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國際葡萄酒和白蘭地感官品評討論會”按事先部署選定在中國煙臺舉行。這次品評討論會將要對張裕歷年所產10余種名優酒作出世界級的品評檢驗。
國際品酒大師依次品評張裕所產雷司令幹白葡萄酒、解百納幹紅葡萄酒、李將軍半甜白葡萄酒和桃紅葡萄酒。大師們的評語幾乎壹致:諸種產品有典型葡萄酒的純香和果香,尤其是有中國煙臺產地的特點。專家對煙臺獨有的氣候和土壤特點情有獨鐘,認為張裕葡萄酒的品味得利於煙臺的地理環境。
善於挑剔的國際品酒大師對張裕VSOP級金獎白蘭地的評價卻是如此圓滿:非常美,有優美的橡木桶香,酒體細膩柔和,非常協調。
作為“壓軸戲”的張裕X0級陳年金獎白蘭地將這次世界級評酒會推向高潮。評酒開始後不久,壹位國際高級品酒大師悄然離去。張裕高品味的金獎白蘭地使他產生錯覺,他要取壹瓶同樣高品質的法國白蘭地作“對比酒”,結果這位資歷頗深的國際評酒專家仍感困惑:法國酒與中國張裕酒竟然難分高下。
幾乎所有的國際品酒大師都交口稱贊:中國張裕所產白蘭地典型性很強,香氣沁人,口味柔順、圓潤,酒的質量是非凡的。有的評酒專家私下說:“簡直難以置信。” 李鴻章,國人不知者不多。在近代,他有時被畫成白臉,有時被描成紅臉。不過,若非李中堂大人親手所批,也就不會有張裕的昨天與今日。要知道,1894年大清國首家葡萄酒公司開辦的準照上,李鴻章的名字赫然在目。
這位李中堂大人對張弼士的興趣亦並非停留於此。自從他力主張君為清廷駐檳榔嶼首任領事和駐新加坡總領事以來,1897年他又薦張君參與籌辦大清銀行(中國銀行前身),任該行總董。以後的事情可真有些戲劇性,三十年代,因張裕借中行款無力償付,而被中國銀行接管,這真是壹家人不知壹家人。
1898年,接中堂電召,張弼士得清廷召見,亦參與朝中議事。後得粵漢鐵路和廣東佛山鐵路總辦職。看樣子,作為北洋大臣的李中堂決意要拉張君入圍了。故而,中堂將張裕視為“北洋新政”的壹面標新立異的旗幟而倍加關照。有例為證,由中堂親批的張裕準照中稱,“準予專利十五年,凡奉天、直隸、山東三省地方,無論華、洋商民不準在十五年限內,另有他人仿造,以免篡奪。”洋務派那種不可壹世的壟斷意味是蠻濃的。
也別說,這張裕也沒給中堂大人丟臉。且不說那酒品質甚優,銷路廣開,單說有壹次,公司首任總經理張成卿(弼士侄兒)奉弼士命往天津衛謁見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中堂命於花廳傳見,只見成卿青衣小帽,疾步廳前,談吐不卑不亢,舉止不惶不火,讓在座的二、三品北洋大員為之側目。強將之下無弱兵,張成卿如此威風,可見張裕當時之顯赫 事情的開端還要從1956年初毛主席在壹次輕工業匯報會的明確指示說起。這年3月2日,輕工部部長向中央及毛主席做例行匯報,主席對這次匯報很關心,當即指示:“為了更好地了解部、局(指輕工部及糖酒工業管理局)及所屬各企業的生產工作情況,望部、局及各企業分別直接向我寫壹次生產工作報告。”輕工部部長會後即刻做出布置,糖酒局代局長曹魯則於3月7日發文向全國各所屬包括張裕在內的20余家糖酒企業,下達“向主席報告壹次工作”的指示令。
