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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事內第七章筆記

國內國際失衡

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巴蘇(Basu)教授來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演講,談到中美貿易戰時說:“我來自印度,過去的大半輩子,壹直都是發達國家用各種手段打開發展中國家市場,要求貿易。沒想到世界有壹天會倒過來。”

2001年加入WTO之後,我國迅速成為“世界工廠”。2010年,制造業增加值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壹。2019年,制造業增加值已占到全球的28%(圖7-1)。我國出口的產品不僅數量巨大,技術含量也在不斷提升。2019年出口產品中的三成可以歸類為“高技術產品”,而在這類高技術產品的全球總出口中,我國約占四分之壹。因此我國出口模式早已不是簡單的“來料加工”,絕大部分出口價值均由本土創造。2005年,我國每出口100美元就有26美元是從海外進口的零部件價值,只有74美元的價值來自國內(包括在國內設廠的外資企業生產的價值)。2015年,來自海外供應鏈的價值從26%下降到了17%。

在2018年GDP中,居民最終消費占比只有44%,而美國這壹比率將近70%,歐盟和日本也在55%左右。從20世紀80年代到2010年,我國總消費(居民消費+政府消費)占GDP的比重從65%下降到了50%,下降了足足15個百分點,之後逐步反彈到了55%(圖7-2)。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從80年代的54%壹直下降到2010年的39%,下降了15個百分點。圖中總消費和居民最終消費間的差距就是政府消費,壹直比較穩定,占GDP的11%左右。

這些巨大的成功背後,也隱藏著兩重問題。第壹是內部經濟結構失衡:重生產、重投資,相對輕民生、輕消費,導致與巨大的產能相比,國內消費不足,而消化不了的產品只能對外輸出。這就帶來了第二個問題:國外需求的不穩定和貿易沖突。過去20年,世界制造業中我國的占比從5%上升到28%,對應的是“七國集團”占比從62%下降到37%,而所有其他國家占比幾乎沒有變化。2020年中央提出“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壹,低消費和產能過剩

2018年GDP中,居民最終消費占比只有44%,而美國這壹比率將近70%,歐盟和日本也在55%左右。

從20世紀80年代到2010年,我國總消費(居民消費+政府消費)占GDP的比重從65%下降到了50%,下降了足足15個百分點,之後逐步反彈到了55%(圖7-2)。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從80年代的54%壹直下降到2010年的39%,下降了15個百分點。圖中總消費和居民最終消費間的差距就是政府消費,壹直比較穩定,占GDP的11%左右。

當我們觀察到消費占GDP的比重下降時,無非就是兩種情況:或者GDP中可供老百姓支配的收入份額下降了,或者老百姓把更大壹部分收入存了起來,儲蓄率上升了。

居民高儲蓄

我國居民儲蓄率很高,20世紀90年代就達到了25%—30%。同期美國的儲蓄率僅為6%—7%,歐洲主要國家比如德、法就是9%—10%。日本算是儲蓄率高的,也不過12%—13%。國家之間儲蓄率的差異,可以用文化、習慣甚至語言和潛意識來解釋。

居民收入份額低

居民消費不足不僅是因為儲蓄率高,能省,也是因為確實沒錢。

隨著經濟的發展,服務業逐漸興起,勞動密集程度高於工業,又推動了勞動收入占比的回升。

加入WTO之後,壹方面,進口資本品關稅下降,增加了企業的資本投入;另壹方面,工業在東南沿海集聚引發大規模人口遷移,而與戶籍和土地有關的政策擡高了房價和用工成本,不利於外來人口安居樂業,“用工荒”現象屢有發生,企業於是更加偏向資本投入。

如今各種信息技術讓機器變得越來越“聰明”,能做的事越來越多,對勞動的替代性比較高,所以機器相對勞動的價格下降後,的確擠出了勞動。舉個例子,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工業機器人使用國,2016年就已占到了世界工業機器人市場的三成,壹個重要原因就是用工成本上升。

從收入角度看,國民經濟分配中居民占比下降,政府和企業的占比就必然上升。同理,從支出角度看,居民消費占比下降,政府和企業支出占比就會上升,這些支出絕大多數用於了投資。也就是說,居民收入轉移到了政府和企業手中,變成了公路和高鐵等基礎設施、廠房和機器設備等,而老百姓汽車和家電等消費品占比則相對降低。

居民消費支出占比下降,不僅對應著投資占比上升,也對應著出口占比上升。因此在很長壹段時間裏,拉動我國GDP增長的主力是投資和出口,而國內消費則相對不振。

在這個大背景下,黨的十九大報告將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修改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二,中美貿易沖突

