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會成本概念與金融衍生產品的功能分析》
機會成本概念與金融衍生產品的功能分析
在我們引進的經濟學概念裏，“機會成本”深入人心的程度是非常之高的，它不僅活躍於經濟學理論學術界，而且深得現實經濟生活裏各方面的器重，甚至於擴展到了政治體制、法律觀念和社會管理等諸多方面，至於在金融投資、股票、證券行業裏，“機會成本”常常與風險概念壹並使用，成為投資決策與風險判斷的最重要的方面。不談“機會成本”而言投資者，多半會被認為是“不合格”的投資者。
機會成本又稱為擇壹成本，它是指在生產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生產壹種貨物占用資源而不能用於生產另壹種貨物的價值。換言之，就是當壹種資源只能用於生產壹種產品時，未被選擇的生產產品的價值大小，就是被選擇的生產產品的機會成本。如壹批鋼鐵用於生產機床時，它們就不能被用於生產汽車，生產汽車產生的價值便是生產機床的機會成本；同樣，當鋼鐵用於生產汽車時，生產機床產生的價值就是生產汽車的機會成本。由於資源的有限性，生產者只能在不同的產品生產決策上做出選擇，擇壹而須棄另壹，擇得合適，便是機會成本低下，經濟效益好；相反，擇得機會成本高者，經濟效益就不好。由於機會成本並不是實際選擇定的生產產品的成本，它更大程度上是觀念性的。
無疑，這是壹個很有實際使用價值的經濟學概念，當它從生產領域引入到投資領域後，投資資金便作為資源來看待了。在投資的選擇上，擇壹而不能投另壹，便有投資的“機會成本”考慮。投資者的投資決策無壹不是在投資項目的多方面對比與選擇後才完成的，那種被列於選擇，而最後又沒有投資的項目，自然成為了機會成本的計算主體，在這壹主體上投資可能得到的全部的價值收益加上投資價值量，就是被選擇定的投資的機會成本。
當機會成本概念引入投資領域時，相應地，人們對於風險的概念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傳統的投資活動裏，人們通常只從投資活動本身計算成本，如投資咨詢成本、投資的可行性研究成本、投資的生產資料成本、人工成本等，它構成了投資的實際成本。壹個投資項目或對象，只有耗費於其上的各種支出才是成本計算範圍內的。在這樣的基礎上，投資的成功與否，就取決於投資後產生的收益，投資成本水平高低則取決於收益的多少，它與投資活動範圍以外的項目是沒有什麽關系的。在這種成本概念下的投資風險，也就是投資後可能沒有任何收益，而且可能損失投資資本的結果。有了機會成本概念之後，投資者便將風險的範圍擴大了，如果投資的項目或對象雖然得到了收益，但沒有達到預計的水平，沒有達到投資於另壹個項目或對象可能產生的收益水平，也就是說，投資實現的收益水平並沒有高於機會成本，這便是投資的不成功，投資沒有得到“機會”性收益，投資決策錯誤，與此相關的投資決策與活動就是風險巨大型的。
正是這樣的投資機會概念和投資風險概念，使得投資者對於投資的考慮發生了壹次革命性的變化，投資者不再簡單地將投資的直接收益作為評判投資成本與否的標準，而是將收益與風險和“機會成本”聯系分析，對投資的成功要求大大提高了。相應地，人們推出了新的風險分析辦法，並且推出了大量的避免風險的工具與方法，試圖在任何壹次投資活動中，都取得最大的收益，或是將風險降低到最小水平。金融衍生產品就是其中重要的工具之壹。