3月底,張裕報告人向毛主席寫了“煙臺張裕葡萄釀酒公司生產情況報告”。報告涉及張裕的歷史沿革、基本情況、存在問題、本年的工作規劃、今後發展諸方面內容。張裕報告的文本擺放於主席桌上時,引起了主席對葡萄酒業更深地思索,藉壹次糖酒食品工業的匯報會,向張裕也向中國葡萄酒業表明態度:“要大力發展葡萄和葡萄酒生產,讓人民多喝壹點葡萄酒(原文載1984年12月17日《經濟日報》)。”
1956年之後建置的食品工業部制酒工業管理局領導下屬企業張裕等,按主席指示進行實際操作,先以張裕為龍頭啟動中國整個葡萄酒業。幾年間,北京東郊、山西清徐、河北沙城、江蘇宿遷以及黃河故道區域的民權、鄭州、蘭考等地的葡萄酒行業如雨後春筍,相繼建起。張裕派出能工巧匠赴各地助建廠舍、教做酒桶等,為各兄弟葡萄酒廠代培技術工人,手把手傳授傳統釀造工藝。1958年成立的張裕釀酒大學,為中國葡萄酒業造就出40余名“拔尖人才”,撒向全國後,遂成為中國葡萄酒業的脊梁。 張弼士在南洋的30余年裏,獲得驚人的成功。鼎盛時期,資本達八千萬荷蘭盾,號稱億萬富翁。這時他“實業興邦”包括創辦中國第壹家葡萄酒公司的念頭與日俱增。可橫在他面前的障礙是,只有資本,而沒有清廷官家身份,欲投資國內卻難奏效。機遇終於來臨:清光緒十六年(1890),清駐英欽使龔照瑗奉命考察歐美富國之道,回經擯城時,特意拜訪了南洋首富張弼士。
張弼士對龔照瑗說:西洋人善於發揮人的特長,並以法律規範行為;對於農工及商業的關系,洋人也擺正了位置,張弼士歸納為“商業不興,則三寶絕”。總之,南洋的繁榮依賴於西洋人制定的“興商獲利”的方略。
龔氏興奮之余,接著又問:“張君致富又采取何種方略呢?”
張弼士笑答道:“我於荷屬領地,效法李克,開發地土資源;我於英屬領地,效法白圭,樂觀事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發能收,選擇人和天時。同時效法伊呂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效法他們善於權變的智慧,當機立斷的勇氣,以及仁義寬容,能屈能伸的境界。我時常存此信念,因此致富。”
龔照瑗聽完這番理論,噴噴稱贊,向前執其手說:“君並非商界中人,而是天下奇才,現中國貧弱,歸救祖國如何?”
張弼士早存“實業興邦”的宿願,為此欣喜答道:“懷此誌向已很久了!”
龔氏回國後,甘當伯樂,將張弼士推薦給朝廷,張君遂得到清廷的加官晉爵,頭銜是大清國駐馬來檳城首任領事,後又升遷為駐新加坡總領事。
自從成為紅頂商人後,張弼士才得到投資國內、實業興邦的通行證,開辦葡萄酒公司的意念由此得以坐實 第壹位酒師是英國的俄林,最終被張弼士相中。俄氏原來想從南洋到煙臺大幹壹番,搞出點名堂。於是,他攜來小型制酒機連同妻小,大有壹去不返之慨。哪知他途經上海灘,未染大病,卻因小小的拔牙感染而命喪黃泉。這應準了中國人的壹句老話:牙痛不是病,痛起來要了命。
第二位是荷蘭酒師。張弼士經人介紹,認識了自稱擁有國家考核憑照的雷德勿,只因誌不在此,故將憑照留存國內,連荷蘭銀行大班亦為其證明,這不能不讓張弼士信以為真。可釀酒技術卻來不得半點虛假。1895年,雷德勿將所釀之酒樣寄到新加坡,經英荷化驗師分析後認為,其酒發酵有問題,且釀酒配方欠妥,總之是技藝不精所致。張弼士正在舉棋未定時,雷德勿之叔來到新加坡,徹底拆穿了其侄的“西洋鏡”。原來雷氏對釀酒門道並非精通,只是隨兄經營酒類生意時,略得皮毛之術,並襲取了書中成說,實際操作時全無把握。張弼士這才看清濫竽充數之輩的居心。