各國內部經濟結構的平衡程度,會反映到其國際收支狀況中。我國國內產出沒有被國內消費和投資完全消耗掉,因此出口大於進口,經常賬戶(可以簡單理解為貨物和服務進出口情況的總結)是順差,對外凈輸出。

美國可以吸納其他國家的對外凈輸出,當然離不開美國的經濟實力和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美國每年進口都大於出口,相當於不斷從國外“借入”資源,是世界最大的債務國

就業與政治沖擊

在中美貿易沖突中,美國政客和媒體最常提起的話題之壹就是“中國制造搶走了美國工人的工作”。主要論據如下:20世紀90年代美國制造業就業占勞動人口的比重壹直比較穩定,但在中國加入WTO之後,中國貨沖擊美國各地,工廠紛紛轉移至海外,制造業就業占比大幅下滑。受中國貨沖擊越嚴重的地區,制造業就業下滑越多。

雖然制造業就業壹直在下跌,但是從1970年到2013年,制造業創造的增加值占美國GDP的比重壹直穩定在13%左右。人雖少了,但產出並沒有減少,這是典型的技術進步和生產率提高的表現。機器替代了人工而已,並沒什麽特別之處。

技術沖擊

中國制造業崛起和中美貿易對美國的就業沖擊其實不重要。相比之下,對美國的技術沖擊和挑戰更加實實在在,這也是中美貿易沖突和美國技術遏制可能會長期化的根本原因。雖然制造業占美國就業的比重已是個位數,但制造業依舊是科技創新之本,美國研發支出和公司專利數量的六七成均來自制造業企業。

對站在科技前沿的國家來說,新技術的發明和應用壹般從科學研究和實驗室開始,再到技術應用和專利階段,然後再到大規模工業量產。但對壹個後起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很多時候順序是反過來的:先從制造環節入手,邊幹邊學,積累技術和經驗,然後再慢慢根據自身需要改進技術,創造壹些專利。產品銷量逐步擴大、技術逐步向前沿靠攏之後,就有了更多資源投入研發,推進更基礎、應用範圍更廣的科研項目。2010年,我國制造業增加值超過美國。又過了10年,2019年中國的國際專利申請數量超過美國。而按照目前的科學論文增長率,2025年左右中國就可能超過美國(圖7-7)。

所以對後發國家來說,工業制造是科技進步的基礎。世界上沒有哪個技術創新大國不是制造業大國(至少曾經是)。而從制造業環節切入全球產業鏈分工,也是非常正確的方式,因為制造業不僅有學習效應,還有很強的集聚效應和規模效應。

技術高壓雖然可能讓我國企業在短期內受挫,但很多相對落後的國產技術也因此獲得了市場機會,可能提高市場份額和收入,進而增大研發力度,進入“市場—研發—叠代—更大市場”的良性循環,最終實現國產替代。這壹切的前提,是我國國內市場確實能繼續壯大,國民消費能繼續提升,能真正支撐起“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雙循環”模式。

三,再平衡與國內大循環

中央於是在2020年提出了“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是壹個發展戰略上的轉型。

這壹戰略轉型的關鍵是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費。雖然政府目前仍然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但所謂“供給”和“需求”,不是兩件不同的事,只是看待同壹件事的不同角度。比如從供給角度看是調節產能,從需求角度看就是調整投資支出;從供給角度看是產業升級,從需求角度看也就是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的升級。2020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緊緊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註重需求側管理,打通堵點,補齊短板,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

改革的關鍵是轉變地方政府在經濟中扮演的角色,遏制其投資沖動,降低其生產性支出,加大民生支出。這會帶來四個方面的重要影響。其壹,加大民生支出,能改變“重土地、輕人”的城市化模式,讓城市“以人為本”,讓居民安居樂業,才能降低儲蓄和擴大消費。其二,加大民生支出,可以限制地方政府用於投資的生產性支出。地方政府壹旦參與,就不容易退出(第三章)。即便本地企業沒有競爭力,政府也可能不得不持續為其輸血,擠占了資源,降低了全國統壹市場的效率

其三,推進國內大循環要求提升技術,攻克各類“卡脖子”的關鍵環節。而科技進步最核心的要素是“人”。因此地方政府加大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民生支出,正是對“人力資本”的投資,長遠看有利於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其四,加大民生支出,遏制投資沖動,還可能降低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和“土地金融”發展模式的依賴,限制其利用土地加大杠桿,撬動信貸資源,降低對土地價格的依賴,有利於穩定房價,防止居民債務負擔進壹步加重而侵蝕消費(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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