應當說，當前的金融衍生產品給予我們這個世界的，主要還是壹種方法，壹種工具。它似乎在表明，凡是與金融活動相關的產品，無壹不可以來“衍生”壹下，利率可以，股票指數可以，外匯可以，債務當然也可以。因此，我們目前還根本細分不了金融衍生產品的種類，大體與金融活動相關的期貨、期權、調期、回購等都在金融衍生產品範圍之內。因此，金融衍生產品可以定義為已有金融產品基礎上設計出來的新的投資對象。顯然，作為投資對象，金融衍生產品的功能就是清楚的：壹是避免風險功能；二是投機套利功能，投資就有投機的可能，金融衍生產品不是壹般的投資對象，投機功能就是強大的。就金融衍生產品的避免風險功能而言，在投資者風險概念擴大了的情況下，金融衍生產品的這壹功能似顯得更加招人喜歡，也更顯得地位突出。
以股票期貨指數為例來討論。對於單個投資而言，股票投資可能是世界上風險最大的投資之壹，這就產生了投資避險的要求。股票指數期貨正是應這樣的要求而“衍生”出來的產品。對於壹個有多種股票的投資者而言，股票指數期貨就是最有效的避免風險的工具了，它以股票指數期貨市場相反的操作。壹定時間後，股票的價格真的下降了，投資者手中的股票貶值了，他的投資受到了損失；但是，股票期貨也下跌了，他通過買入股票期貨來對沖，贏得了期貨市場上的正向收益，結果，該投資者沒有損失，或許還能賺點，最普遍的情況，便是損失得很少。
同樣，如果壹個投資者賣出股票後，做了空頭，股票價格上升，而且顯示出了繼續上升的熱頭，這對於投資者是壹個損失，他需要別的方式對這種損失進行補償，於是，他需要買入股票期貨來避免這種風險，如果股票市場價格上升，他出售股票的損失也就越大；而在股票期貨市場上，股票指數期貨價格上升，賣出合約可以得到相當價值的收益，這樣壹收壹付，正負相抵後，至少也是風險減少，股票指數期貨的避免風險功能表現得格外充分。
在這樣的股票市場與股票指數期貨市場相反的操作中，我們可以留心到如此的事實：如果投資者在股票市場上做的是多頭，而同時並不利用期貨市場上的避險保值功能，那麽，投資者可能會有兩種結果出現：壹是股票的價格上升，股票的投資者將拋出股票，取得可觀的投資收益；二是股票的價格下降，股票的投資者由於資金周轉等問題，他不得不拋出，由此蒙受較大的投資損失，與既做股票市場多頭，同時又做股票期貨市場上的賣空來說，投資者可能賺得痛快，也可能賠得慘重，收益的波動曲線是大幅度的；而利用了股票期貨市場者，就在不賠不賺和小賠小賺之間波動，曲線是平緩型的。
同樣，當投資者在股票市場上做的是空頭時，在不利用股票期貨市場的情況下，投資者可能由於價格下降而慶幸拋得及時，減少了損失或是獲得了收益；相反，如果股票價格上升，投資者則可能後悔拋股票過早，形成了重大的損失。和利用股票期貨市場情況不同，如此的投資活動的收益波動曲線是高波峰和低波谷的。如果利用了股票期貨市場，則拉平了收益的波動曲線。
可見，用不用股票期貨來做反向操作，實際上是投資者對投資做不做保險的選擇，如果做了，投資者就不再有投資損失的巨大風險，但同時，它也使投資者得到較大收益的可能性消失了。魚和熊掌不可兼得，風險是避免了，但賺取大錢的機會也丟掉了。我們承認，這的確是金融衍生產品投資保值避免風險的功能。但是，如果認識只是停留於此，我們的思想就顯得過於狹窄了。
仔細的分析可以發現，利用股票期貨市場來避免做股票投資的風險，從本質上看，是壹種誇大機會成本的觀念在作崇，投資者將股票投資的非實際成本過於計較了。在多頭投資者那裏，他將股票價格可能下降而形成的風險誇大了，但他又不想馬上拋出股票，由此利用起了股票期貨產品；在做空頭的投資者那裏，他將股票價格可能上升而形成的風險誇大了，但他又沒有辦法不做空頭，他也就利用起了股票期貨產品。多頭者想持有股票，空頭者不想馬上投資，都是以相反的操作作為機會成本來考慮的：多頭怕拋了股票會有更大的損失，而空頭則害怕馬上買入會極不合算。這樣的結果，機會成本成了投資的最主要考慮，同時又被放置於放大的地位上，投資者便有無所適從的感覺。最後，幹脆利用股票期貨市場來“保險”，誇大的機會成本馬上變成現實的風險度量，投資者用股票期貨消滅了風險，也消滅了增加收益的機會。
