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巴蘇（Basu）教授來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演講，談到中美貿易戰時說：“我來自印度，過去的大半輩子，壹直都是發達國家用各種手段打開發展中國家市場，要求貿易。沒想到世界有壹天會倒過來。”
2001年加入WTO之後，我國迅速成為“世界工廠”。2010年，制造業增加值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壹。2019年，制造業增加值已占到全球的28%（圖7-1）。我國出口的產品不僅數量巨大，技術含量也在不斷提升。2019年出口產品中的三成可以歸類為“高技術產品”，而在這類高技術產品的全球總出口中，我國約占四分之壹。因此我國出口模式早已不是簡單的“來料加工”，絕大部分出口價值均由本土創造。2005年，我國每出口100美元就有26美元是從海外進口的零部件價值，只有74美元的價值來自國內（包括在國內設廠的外資企業生產的價值）。2015年，來自海外供應鏈的價值從26%下降到了17%。
在2018年GDP中，居民最終消費占比只有44%，而美國這壹比率將近70%，歐盟和日本也在55%左右。從20世紀80年代到2010年，我國總消費（居民消費+政府消費）占GDP的比重從65%下降到了50%，下降了足足15個百分點，之後逐步反彈到了55%（圖7-2）。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從80年代的54%壹直下降到2010年的39%，下降了15個百分點。圖中總消費和居民最終消費間的差距就是政府消費，壹直比較穩定，占GDP的11%左右。
這些巨大的成功背後，也隱藏著兩重問題。第壹是內部經濟結構失衡：重生產、重投資，相對輕民生、輕消費，導致與巨大的產能相比，國內消費不足，而消化不了的產品只能對外輸出。這就帶來了第二個問題：國外需求的不穩定和貿易沖突。過去20年，世界制造業中我國的占比從5%上升到28%，對應的是“七國集團”占比從62%下降到37%，而所有其他國家占比幾乎沒有變化。2020年中央提出“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壹，低消費和產能過剩
2018年GDP中，居民最終消費占比只有44%，而美國這壹比率將近70%，歐盟和日本也在55%左右。
從20世紀80年代到2010年，我國總消費（居民消費+政府消費）占GDP的比重從65%下降到了50%，下降了足足15個百分點，之後逐步反彈到了55%（圖7-2）。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從80年代的54%壹直下降到2010年的39%，下降了15個百分點。圖中總消費和居民最終消費間的差距就是政府消費，壹直比較穩定，占GDP的11%左右。
當我們觀察到消費占GDP的比重下降時，無非就是兩種情況：或者GDP中可供老百姓支配的收入份額下降了，或者老百姓把更大壹部分收入存了起來，儲蓄率上升了。
居民高儲蓄
我國居民儲蓄率很高，20世紀90年代就達到了25%—30%。同期美國的儲蓄率僅為6%—7%，歐洲主要國家比如德、法就是9%—10%。日本算是儲蓄率高的，也不過12%—13%。國家之間儲蓄率的差異，可以用文化、習慣甚至語言和潛意識來解釋。
居民收入份額低
居民消費不足不僅是因為儲蓄率高，能省，也是因為確實沒錢。
隨著經濟的發展，服務業逐漸興起，勞動密集程度高於工業，又推動了勞動收入占比的回升。
加入WTO之後，壹方面，進口資本品關稅下降，增加了企業的資本投入；另壹方面，工業在東南沿海集聚引發大規模人口遷移，而與戶籍和土地有關的政策擡高了房價和用工成本，不利於外來人口安居樂業，“用工荒”現象屢有發生，企業於是更加偏向資本投入。
如今各種信息技術讓機器變得越來越“聰明”，能做的事越來越多，對勞動的替代性比較高，所以機器相對勞動的價格下降後，的確擠出了勞動。舉個例子，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工業機器人使用國，2016年就已占到了世界工業機器人市場的三成，壹個重要原因就是用工成本上升。
從收入角度看，國民經濟分配中居民占比下降，政府和企業的占比就必然上升。同理，從支出角度看，居民消費占比下降，政府和企業支出占比就會上升，這些支出絕大多數用於了投資。也就是說，居民收入轉移到了政府和企業手中，變成了公路和高鐵等基礎設施、廠房和機器設備等，而老百姓汽車和家電等消費品占比則相對降低。
居民消費支出占比下降，不僅對應著投資占比上升，也對應著出口占比上升。因此在很長壹段時間裏，拉動我國GDP增長的主力是投資和出口，而國內消費則相對不振。
在這個大背景下，黨的十九大報告將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修改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二，中美貿易沖突
各國內部經濟結構的平衡程度，會反映到其國際收支狀況中。我國國內產出沒有被國內消費和投資完全消耗掉，因此出口大於進口，經常賬戶（可以簡單理解為貨物和服務進出口情況的總結）是順差，對外凈輸出。
