湯勿服。居三日，見仲宣，謂曰：服湯否？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湯之診，君何輕命也！仲宣猶不信。後二十年果眉落，後壹百八十七日而死，終如所言。"中醫知人生死，神乎其技。但"五石湯"既然如此之神，為何張仲景醫書中並無記述，不能不讓人生疑。不過，此事倒反映了張仲景"不治已病治未病"、重治不如重防的觀點。 這壹軼事在《甲乙經序》、《太平禦覽》中有過不同版本的記載。
傳說張仲景到桐柏山采藥，遇壹人求診，曰："子之腕有獸脈，何也？"其人實告："吾乃老猿也。"仲景以囊中丸藥與之，壹服即愈。老猿知恩圖報，翌日扛壹根木頭送給張仲景，說："此萬年桐也，聊以相報。"仲景用這塊木頭做了兩個古琴，壹曰古猿，壹曰萬年。診治桓帝
《神仙通鑒》記曰：元嘉冬，桓帝感寒疾，召璣（機）調治。病經十七日，璣（即：機，張仲景名）診視曰：正傷寒也。擬投壹劑，品味輒以兩計，密覆得汗如雨，及旦身涼。留璣為侍中，璣見朝政日非，嘆曰：君疾可愈，國病難醫。遂掛冠遁去。
張仲景在中國醫學史上享有殊榮，被世人尊為「醫聖」。著有《傷寒雜病論》，是中國最早壹部結合了理論與實際的臨床診療專書。
壹本書從它誕生之日起，便有著自己獨立的命運，連它的創造者也無能為力。對於壹部名著而言，它的命運，更是像它的內容壹樣精彩、壹樣曲折動人。
公元3世紀初，張仲景博覽群書，廣采眾方，凝聚畢生心血，寫就《傷寒雜病論》壹書。中醫所說的傷寒實際上是壹切外感病的總稱，它包括瘟疫這種傳染病。該書成書約在公元200年～210年左右。在紙張尚未大量使用，印刷術還沒有發明的年代，這本書很可能寫在竹簡上。
219年，張仲景去世。失去了作者的庇護，《傷寒雜病論》開始了它在人世間的旅行。在那個年代，書籍的傳播只能靠壹份份手抄，流傳開來十分艱難。
時光到了晉朝，《傷寒雜病論》命運中的第壹個關鍵人物出現了。這位名叫王叔和的太醫令在偶然的機會中見到了這本書。書已是斷簡殘章，王叔和讀著這本斷斷續續的奇書，興奮難耐。利用太醫令的身份，他全力搜集《傷寒雜病論》的各種抄本，並最終找全了關於傷寒的部分，並加以整理，命名為《傷寒論》。《傷寒論》著論22篇，記述了397條治法，載方113首，總計5萬余字，但《傷寒雜病論》中雜病部分沒了蹤跡。王叔和的功勞，用清代名醫徐大椿的話說，就是"茍無叔和，焉有此書"。
王叔和與張仲景的淵源頗深，不但為他整理了醫書，還為我們留下了最早的關於張仲景的文字記載。王叔和在《脈經》序裏說："夫醫藥為用，性命所系。和鵲之妙，猶或加思；仲景明審，亦候形證，壹毫有疑，則考校以求驗。"
之後，該書逐漸在民間流傳，並受到醫家推崇。南北朝名醫陶弘景曾說："惟張仲景壹部，最為眾方之祖。"可以想像，這部奠基性、高峰性的著作讓人認識了它的著作者，並把著作者推向醫聖的崇高地位。
張仲景去世800年後的宋代，是《傷寒雜病論》煥發青春的壹個朝代。宋仁宗時，壹個名叫王洙的翰林學士在翰林院的書庫裏發現了壹本"蠹簡"，被蟲蛀了的竹簡，書名《金匱玉函要略方論》。這本書壹部分內容與《傷寒論》相似，另壹部分，是論述雜病的。後來，名醫林億、孫奇等人奉朝廷之命校訂《傷寒論》時，將之與《金匱玉函要略方論》對照，知為仲景所著，乃更名為《金匱要略》刊行於世，《金匱要略》***計25篇，載方262首。至此，《傷寒雜病論》命運中的幾個關鍵人物全部出場了。