但是，機會成本畢竟不是實際成本，在進行股票投資時，考慮機會成本是必要的。若是過於計較，結果就失去投資本身的意義了。在進行任何投資時，投資量、實際成本支出、投資收益和投資損失量是四個真實的需要計算的指標，壹個股票投資者做多頭時，他應當對股票市場的情況有充分的研究和了解，如果他估計股票價格將下降，最簡單可靠的反應是將股票及時地拋出；壹個股票投資者做空頭時，如果他估計股票價格將上升，他就應當在股票市場上及時地買進，以待謀利。如果投資者的估計錯了，投資者將需要支付的是實際的投資損失量或是實際成本。利用股票期貨市場來“保險”價值，實際上是壹種將手中現有價值延續到壹段時間後不變的做法，它與股票投資者對市場的分析與判斷不再有任何關系，市場是升是降，投資者手中的價值基本不變。這是壹種積極意義上的投資麽?就此而論，股票期貨產品的保值功能是消極的工具，它使投資者沒有了投資價值的變化風險，也沒有了投資價值增加的積極力量。
問題還遠不止於此。股票市場上的投資者千千萬萬，如果每個投資者都是如此進行操作，不論做空頭還是做多頭，投資的風險都由股票的期貨市場操作“保險”住了，那麽，股票市場的價值變化也就將基本穩定了。從總的情況分析，現代的股票市場，不論是發達國家的市場還是發展中國家的市場，都具有“零和交易”或是準“零和交易”的性質，即是股票市場有人賺錢，壹定是他人賠錢所致。在投資者都用股票期貨來進行保值後，股票市場便壹定是超常地穩定了，沒有人能夠利用股票市場的波動來進行投資了，這樣壹來，股票市場的存在便有了問題，沒有投機的股票市場，還有什麽投機者呢?就是壹般的投資者，誰又不想低價買入而高價賣出呢?股票市場的存在又還有什麽必要呢?
從理論上講，股票的期貨產品如果只是讓股票市場的投資者作為保值來使用，這壹產品的保值功能很可能就會將股票市場送進歷史的博物館。但是，現實運行的情況表明，股票市場並不因為股票期貨市場的出現而有生存問題，相反，這使得股票市場更加活躍，而且波動更大。這就充分地告訴世人，股票期貨產品最重要的功能並不是保值，而是投機，股票期貨產品雖然產生於股票產品，但它遠比股票本身更具投機性，這是我們分析得出的最重要的結論。
雖然金融衍生產品的功能目前還沒有壹致性的定論，對於它是褒是貶各有說法，毀譽參半，爭論頗大。從我們的分析可見，金融衍生產品重要的不在於它有避免風險的功能，而在於它更大的投機性。事實上，投資者對股票期貨等金融衍生產品看重的，就是它們的投機功能，就是它們“以小博大”的投機方式，真正利用金融衍生產品來進行避免風險保值者並不多。這樣的格局，應當成為研究金融衍生產品市場重要的依據。當然，對金融衍生產品市場管理的政策制定與決策部門來說，如此的結論更有特別的意義。
《投資決策理論新發展——實物期權理論研究綜述》
現行投資決策理論產生於20世紀中期，其成熟的標誌是《資本預算》（Dean，1951）壹書的出版。隨後Markowitz（1959）提出了投資組合理論（Portfolio Theory），在此基礎上Sharpe（1964）、Lintner(1965)提出了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ital Assets Pricing Model，即CAPM）。投資組合理論和CAPM的問世將證券的定價建立在風險和報酬的基礎上，這不僅受到諸多投資機構和投資人的熱烈歡迎，而且極大地改變了公司的資產選擇和投資策略，被廣泛應用於公司的投資決策實踐。
時至今日，現行投資決策理論的缺陷日益明顯。越來越多的理論和實踐工作者呼籲對投資決策理論進行修正。對投資決策理論的進壹步研究已成為時代的要求。近十年來，投資決策理論的發展主要體現在基於實物期權的投資決策理論的研究上。
壹、實物期權理論的起源和確立
實物期權即實際投資機會，是指存在於實物資產中且具有期權性質的權利，換句話說，就是將期權的觀念和方法應用於實物資產（real assets），特別是公司的資本預算評估與投資決策之中。其理論起源於實踐工作者、戰略專家以及理論工作者對現行投資決策理論的不滿。
