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全民的受教育水平，是提升國民經濟、實現經濟追趕的重要途徑。資料顯示，19世紀後期以來，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曾先後出現過美國對英國、日本對美國和韓國對西歐的三次成功的經濟追趕事例，而國民教育水平的提高是其重要原因。
1871到1913年是美國經濟迅速超過英國的重要時期，與此同時，這壹時期也是美國人力資本對英國加速追趕的時期。美國在1820年人均受教育年限相當於英國的87.5％，1870年提高到88.3％，1913年則進壹步提高到91.2％。
1953年日本開始經濟起飛。1992年日本人均GDP相當於美國人均GDP的90.1％，創造了從1820年到1992年人均GDP提高28倍的世界紀錄，日本因此而被視為世界上最成功的“追趕”國家。與此同時，日本也成功地實現了人力資本積累上的追趕。1913年日本人均受教育年限相當於美國的68.2％，1950年就達到美國的80.8％，隨後大致保持著這壹水平，1973年為82.9％，1992年為82.4％。
從1965至1992年，韓國GDP年平均增長率為8.8％。1973年，韓國人均GDP相當於西歐國家人均GDP的24.3％，1992年上升到57.5％。與此同時，韓國在1960年實現了普及全民小學教育，1970年代經濟起飛後，開始大力發展高等教育，大約每10年提高20個百分點：1975至1985年，高等教育入學率從10％提高到30％，實現了高等教育大眾化；1985至1995年，高等教育入學率又從30％提高到50％。中等教育入學率從60％左右提高到90％，大約用了15年。
上述三次成功的經濟追趕典型事例表明，每壹次成功的經濟追趕，都同時伴隨著人力資本的先行追趕，人力資本追趕是經濟追趕的先導。
除了加大教育投資、造就高素質勞動者、充分開發人力資源等之外，加大科技投資和培養科技人才也是美國、日本、韓國成功實現經濟追趕的重要原因。
美國在1863年成立了國家科學院，19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在全國各州設立了工業科學研究所和農業試驗站，聯邦政府給每個農業試驗站撥款1.5萬元作為基金，到19世紀末此類實驗站已達56個。政府還以贈予土地的方式資助各州建立理工科大學和農業院校。到20世紀初這類“贈地學院”已有53所。內戰之前美國出版的農業雜誌不下400種，其中發行量在25萬至35萬份多達五六十種，當時約有1/10的農民訂閱了農業雜誌。技術領先地位從英國、歐洲逐漸轉移到美國。例如，內燃機雖在歐洲發明，但在美國最快最普遍地得到應用；電力技術也大都在歐洲發明，而第壹座電廠卻建在美國；鋼鐵技術在英國、法國發明，也是在美國首先大規模使用。在專利註冊數方面，從1860年開始，美國遠遠超過英國。1865至1869年英國為2299件，美國為10895；1875至1879年英國為3379件，美國為13689；1885至1889年英國為9371件，美國為21666；1895至1899年英國為13419件，美國為21680；1905至1909年英國為15423件，美國為33220；1913年英國為16599，而美國已達33917。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堪稱“發明時代”，湧現出諸如托馬斯·愛迪生、亞歷山大·貝爾這樣的許多世界級發明家和實業家，科學創新和技術發明突飛猛進，並迅速轉化為新產業，變成強大的生產力。
二戰後初期日本的科技大大落後於歐美，但經過近40年的追趕，進入科技強國的行列。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分析，1960至1973年，日美經濟增長速度的差距的78％，源於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的差距；而1980至1986年，日美經濟增長速度差距的100％，同樣源於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差距。1970年日本的科技研究經費約為美國的1/8，1980年為1/3，至1990年則為2/3。1970年日本科技人員為17.2萬人，1990年增加到48.43萬人，幾乎每年增加壹萬多人，超過美國以外的其他發達國家。日本研究人員在萬人中的比率為45.3人，居世界各國首位。
韓國在1980年代將發展戰略由“輸出立國”轉變為“科技立國”，總目標是加強研究開發，培育提高創新能力；研發某些尖端技術；建設新興產業；把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與開發研究相結合。1976年韓國的R＆D/GNP只有0.96％，到1986年壹躍為1.82％，1990年提高到2.6％，達到西歐水平。從1963到1987年科技投資從950萬美元增至23.5億美元，增加了240多倍。
上述事實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切實提高上海的教育和科技發展水平，是上海追趕世界城市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