《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在宋代都得到了校訂和發行，我們今天看到的就是宋代校訂本。除重復的藥方外，兩本書***載藥方269個，使用藥物214味，基本概括了臨床各科的常用方劑。這兩本書與《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並稱為"中醫四大經典"---四部經典，張仲景壹人就占了兩部。（另有壹種說法，中醫四大經典為《黃帝內經》、《難經》、《傷寒雜病論》、《神農本草經》。）
《傷寒雜病論》是後世業醫者必修的經典著作，歷代醫家對之推崇備至，贊譽有加，至今仍是我國中醫院校開設的主要基礎課程之壹，仍是中醫學習的源泉。去年非典期間，該書和張仲景便再次成為人們關註的焦點。這在西醫是不可想像的，因為，不可能有哪本19世紀的解剖學著作可以作為今天的教科書，現在西醫的治療也不可能到幾百年前的老祖先那裏找根據。
在這部著作中，張仲景創造了三個世界第壹：首次記載了人工呼吸、藥物灌腸和膽道蛔蟲治療方法。
《傷寒雜病論》成書近2000年的時間裏，壹直擁有很強的生命力，它被公認為中國醫學方書的鼻祖，並被學術界譽為講究辯證論治而又自成壹家的最有影響的臨床經典著作。書中所列藥方，大都配伍精當，有不少已經現代科學證實，後世醫家按法施用，每能取得很好療效。歷史上曾有四五百位學者對其理論方藥進行探索，留下了近千種專著、專論，從而形成了中醫學術史上甚為輝煌獨特的傷寒學派。據統計，截至2002年，光是為研究《傷寒雜病論》而出版的書就近2000種。
《傷寒雜病論》不僅成為我國歷代醫家必讀之書，而且還廣泛流傳到海外，如日本、朝鮮、越南、蒙古等國。特別在日本，歷史上曾有專宗張仲景的古方派，直到今天，日本中醫界還喜歡用張仲景方，在日本壹些著名的中藥制藥工廠中，傷寒方壹般占到60％以上。
據有關記載，除《傷寒雜病論》外，張仲景尚著有如下著作： 《張仲景療婦人方》二卷；《張仲景方》十五卷；《張仲景口齒論》；《張仲景評病要方》壹卷等等。 上述各種書目，可能是《傷寒雜病論》分解出來的部分內容的單行本，未必是另有所述。
"南陽城東，仁濟橋西，溫涼河畔"，壹聽這個所在，南陽人，以及國內外中醫中藥界人士的腦海中便浮現出醫聖祠那個性化的子母闕、大門。
"藥王之廟遍寰宇，醫聖之祠惟南陽有焉"。誰能想到，華夏大地上這惟壹壹座醫聖祠的誕生竟依賴於壹個儒生不甚可靠的怪夢。
明朝崇禎元年，蘭考廩生馮應鰲病染風寒，幾乎不治。壹日午夜，有壹黃衣金冠神人，以手撫馮，馮"百節俱活"。他問："生我者為誰？"神人自稱南陽張仲景，自己的墓冢在"南陽府東四裏許"，"歲久湮沒，蕩為平地"，要求馮應鰲為自己重起墓冢。
初聽這壹故事，除感覺神奇外，還覺得張仲景的行為頗有"市恩"嫌疑。馮應鰲的敘述不是給張仲景增光，倒像抹黑。此次再讀這壹故事，覺得靠這種靈異事件來吸引人的眼球，對於籌資修祠、樹立張仲景的權威倒不無裨益。
馮應鰲曾刻"靈應碑"記載這壹夢境。石碑現存醫聖祠。
據石碑記載，馮應鰲病愈後不遠千裏趕赴南陽，在神人所說的地點見到壹座廟宇---並非專祭張仲景，祭祀的是伏羲、神農與黃帝，廟內十大名醫像中有張仲景，衣冠須眉，與馮應鰲"夢魂所睹者宛然"。馮應鰲還了解到，廟後確曾有古墓石碑，時光流逝，這兒已成了壹片菜地。馮應鰲找到這片土地的主人祝氏，要求買下原墓冢附近的地，祝家認為他的要求是無稽之談，菜地***有40畝，他只買其中的壹小塊，"世有買綾錦而剪其中之尺寸者乎？"拒絕了他的要求。