早在實物期權理論產生以前，公司經理和戰略專家們就直覺地認識到經營管理柔性和戰略作用的價值，所以，在現實中他們並不只是簡單應用凈現值法來進行投資決策，相反，往往憑借個人的經驗來作出決策。Dean（1951）、Hayes和Abernathy（1980）、Hayes和Garvin（1982）等指出，標準的貼現現金流量方法常常低估投資機會的價值，導致投資短視行為並造成投資不足。決策理論工作者在20世紀60年代進壹步用決策樹法來完善凈現值法，然而這只能部分地反映投資決策的柔性價值。Myers（1977，1987）指出，傳統的貼現現金流量方法在評估具有經營柔性和戰略作用的投資機會時有它內在的缺陷，他認為由投資所產生的現金流量，是來自於對目前所擁有資產的使用，再加上壹個對未來投資機會選擇的權利。同時，他將期權的觀念應用於實物資產上，提出可以借用金融期權定價理論來評估此類投資機會。在Myers把壹些投資機會看作是“增長期權”的思想基礎上，Kester（1984）討論了增長機會的戰略和競爭作用。Trigeorgis和Mason（1987）指出在評價公司經營柔性和戰略作用時，基於期權定價理論的評估方法是比較適用的方法。Baldwin和Trigeorgis（1993）指出，可以通過獲取和管理公司的實物期權等主動活動來解決投資不足的問題並重建競爭優勢。Mason和Merton（1985）、Trigeorgis（1988）、Brealey和Myers（1991）以及Kulatilaka和Marcus（1988，1992）等討論了其他更壹般的實物期權的概念。其中，Mason和Merton（1985）對許多投資運營的實物期權作了詳細的討論，並把它們通過壹個假設的大規模能源投資項目的形式集中地表現出來。
二、實物期權定價的理論基礎
實物期權定價的理論基礎來自Black和Scholes（1973）、Merton（1973）等關於金融期權定價的開創性的工作。Cox、Ross和Rubinstein（1979）提出的離散時間二項式定價模型使得期權定價相對簡單易行。Margrabe（1978）討論了兩種風險資產互換的期權定價。Stulz（1982）分析了兩個風險資產的最大（最小）值的期權的定價。Johnson（1987）進壹步把上述分析拓展到對多種風險資產的期權定價。這些研究使得分析放棄、轉換用途的實際投資機會（實物期權）成為可能。Geske（1979）討論了復合期權的定價，這在理論上可用於評估增長投資機會的價值。Carr（1988）綜合上述兩類工作分析了序列（復合）交換期權的定價。以上這些工作，至少在理論上可以用來對序列投資以及其他實際投資機會（實物期權）進行定價。
Cox和Ross（1976）指出，金融期權可以看作是特定的可交易證券的組合，也就是提出了合成期權的概念，這使得對期權的定價成為可能。無風險定價系統的基本特征就是構造等價可交易證券組合。由於同風險態度以及資本市場均衡無關，風險中性定價對將來的期望收益以無風險利率貼現。Rubinstein（1976）在不存在連續交易機會和風險回避的條件下也給出了標準Black-Scholes期權定價公式。Mason和Merton（1985）、Kasanen和Trigeorgis（1994）等指出，理論上可以用類似於對金融期權定價的理論對實物期權進行定價，因為盡管實物期權並不能被交易，但在投資決策中，我們關心的是，如果公司的現金流量是可交易的話，那麽它們的價值是多少。對於實物期權定價來說，在市場中存在同不可交易的實際資產具有相同風險特性的可交易孿生證券（或可交易證券的動態組合）已經足夠解決問題了。