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傳統文化保護的問題上，我國政府並非無所作為，逐步嘗試著對民間文藝、傳統知識和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收集、整理、保存、記錄等單純的行政保護。而傳統文化則沈睡於政府的“搖籃”中……
直至“花木蘭”到好萊塢拍電影，“孫悟空”到日本玩遊戲，中國傳統文化才如夢初醒：在發覺自身所蘊含的巨大商業價值的同時，痛感中了發達國家設下的“國際圈套”，反省現行文化保護與利用機制的缺陷。
傳統文化是知識創新的源泉，並借助知識產品的形式得以流傳。發達國家傳統文化資源貧乏，但創新能力強，知識產品豐富，掌控著全球的高新技術產業和文化朝陽產業。由於這些產業的發展得益於高強度的知識產權保護，發達國家在其主導的知識產權國際公約中，致力於維系“知識產品”之“流”，而放任汙染傳統文化之“源”，形成了“知識產權保護創新成果不保護智力源泉”的國際規則。在這壹“幌子”下，智力源泉悄然地從東方流向西方，文化也從傳統走向了現代。然而，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依然蒙在鼓裏，認為山歌只能唱在山裏，三國僅僅分在書裏，基因不過附於身體，有何商業利益可言？在文化民間傳承缺乏激勵機制的情況下，政府才不得不挺身而出，充當壹回“文明使者”。只可惜，在崇尚GDP數值的官場，“文明使者”的歷史光環再夠顯耀，也不會是政績工程，政府在保護傳統文化的經費預算中顯得相當理性。如此壹來，知識產品之“流”沒有截取，傳統文化之“源”也未能守住。
必須看到，傳統文化的“固源”需要行政之力，更要利益之油。文化之水源於民眾，流於民間，唯有以利益驅動形成眾人合力，方能實現井噴。換言之，借民眾之力，實現傳統文化的保護，有賴於合理的利益激勵，建立知識財產權人與民間文藝傳承人、傳統文化資源持有人之間的惠益分享機制勢在必行。事實上，國家版權局早在1992年即開始著手《民間文學藝術作品著作權保護條例》的立法調研工作，並於1996年形成第壹稿，但是由於民間文學藝術作品具有集體性、地域性、世代流傳性等特點，利益合理分配存有困難，立法工作面臨巨大挑戰。該條例雖反復修改，幾經催生，仍處於難產狀態，其出生之日，值得我們期待。與此同時，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不應再入發達國家的“國際圈套”，無滴水之恩，卻湧泉相報。在相關國際公約的締結過程中，要敢於爭奪話語權，推行惠益分享制度，防止文化之“源”的無謂流失。
在傳統文化“固源”的基礎上，要進行合理的“分流”。與“固源”旨在保護不同，“分流”著重於傳統文化的開發利用。各級政府應以《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的實施為契機，制定和實施本地區的知識產權戰略，推行傳統文化振興戰略。采取積極的文化政策、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等，鼓勵自主文化創新，形成強勢的知識產權，實現民族文化的產業化，最終改變知識產品之“流”的“東”、“西”方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