幾年後，有園丁鑿地掘井，獲高二尺余壹碑碣，上寫"漢長沙太守醫聖張仲景墓"，打井時還出現了種種異事，人們漸漸相信了馮應鰲的說法。
據史料記載，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唐藩王倡首，儒醫越夔、沈津等創建三皇廟，此處應該就是馮應鰲病愈後來宛見到張仲景像的地方。110年後，已是清順治十三年（1656年），南陽府丞張三異募捐建造醫聖祠，三皇廟的名稱不復被人提起。當時，通過科舉考試成為葉縣訓導的馮應鰲再次來宛，立石記述訪墓始末，並重刻靈應碑。
吳有性，字又可，約生活於16世紀80年代至17世紀60年代，江蘇吳縣人，明末清初著名醫學家，為溫病學派重要代表人物之壹。吳有性所處的時代，兵事頻繁，溫疫大流行。明末公元1641年，正當吳有性49歲的時候，當時溫疫遍及山東、浙江、河南、河北等地。
溫疫，相當於現代醫學所講的傳染病，它對人類的危害很大，在壹定的外界環境條件下可以在人群中傳播，造成流行。溫疫流行時，發病迅速，癥狀劇烈，波及人數多，影響範圍大，嚴重危害廣大人民的生命健康。
我國古代的傳染病不斷流行，使大批人員死亡。特別明清兩代更是大量發生。據有人統計，明代276年間發生了傳染病大流行64次，而清代266年間發生了74次，可見傳染病流行之頻繁。我國歷代醫家對傳染病的防治十分重視。《黃帝內經》、《傷寒論》、《諸病源候論》、《幹金方》、《外臺秘要》等著名醫著中都有防治傳染病的經驗的記載，但這些記載都不系統。到吳有性所處的時代，溫疫大流行，許多醫生仍找不到好的治療辦法，而墨守傷寒法治溫疫，以至治療效果很差。吳有性親眼目睹當時壹些傳染病流行地區“壹巷百余家、無壹家僅免；壹門數十口，無壹口僅存者”的慘景，於是刻苦鉆研，不顧自己安危，深入到傳染病流行區，進行醫療實踐。他深感自古醫道詳傷寒而略溫疫，而對當時大流行的疾病辨為溫疫，按疫施治，果然大獲良效。通過反復詳細研究，靜心窮理，結合他自己豐富的治療經驗，並進行分析總結，整理發揮，終於在祟禎15年(公元1642年)寫成了我國醫學發展史上的第壹部溫疫學專著――《溫疫論》。
《溫疫論》是吳有性唯壹壹部傳世之作。***二卷。卷壹載論文五十篇，主要闡發溫疫之病因、病機、證候、治療，並從中參論溫疫與傷寒的區別。卷二載論文三十篇，著重敘述溫疫的各種兼挾證治，還設立了多篇有關溫疫的質疑正誤及疫癘證治的辨論文章。
《溫疫論》壹書提出了當時對傳染病的稱呼“疫病”的病因是“非其時而有其氣”。《溫疫論》認為傷寒等病是由於感受天地之常氣而致病，而“疫病”則是“感天地之疫氣”致病。《溫疫論》將“瘟疫”與其他熱性病區別開來，從而使傳染病病因突破了前人“六氣學說”的束縛。《溫疫論》在我國第壹次建立了以機體抗病功能不良，感染戾氣為發病原因的新論點。
《溫疫論》指出“戾氣”的傳染途徑是通過空氣與接觸，由口鼻進入而致病。《溫疫論》中還指出戾氣有特異性，只有某壹特異的戾氣才引起相應的傳染病。該書還認為療瘡、發背等外科病是由於雜氣感染，而不是由於“火”。《溫疫論》首次把外科感染疫病與傳染病的病因劃入同壹範疇。