正在這時,奧匈帝國駐煙領事拔保毛遂自薦,願意領此重任。而拔保在奧國顯赫的家族地位也讓張弼士深信不疑。原來他1862年出生於維也納郊區的科勞斯·特莫哥伯地區,是奧匈帝國弗朗茲·約瑟夫家族的世襲男爵。其父則是壹位葡萄釀造專家,曾發明過測定葡萄的糖度表,後人稱“拔保糖度表”。拔保青年時期,隨父學過釀制葡萄酒,並在該國葡萄酒業初露鋒芒。1896年他來到張裕任酒師,當然還有奧匈政府的正式推薦書。拔保過人的氣魄還表現在他仍兼任奧國駐煙副領事之職,而領事館即設在張裕門內,故該公司門首經常懸掛奧國旗幟。由此,張裕更成為人們可望不可及的神秘之地。 1841年生於廣東梅州大埔縣,由於家鄉受災,18歲就只身闖蕩南洋。從學徒工做起,先後從事過建築、墾殖、礦物、船運、藥材等產業,逐步發跡。其鼎盛時期資產居南洋僑商之首,達到八千萬荷蘭盾,被人們稱為億萬富翁。發跡後張弼士先生提出實業興邦的愛國理念,在給清政府的奏折中提出了“招商引資,振興農工路礦”的先進思想。張弼士先生先後投巨資在國內興辦工廠,參與籌辦大清銀行(中國銀行之前身)並任總董,修建鐵路等,為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獻。
張弼士先生平生致力於教育和慈善事業,備受華僑擁戴。在南洋期間曾任清政府駐檳榔嶼領事、新加坡總領事,並三次被清廷召見,得賞頭品頂戴,任太仆寺正卿職。1892年創辦張裕釀酒公司。民國期間歷任廣東商會總理、全國商會聯合會長、約法會議議員、參議院參政、赴美報聘團團長等職。
1912年孫中山先生親臨張裕公司視察並為公司親筆題詞“品重醴泉”。以示對張弼士先生崇高人品的贊賞和對張裕酒品的贊揚,這是中山先生唯壹壹次為企業題詞。
1916年病逝於印尼雅加達。
張弼士在馬來西亞的故居--光祿弟,現為馬來西亞國家級博物館。 張裕的領導人名錄上有壹個頗有分量的名字:朱梅。
朱梅是中國第壹代葡萄釀酒專家,20世紀30年代在法國巴斯德學院專攻釀酒,後來對中國葡萄酒和啤酒工業的發展立下汗馬功勞。朱梅何以會到張裕主事,其中還有壹段周折。
1934年,因負債過多,張裕公司抵押給中國銀行,由煙臺支行經理徐望之出任總經理。徐望之對張裕技術大權壹直由外國人執掌頗為不滿。洋酒師很善於“留後手”,每到發酵、勾兌的機密處,必定把在場的中國人借故支走。妳越是想偷看,他越防賊壹樣地警覺,經常把壹些重要原料的商標及外包裝統統撕掉,讓妳摸不著頭腦。
徐望之曾在《釀酒雜誌》呼籲:杯酒之飲,何以不能自釀?生產之權,何以操諸人手?為了找到中國自己的釀酒英才,他時常悉心察訪,四處打探。
1936年,朱梅學成回國,上海《申報》和《新聞報》立時發布了消息。徐望之得知後心中大喜,馬上趕赴上海,通過《新聞報》編輯嚴獨鶴、《申報》記者黃寄萍輾轉找到了朱梅。
不速之客的來訪使朱梅感到意外,加之他對張裕缺乏了解,壹時面有難色。徐望之非但沒有見怪,反而表現出極好的風度:“我們有啤酒廠和葡萄酒廠,可是技術人員都是外國人,我們希望您能與我們合作,請您去煙臺工作。妳可以先到張裕看看,能留下就留下,如果不願意就回來,來回路費由我們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