Garman（1976），Constantinides（1978），Harrison和Kreps（1979）以及Cox、Ingersoll和Ross（1985）等人的研究進壹步表明，無論或有權益資產是否可交易，在為它們定價時，只要我們將基本變量的預期增長率減去其波動率與風險市場價格的乘積，我們就可以用風險中性方法對其定價。這好比以無風險利率貼現等確定性現金流量，而不是以風險調整貼現率來貼現期望現金流量。對於無系統風險的實際資產來說，等確定性或者是風險中性增長率等於風險利率。然而，如果標的資產不可交易，那麽它的增長率就要比等風險可交易金融證券的均衡期望收益率要低。由於二者之間存在差距，在進行期權定價時，需要進行類似股息的調整。McDonald和Siegel（1985）指出，可以用市場均衡模型來估算二者之間的差額。
三、各種實物期權定價理論的綜述
現在已有許多關於實物期權定價研究的文獻。這些研究文獻大多是針對某壹種實物期權進行分析，壹般都給出了解析解。McDonald和Siegel（1986），Paddock、Siegel和Smith（1988）以及Tourinho（1979）等都討論了推遲期權。Ingersoll和Ross（1992）研究了利率變化對投資價值的影響。Pindyck（1988）研究序列投資中推遲期權的價值，並分析最佳投資進度安排。Carr（1988）和Trigeorgis（1993）也討論了序列投資問題。Trigeorgis和Mason（1987）、Pindyck（1988）研究了膨脹和收縮期權。McDonald和Siegel（1985）、Brennan和Schwartz（1985）分析了關閉和再運營期權。Myers（1990）分析了放棄期權。Margrabe（1978）、Kensinger（1987）、Kulatilaka（1988）以及Kulatilaka和Trigeorgris（1994）等研究了轉換期權。Myers（1977）、Brealey和Myers（1991）、Kester（1984，1993）、Trigeorgis和Mason（1987）、Trigeorgis（1988）、Pindyck（1988）以及Chung和Charoenwong（1991）等把將來的投資機會看作是公司的增長期權，並進行了研究。
盡管上述這些研究豐富了實物期權定價的理論，但是，由於它們主要是針對特定時段的特定種類的實物期權進行定價，所以沒有太大的實際應用價值。現實中投資項目壹般比較復雜，通常壹項投資中包括多種實物期權，而且這些期權的價值互相影響。唯壹的例外是Brennan和Schwartz（1985）的研究。在研究中，他們分析了暫停（再開始）采礦的實物期權以及放棄采礦的實物期權的綜合價值，他們指出，轉換礦場運營狀態的部分不可逆轉性會產生壹種慣性或者滯後效用，這使得長期保持穩定的運營狀態相對有利。盡管滯後效用是早期決策對後期決策影響的壹種形式，但他們並沒有明確地研究不同實物期權之間的相互影響。
Trigeorgis（1993）分析了實物期權相互影響的特性，並指出後續實物期權的存在可以使關於標的資產的早期實物期權的價值增大，因為早期實物期權的執行會改變標的資產本身的價值，從而會增加後續實物期權的價值。所以壹系列實物期權的綜合價值並不等於其中各個獨立實物期權價值的簡單加總。他還研究了決定實物期權相互影響的主要因素。近來這種關於實物期權間相關性的研究，更是促使實物期權理論從理論研究階段發展到實際應用階段。
四、實物期權與傳統投資決策的比較研究
企業在考慮投資決策時所采用的傳統資本預算方案在評估比較穩定的現金流時是準確的。但是，它忽視了企業在制定決策後的管理彈性，近年來受到了越來越多的理論工作者和企業投資人士的質疑。而實物期權與傳統的資本預算評估方法（如常用的凈現值法）最大的差別在於實物期權非常重視彈性決策中的考慮因素。