《溫疫論》也十分重視機體抵抗力的重要性。該書認為：“木氣充滿，邪不可入”，機體抵抗力強，則雖有接觸傳染的可能，但不大會發病。假如“本氣適逢虧欠，呼吸之間，外邪因而乘之”，機體抵抗力減低，又受到傳染，則可以發病。
《溫疫論》還提出了傳染病的傳染途徑是“有天受，有傳染”。“天受”就是空氣傳染，“傳染”就是接觸傳染。所以書中註明“凡人口鼻通乎天氣”，“呼吸之間，外邪因而乘之”。《溫疫論》認為傳染病流行形式可以是大流行，也可以是散發的。
《溫疫論》在傳染病的病源、病因以及免疫性、流行性的大量論述都十分科學。尤其在17世紀中葉細菌學出現之前，《溫疫論》提出了：“夫溫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氣間別有壹種異氣所感”，這種異氣即“戾氣”。這種學說是十分先進的。《溫疫論》對溫疫的免疫性的論述也確是十分令人敬佩。書中說：“至於無形之氣，偏中於動物者，如牛瘟、羊瘟、雞瘟；鴨瘟，豈但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雞病而鴨不病，人病而禽獸不病，究其所傷不同，因其氣各異。”真是壹段絕妙的闡述。
《溫度論》記載了不少治療傳染病的新方法。如書中認為傳染病初起宜用達原飲，等到病深；些，即所謂“邪毒犯育”時，即不厭“急證急攻”。這些方法都為後世傳染病的治療奠定了基礎。 《溫疫論》對後世的影響很大，清代壹些著名醫家如戴北山、楊栗山、劉松峰、葉天士、吳鞠通等，都或多或少地在《溫疫論》的基礎上有所發揮，有所創造。我國歷代醫家在與傳染病鬥爭的實踐中創造了溫病學說。溫病學說，淵源於《內經》，孕育於《傷寒論》，產生於金元，成熟於明清。在溫病學說的發展過程中，《溫疫論》作為我國第壹部治療傳染病的專著的貢獻是很大的。直至今天，我國應用溫病學說的理、法、方、藥治療壹些傳染病，如流行性乙型腦炎、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紅熱、痢疾等，取得了很高的療效。而其中很多地方就是繼承和發揚了《溫疫論》的理論和經驗。 當然吳有性同歷史上所有的偉大醫學家壹樣，都有不能超越時代的局限性，如他雖發明了“戾氣”學說之千古絕唱，把致疫因子的基本特征和致病特點做了許多正確描述，但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微生物科學，只能是壹種科學假說；他提出尋找針對性藥物，通篇體現的仍然是以攻下祛邪為主體的辨證論治，故也只能是壹種啟示後人的理想，這些都是不應苛求的。書中還誤將鶴膝風、老年中風等非傳染性疾病也歸入疫病範疇。雖提出反對妄投寒涼的正確主張，但對黃連只能清“本熱”，不能清“邪熱”，反對用黃連治疫的認識則欠確當。認為“溫病”、“溫疫”、“瘟疫”三者無區別的“正名”也是不恰當的，溫病與溫疫有廣義和狹義之別，溫病包括溫疫，溫疫只是溫病的壹種。吳氏對疫病的治療方法尚欠豐富，尤其對預防措施論及甚少。盡管吳氏有些錯誤論點、偏見和缺憾，但瑕不掩瑜，吳氏以他的醫學實踐和聰明才智、創新精神，在中國醫學乃至世界醫學發展史上，留下了極為重要不可磨滅的光輝篇章。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