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國際葡萄酒和白蘭地感官品評討論會”按事先部署選定在中國煙臺舉行。這次品評討論會將要對張裕歷年所產10余種名優酒作出世界級的品評檢驗。
國際品酒大師依次品評張裕所產雷司令幹白葡萄酒、解百納幹紅葡萄酒、李將軍半甜白葡萄酒和桃紅葡萄酒。大師們的評語幾乎壹致：諸種產品有典型葡萄酒的純香和果香，尤其是有中國煙臺產地的特點。專家對煙臺獨有的氣候和土壤特點情有獨鐘，認為張裕葡萄酒的品味得利於煙臺的地理環境。
善於挑剔的國際品酒大師對張裕VSOP級金獎白蘭地的評價卻是如此圓滿：非常美，有優美的橡木桶香，酒體細膩柔和，非常協調。
作為“壓軸戲”的張裕X0級陳年金獎白蘭地將這次世界級評酒會推向高潮。評酒開始後不久，壹位國際高級品酒大師悄然離去。張裕高品味的金獎白蘭地使他產生錯覺，他要取壹瓶同樣高品質的法國白蘭地作“對比酒”，結果這位資歷頗深的國際評酒專家仍感困惑：法國酒與中國張裕酒竟然難分高下。
幾乎所有的國際品酒大師都交口稱贊：中國張裕所產白蘭地典型性很強，香氣沁人，口味柔順、圓潤，酒的質量是非凡的。有的評酒專家私下說：“簡直難以置信。” 李鴻章，國人不知者不多。在近代，他有時被畫成白臉，有時被描成紅臉。不過，若非李中堂大人親手所批，也就不會有張裕的昨天與今日。要知道，1894年大清國首家葡萄酒公司開辦的準照上，李鴻章的名字赫然在目。
這位李中堂大人對張弼士的興趣亦並非停留於此。自從他力主張君為清廷駐檳榔嶼首任領事和駐新加坡總領事以來，1897年他又薦張君參與籌辦大清銀行（中國銀行前身），任該行總董。以後的事情可真有些戲劇性，三十年代，因張裕借中行款無力償付，而被中國銀行接管，這真是壹家人不知壹家人。
1898年，接中堂電召，張弼士得清廷召見，亦參與朝中議事。後得粵漢鐵路和廣東佛山鐵路總辦職。看樣子，作為北洋大臣的李中堂決意要拉張君入圍了。故而，中堂將張裕視為“北洋新政”的壹面標新立異的旗幟而倍加關照。有例為證，由中堂親批的張裕準照中稱，“準予專利十五年，凡奉天、直隸、山東三省地方，無論華、洋商民不準在十五年限內，另有他人仿造，以免篡奪。”洋務派那種不可壹世的壟斷意味是蠻濃的。
也別說，這張裕也沒給中堂大人丟臉。且不說那酒品質甚優，銷路廣開，單說有壹次，公司首任總經理張成卿（弼士侄兒）奉弼士命往天津衛謁見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中堂命於花廳傳見，只見成卿青衣小帽，疾步廳前，談吐不卑不亢，舉止不惶不火，讓在座的二、三品北洋大員為之側目。強將之下無弱兵，張成卿如此威風，可見張裕當時之顯赫 事情的開端還要從1956年初毛主席在壹次輕工業匯報會的明確指示說起。這年3月2日，輕工部部長向中央及毛主席做例行匯報，主席對這次匯報很關心，當即指示：“為了更好地了解部、局（指輕工部及糖酒工業管理局）及所屬各企業的生產工作情況，望部、局及各企業分別直接向我寫壹次生產工作報告。”輕工部部長會後即刻做出布置，糖酒局代局長曹魯則於3月7日發文向全國各所屬包括張裕在內的20余家糖酒企業，下達“向主席報告壹次工作”的指示令。