美國可以吸納其他國家的對外凈輸出，當然離不開美國的經濟實力和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美國每年進口都大於出口，相當於不斷從國外“借入”資源，是世界最大的債務國
就業與政治沖擊
在中美貿易沖突中，美國政客和媒體最常提起的話題之壹就是“中國制造搶走了美國工人的工作”。主要論據如下：20世紀90年代美國制造業就業占勞動人口的比重壹直比較穩定，但在中國加入WTO之後，中國貨沖擊美國各地，工廠紛紛轉移至海外，制造業就業占比大幅下滑。受中國貨沖擊越嚴重的地區，制造業就業下滑越多。
雖然制造業就業壹直在下跌，但是從1970年到2013年，制造業創造的增加值占美國GDP的比重壹直穩定在13%左右。人雖少了，但產出並沒有減少，這是典型的技術進步和生產率提高的表現。機器替代了人工而已，並沒什麽特別之處。
技術沖擊
中國制造業崛起和中美貿易對美國的就業沖擊其實不重要。相比之下，對美國的技術沖擊和挑戰更加實實在在，這也是中美貿易沖突和美國技術遏制可能會長期化的根本原因。雖然制造業占美國就業的比重已是個位數，但制造業依舊是科技創新之本，美國研發支出和公司專利數量的六七成均來自制造業企業。
對站在科技前沿的國家來說，新技術的發明和應用壹般從科學研究和實驗室開始，再到技術應用和專利階段，然後再到大規模工業量產。但對壹個後起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很多時候順序是反過來的：先從制造環節入手，邊幹邊學，積累技術和經驗，然後再慢慢根據自身需要改進技術，創造壹些專利。產品銷量逐步擴大、技術逐步向前沿靠攏之後，就有了更多資源投入研發，推進更基礎、應用範圍更廣的科研項目。2010年，我國制造業增加值超過美國。又過了10年，2019年中國的國際專利申請數量超過美國。而按照目前的科學論文增長率，2025年左右中國就可能超過美國（圖7-7）。
所以對後發國家來說，工業制造是科技進步的基礎。世界上沒有哪個技術創新大國不是制造業大國（至少曾經是）。而從制造業環節切入全球產業鏈分工，也是非常正確的方式，因為制造業不僅有學習效應，還有很強的集聚效應和規模效應。
技術高壓雖然可能讓我國企業在短期內受挫，但很多相對落後的國產技術也因此獲得了市場機會，可能提高市場份額和收入，進而增大研發力度，進入“市場—研發—叠代—更大市場”的良性循環，最終實現國產替代。這壹切的前提，是我國國內市場確實能繼續壯大，國民消費能繼續提升，能真正支撐起“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雙循環”模式。
三，再平衡與國內大循環
中央於是在2020年提出了“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是壹個發展戰略上的轉型。
這壹戰略轉型的關鍵是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費。雖然政府目前仍然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但所謂“供給”和“需求”，不是兩件不同的事，只是看待同壹件事的不同角度。比如從供給角度看是調節產能，從需求角度看就是調整投資支出；從供給角度看是產業升級，從需求角度看也就是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的升級。2020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緊緊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註重需求側管理，打通堵點，補齊短板，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
改革的關鍵是轉變地方政府在經濟中扮演的角色，遏制其投資沖動，降低其生產性支出，加大民生支出。這會帶來四個方面的重要影響。其壹，加大民生支出，能改變“重土地、輕人”的城市化模式，讓城市“以人為本”，讓居民安居樂業，才能降低儲蓄和擴大消費。其二，加大民生支出，可以限制地方政府用於投資的生產性支出。地方政府壹旦參與，就不容易退出（第三章）。即便本地企業沒有競爭力，政府也可能不得不持續為其輸血，擠占了資源，降低了全國統壹市場的效率
其三，推進國內大循環要求提升技術，攻克各類“卡脖子”的關鍵環節。而科技進步最核心的要素是“人”。因此地方政府加大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民生支出，正是對“人力資本”的投資，長遠看有利於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其四，加大民生支出，遏制投資沖動，還可能降低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和“土地金融”發展模式的依賴，限制其利用土地加大杠桿，撬動信貸資源，降低對土地價格的依賴，有利於穩定房價，防止居民債務負擔進壹步加重而侵蝕消費（第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