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要在壹些表格上填寫籍貫。詞典上說：籍貫就是祖籍居住地或個人出生地。這是壹個潦草的解釋。遙遠的鄉音，菁草萋萋的祖墳，板壁微斜的吊腳樓，日益渺茫的童年歌謠，自成壹體的鄉風習俗。這些都成了籍貫最有力的佐證，它暗示了壹個人身份背後的種種空間縱深和文化積習。我曾見過壹冊陳氏家譜，壹本泛黃的線裝書。書上說，陳氏祖籍江西，明朝初年遷入湖北江陵壹個叫白馬寺的地方，三百年前又有部分先人為躲避戰亂，輾轉散居於長陽境內。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大龍坪又從長陽劃歸五峰管轄。異鄉慢慢成了故鄉，這是壹個漫長的無法控制的過程。我現在只能在自己的籍貫壹欄裏填寫“五峰”，而不能是長陽或者江陵甚或更遠的江西某地。籍貫作為壹種符號蒙蔽了太多的可供考據的史跡。
籍貫作為壹個人出生的空間背景形式輕而易舉地進入了檔案，開始成為壹種標識。無論從故紙堆裏拾遺，還是從現實生活中尋漏，卻都能查證出它的豐厚內涵。歷史上的政客們就常以籍貫為派，自然而形成各類政治派系，如長安派。軍事史上更有驍勇善戰的“湘軍”和壹手拿煙槍壹手握步槍的“川軍”之分。在這壹點上，就連文化人也不能免俗，譬如赫赫有名的揚州八怪和桐城散文派，它們的藝術風格都被烙上了地域的標識，連同裏面流漾的神采血脈，都保持了驚人的默契。
籍貫的劃分與其對照的空間背景有著微妙的關聯。壹般的情況是，到了市裏，同縣便自成老鄉；到了省府，同市也成老鄉；出了省，便稱我們湖北人了。湖北人用自己的聰明贏來了“九頭鳥”的稱謂。但回到省內又會劃出個三六九等來，第壹次聽說“奸黃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漢川”。我便對漢川人的聰明勁佩服得不得了。後來才知道還有下文，說“三個漢川佬，趕不上天（門）沔（陽）壹個苕”。原來天沔人才是真正的人精。就是那些打著三棒鼓，能從人嘴裏挑出米粒大小牙蟲的人。這些類似於人間笑料的談資，假若不細細思量，人們往往會忽略地域或者籍貫與它們之間發生的聯系。
籍貫的商標功能，往往更令人感懷。假若現在在商人面前添加了溫州兩字，就有了壹個動人心魄的詞組：溫州籍商人。而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那些走鄉串巷賣“三步倒”老鼠藥的溫州商人很讓內地人瞧不上眼，嫌他們文化淺，字寫得爛，像雞爪扒的；說話含混不清，像口裏含著個連皮洋芋。就是這群永遠也折騰不夠的溫州人卻創造了令世人矚目的商界奇跡，北京、上海、廣州、武漢不過成了溫州商人們小試身手的壹個碼頭而已。近年異軍突起的“溫州購房團”更是成了令中國的房地產業趨之若鶩的團隊。現在就連權威媒介在對土耳其的“燒鞋事件”進行評述時，也不得不引用“溫州鞋商”壹詞。再往前看，當年“哥哥妳走西口，小妹妹我實難留”的山西平遙商人不也創造了素有近代商業銀行的“鄉下祖父”之稱的“日升昌”嗎？遍布全國的山西票號不得不讓國人驚嘆“實屬海內最富”。余秋雨曾在《抱愧山西》壹文中多有詳述。在商業帝國裏，籍貫成了牽涉商業興勃的親密元素。其中的道道又怎能壹言以蔽之呢？
報上說，中國將在未來幾年裏進壹步推進城市化建設，這意味著大批的鄉下人會成為城裏人，將有更多的類似於深圳的新移民城市崛起。數代之後，他們的籍貫將發生改變。普通話的盛行也會將鄉音逐步攆出我們的語言交流體系。若幹年後，蜇伏鄉間的那些方言俚語也許會像唐詩宋詞壹樣，成為必須學習才能明曉的對象。隨著人員流動速度的不斷加快，籍貫壹欄將從各類表格裏徹底消失，而與籍貫相關的鄉愁就只能成為祖先們躲在鄉下墳墓裏的壹聲嘆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