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從根本上解決可譯性問題以適應當前翻譯實務飛速增長的需要，邱懋如教授提出應該引進“零翻譯”這壹概念。
首先，語言是人類進行交際的最主要的工具。不同的思維方式和生活習俗使語言形成了不同的表達方式；不同民族、國別的語言自然具有各自的語言風格。就拿英語和漢語來說，它們分屬截然不同的兩種語系，因而在表達方式上相差甚遠。例如，我們無法在英語中找出壹個“兄”或“弟”，“姊”或“妹”的單字；英語中的uncle到底是“叔父”、“伯父”、“姑父”、“舅父”還是“姨父很難分辨；英語中的cousin到底是男性還是女性得根據壹定的上下文才能分清；漢語中的“萬”字到了英語裏則成了ten thousand(十千) 。又如，有人叫妳去時， 妳回答說“來了”，字面上用的是過去時， 譯為英語卻成了“I’m coming”；中國人問人姓名用的“請教大名”絕對不能譯為Please teach me your greatname? 而只能譯為May I know(或ask 或have)your name? 或What’s your name,please ?
其次，語言是文化的壹部分，並對文化起著重要作用。
有些社會學家認為，,語言是文化的冠石———沒有語言就沒有文化；從另壹方面看，語言又受文化的影響，反映文化。由於文化背景不同,有時對於不同社會的人，同壹個詞或同壹種表達方式往往會具有不同的意義，而且有時還會造成語義空缺的現象。例如，鄧炎昌等在《語言與文化》壹書中就引用過這樣壹個故事；羅馬有壹家鞋店，門口掛著壹個牌子，招徠懂英語的顧客。牌子上寫道： Shoes for street walking. Come in and have a fit . 這個牌子引起許多懂英語的遊覽者的註意，他們聚在店前———不是看櫥窗裏所展出的商品，而是看牌子上的字，看後都哈哈大笑。店主是意大利人，會說壹點英語，但他不知道street walker 不是“逛大街的人”，而是“在街頭拉客的妓女”，to have a fit 也不是“試穿”，而是“勃然大怒”。過路人看了這塊牌子當然感到滑稽可笑了。
又如，中國文化中，思想往往與腹部聯系在壹起，像“滿腹文章”、“滿腹經綸”、“腹稿”、“腹議”、“滿腹牢騷”等，英譯時若將“腹”譯出： a bellyful of essays ,a bellyfulof scholarship ,draft s in the belly ,criticism in thebelly ,a bellyful of complaint s 英語讀者會感到莫名其妙，因為他們無論如何也沒法將“滿腹經綸”等與“腹”聯系起來，因此，只好改譯為： tohave one’s mind full of essays , to have one’smind full of scholarship , draft s worked out inone’s mind ,silent criticism ,full of complaint s.再次,由於政治、經濟、科技的日新月異以及社會生活的飛速變化,在語言交流過程中必須創造新詞( neologism) 才能與之相適應。以英語為例，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牛津新詞詞典》收錄20 世紀80 年代到90 年代的英語新詞便達2000 余條。漢語也不例外，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修訂的《新華詞典》也新增加了新興、新潮、新奇的富有時代特征的學科基本詞匯和與日常生活關系密切的詞語10000 多個。英語近年來出現的新詞有Clintonism , Zipgate , Euro ,outplacement , dinomania , multimedia , hacker ,virtual reality , drug abuse ,mad cow disease ,ge2netic engineering ,bungee jumping 等等；漢語裏的新詞則有“中國特色、平反、壹號文件、萬元戶、小康、倒爺、壹國兩制、下海、生猛海鮮、減肥、分流、下崗、利改稅、費改稅、資產重組、回歸、東西聯動”等等。這些新詞在源語中是新創的,在目的語中自然難以找到現成的對等詞，在翻譯中便免不了要采用“零翻譯”的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