3月底，張裕報告人向毛主席寫了“煙臺張裕葡萄釀酒公司生產情況報告”。報告涉及張裕的歷史沿革、基本情況、存在問題、本年的工作規劃、今後發展諸方面內容。張裕報告的文本擺放於主席桌上時，引起了主席對葡萄酒業更深地思索，藉壹次糖酒食品工業的匯報會，向張裕也向中國葡萄酒業表明態度：“要大力發展葡萄和葡萄酒生產，讓人民多喝壹點葡萄酒（原文載1984年12月17日《經濟日報》）。”
1956年之後建置的食品工業部制酒工業管理局領導下屬企業張裕等，按主席指示進行實際操作，先以張裕為龍頭啟動中國整個葡萄酒業。幾年間，北京東郊、山西清徐、河北沙城、江蘇宿遷以及黃河故道區域的民權、鄭州、蘭考等地的葡萄酒行業如雨後春筍，相繼建起。張裕派出能工巧匠赴各地助建廠舍、教做酒桶等，為各兄弟葡萄酒廠代培技術工人，手把手傳授傳統釀造工藝。1958年成立的張裕釀酒大學，為中國葡萄酒業造就出40余名“拔尖人才”，撒向全國後，遂成為中國葡萄酒業的脊梁。 張弼士在南洋的30余年裏，獲得驚人的成功。鼎盛時期，資本達八千萬荷蘭盾，號稱億萬富翁。這時他“實業興邦”包括創辦中國第壹家葡萄酒公司的念頭與日俱增。可橫在他面前的障礙是，只有資本，而沒有清廷官家身份，欲投資國內卻難奏效。機遇終於來臨：清光緒十六年（1890），清駐英欽使龔照瑗奉命考察歐美富國之道，回經擯城時，特意拜訪了南洋首富張弼士。
張弼士對龔照瑗說：西洋人善於發揮人的特長，並以法律規範行為；對於農工及商業的關系，洋人也擺正了位置，張弼士歸納為“商業不興，則三寶絕”。總之，南洋的繁榮依賴於西洋人制定的“興商獲利”的方略。
龔氏興奮之余，接著又問：“張君致富又采取何種方略呢？”
張弼士笑答道：“我於荷屬領地，效法李克，開發地土資源；我於英屬領地，效法白圭，樂觀事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發能收，選擇人和天時。同時效法伊呂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效法他們善於權變的智慧，當機立斷的勇氣，以及仁義寬容，能屈能伸的境界。我時常存此信念，因此致富。”
龔照瑗聽完這番理論，噴噴稱贊，向前執其手說：“君並非商界中人，而是天下奇才，現中國貧弱，歸救祖國如何？”
張弼士早存“實業興邦”的宿願，為此欣喜答道：“懷此誌向已很久了！”
龔氏回國後，甘當伯樂，將張弼士推薦給朝廷，張君遂得到清廷的加官晉爵，頭銜是大清國駐馬來檳城首任領事，後又升遷為駐新加坡總領事。
自從成為紅頂商人後，張弼士才得到投資國內、實業興邦的通行證，開辦葡萄酒公司的意念由此得以坐實 第壹位酒師是英國的俄林，最終被張弼士相中。俄氏原來想從南洋到煙臺大幹壹番，搞出點名堂。於是，他攜來小型制酒機連同妻小，大有壹去不返之慨。哪知他途經上海灘，未染大病，卻因小小的拔牙感染而命喪黃泉。這應準了中國人的壹句老話：牙痛不是病，痛起來要了命。
第二位是荷蘭酒師。張弼士經人介紹，認識了自稱擁有國家考核憑照的雷德勿，只因誌不在此，故將憑照留存國內，連荷蘭銀行大班亦為其證明，這不能不讓張弼士信以為真。可釀酒技術卻來不得半點虛假。1895年，雷德勿將所釀之酒樣寄到新加坡，經英荷化驗師分析後認為，其酒發酵有問題，且釀酒配方欠妥，總之是技藝不精所致。張弼士正在舉棋未定時，雷德勿之叔來到新加坡，徹底拆穿了其侄的“西洋鏡”。原來雷氏對釀酒門道並非精通，只是隨兄經營酒類生意時，略得皮毛之術，並襲取了書中成說，實際操作時全無把握。張弼士這才看清濫竽充數之輩的居心。