Hayes和Gavin（1982）指出使用折現現金流量評估法的公司由1959年的19%增加到1975年的94%，但卻使得研究開發費用和資本投資逐年下降，這是因為折現現金流量評估法準則常低估了投資的機會，導致過於短視的決策、投資不足以及競爭力喪失等情況。
Donaldson和Lorsch（1983）認為使用現金流量折現法的資本投資決策，由於所假設投資方案的未來現金流量確定，且決策者在決策後毫無選擇和修正的機會，只能消極地執行既定政策，這使得執行的最終結果與決策者在實際經營決策上存在著極大的差異。實際上，市場環境瞬息萬變，充滿著競爭者進入等不確定性，所以投資後真正的現金流量與預先估計的現金流量可能並不壹致，在市場環境及整個經營環境改變或不確定性因素消失時，決策者便會根據新的信息修正投資方案評估價值，原先的投資決策可能因此而改變。
Myers（1983）指出當采用折現現金流量評估法評估投資規劃中運營或者戰略性的期權時，有其先天上的限制。當折現現金流量評估法在評估較穩定的現金流量時，問題不大；但在評估企業的成長機會或無形資產時，特別是研究和開發投資項目的價值，因幾乎都是期權價值，所以折現現金流量評估法並不適用。
Baldwin和Clark（1992）指出傳統資本投資決策方法並不能正確評估組織能力（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組織能力的發展可使企業能更有效地開發利用市場的機會，而獲致較佳的運營績效。他們建議應將組織能力視為投資的範疇，並討論其在戰略性資本投資上的重要性。Dixit和Pindyck（1995）認為凈現值法雖然運用簡單，但它隱含了錯誤的假設，即投資是可逆的（reversible），投資是無法遞延的，然而大部分的投資是不可逆的（irreversible），而且是可以遞延的（deferrable）。
在多變的市場環境中，不確定性與競爭者的反應往往使實際收益與預期有所出入。當有新的信息或是不確定性逐漸明朗化時，企業往往發現不同的投資項目應有不同的管理彈性能力來修正原先設定的投資。例如，可以遞延投資或擴張、緊縮甚至放棄這項投資項目。這些可以依照環境變化而對未來行動做出調整的管理彈性，使原本凈現值的概率分布函數發生不對稱性與偏態，這種不對稱性和偏態來自於增加了可能的向上價值和限制向下的可能損失。當缺乏管理彈性時，傳統凈現值的概率分布是對稱的，凈現值的期望值將符合預期的分布；當管理彈性的效果顯著時，即可以提供對未來改變加以調整或改變原先設定的策略，使得帶來向上的潛在獲利且限制向下的損失，在此偏態不對稱的概率分布，它的期望值會超越靜態的凈現值的期望值，超過的部分就是期權的溢價，這反映了管理彈性的價值。
以期權方式評價資本決策構架的提出，是想把管理彈性觀念化和數量化。當考慮決策者的管理彈性時，並不是放棄傳統的凈現值（或折現現金流量）法，而是通過期權評價的方式來量化管理彈性，避免出現投資項目的價值被低估的現象。基本上，當未來情況不確定性愈大、投資期間愈長，期權的價值愈高。傳統上，不確定性愈大、投資期間愈長等因素會減少不存在實物期權情況下的凈現值，但是卻會增加期權的價值（正效果），從而抵消減少不存在實物期權情況下凈現值的負效果，使投資項目在存在實物期權情況下凈現值價值增加。
事實上，資本投資的期權理論與傳統的投資決策理論，二者最大的差異在於前者考慮了所謂投資項目所隱含的“彈性”價值。決策者要正確評估投資項目的真正價值，就必須將這壹彈性考慮進來。在資本投資決策上運用實物期權，是將資本預算評估程序的現金流量折現法所需要的信息加以擴充（考慮管理彈性）。因此，在面臨高度不確定的投資機會評估時，期權評價方法將可提供較現金流量折現法更為完善的決策方案分析結果，使之能符合投資項目的特征，並作出正確的投資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