正在這時，奧匈帝國駐煙領事拔保毛遂自薦，願意領此重任。而拔保在奧國顯赫的家族地位也讓張弼士深信不疑。原來他1862年出生於維也納郊區的科勞斯·特莫哥伯地區，是奧匈帝國弗朗茲·約瑟夫家族的世襲男爵。其父則是壹位葡萄釀造專家，曾發明過測定葡萄的糖度表，後人稱“拔保糖度表”。拔保青年時期，隨父學過釀制葡萄酒，並在該國葡萄酒業初露鋒芒。1896年他來到張裕任酒師，當然還有奧匈政府的正式推薦書。拔保過人的氣魄還表現在他仍兼任奧國駐煙副領事之職，而領事館即設在張裕門內，故該公司門首經常懸掛奧國旗幟。由此，張裕更成為人們可望不可及的神秘之地。 1841年生於廣東梅州大埔縣，由於家鄉受災，18歲就只身闖蕩南洋。從學徒工做起，先後從事過建築、墾殖、礦物、船運、藥材等產業，逐步發跡。其鼎盛時期資產居南洋僑商之首，達到八千萬荷蘭盾，被人們稱為億萬富翁。發跡後張弼士先生提出實業興邦的愛國理念，在給清政府的奏折中提出了“招商引資，振興農工路礦”的先進思想。張弼士先生先後投巨資在國內興辦工廠，參與籌辦大清銀行（中國銀行之前身）並任總董，修建鐵路等，為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獻。
張弼士先生平生致力於教育和慈善事業，備受華僑擁戴。在南洋期間曾任清政府駐檳榔嶼領事、新加坡總領事，並三次被清廷召見，得賞頭品頂戴，任太仆寺正卿職。1892年創辦張裕釀酒公司。民國期間歷任廣東商會總理、全國商會聯合會長、約法會議議員、參議院參政、赴美報聘團團長等職。
1912年孫中山先生親臨張裕公司視察並為公司親筆題詞“品重醴泉”。以示對張弼士先生崇高人品的贊賞和對張裕酒品的贊揚，這是中山先生唯壹壹次為企業題詞。
1916年病逝於印尼雅加達。
張弼士在馬來西亞的故居--光祿弟，現為馬來西亞國家級博物館。 張裕的領導人名錄上有壹個頗有分量的名字：朱梅。
朱梅是中國第壹代葡萄釀酒專家，20世紀30年代在法國巴斯德學院專攻釀酒，後來對中國葡萄酒和啤酒工業的發展立下汗馬功勞。朱梅何以會到張裕主事，其中還有壹段周折。
1934年，因負債過多，張裕公司抵押給中國銀行，由煙臺支行經理徐望之出任總經理。徐望之對張裕技術大權壹直由外國人執掌頗為不滿。洋酒師很善於“留後手”，每到發酵、勾兌的機密處，必定把在場的中國人借故支走。妳越是想偷看，他越防賊壹樣地警覺，經常把壹些重要原料的商標及外包裝統統撕掉，讓妳摸不著頭腦。
徐望之曾在《釀酒雜誌》呼籲：杯酒之飲，何以不能自釀？生產之權，何以操諸人手？為了找到中國自己的釀酒英才，他時常悉心察訪，四處打探。
1936年，朱梅學成回國，上海《申報》和《新聞報》立時發布了消息。徐望之得知後心中大喜，馬上趕赴上海，通過《新聞報》編輯嚴獨鶴、《申報》記者黃寄萍輾轉找到了朱梅。
不速之客的來訪使朱梅感到意外，加之他對張裕缺乏了解，壹時面有難色。徐望之非但沒有見怪，反而表現出極好的風度：“我們有啤酒廠和葡萄酒廠，可是技術人員都是外國人，我們希望您能與我們合作，請您去煙臺工作。妳可以先到張裕看看，能留下就留下，如果不願意就回來，來回路費由我們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