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克讓
世紀之交，我國西部迎來了大開發的歷史機遇，值此國家發展戰略重點西移之際，冷靜地分析和比較西部與東部經濟崛起在時機上的差異性，客觀地認識和把握西部經濟騰飛的現實起點和基礎，是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正確選擇發展戰略、實現追趕目標的基本前提和現實要求。
壹、東西部發展時機的差異性分析
改革開放之初，國家出於縮小國內地區發展差距必須服從於縮小與世界發展差距的大局需要，從效率優先的角度，果斷地選擇了區域非均衡發展戰略，使東部地區獲得了千載難逢的發展先機。20年後的今天，西部地區終於迎來了大開發的歷史機遇。20年在人類歷史長河中，只是極短的瞬間，但它卻營造了東西部大發展在時機上不可忽視的差異性。
1.市場環境差異——“短缺經濟”與“過剩經濟”
歷時20年高速增長，我國經濟實國大為增強，以“短缺”為特征的市場環境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當年東部所面臨的那種供不應求的賣方市場，不僅使外部資源要素在高市場回報率的驅動下源源東流，而且使國家投資方向轉向效率目標而與市場要素的流向趨同。有關統計資料顯示，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東部地區新批外資項目和實際利用外資額分別占全國81%和87%，1992年僅西北地區銀行就有20～50%貸款流向東部沿海地區，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60.5%集中於東部地區。國內外資源要素的高度集聚與東部地區原有稟賦結合所產生的“極化效應”，使其成為全球經濟發展最富活力的熱點地區。20年後的今天，我國市場供求關系發生歷史性的深刻變化，有效需求不足首次成為制約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國內市場商品供過於求，糧食等戰略性商品充裕，社會生產能力普遍過剩，物價和銀行利率連續三年走低，這就是西部大開發所面臨的以“過剩”為特征的市場環境。它使大批依靠相對封閉環境維持生存的企業面臨更大困難，西部經濟發展也將面臨更激烈的市場競爭。
2.技術環境差異——資源(工業)經濟與知識經濟
眾所周知，我國東部是伴隨著20年的改革開放走過其工業化進程的。工業經濟在生產方式和生產內容上，主要以物質資源要素的持續投入為特征，以提供豐富廉價的物質產品為宗旨，來滿足社會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物質資源要素投入在經濟增長與發展中的權數始終居於核心地位。當我國東部經濟開始騰飛之時，物質資源並非它的地區優勢，但計劃體制下國家擁有大規模調配資源的能力，加之“短缺”市場的有效需求，國家發展戰略重點東傾，東西部產業布局呈典型的“資源—加工型”垂直分布，致使西部的能、礦、林、牧等資源規模東流，成為東部經濟高速增長、經久不衰的強大支持。今天，當西部迎來大開發機遇之時，世界範圍內的知識經濟時代已向我們走來。它以人為本，以知識和智能技術的生產、傳播和應用為特征，使知識技術創新及其在生產中的集約運用日益成為經濟增長與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如果說當年東部地區工業經濟的技術環境能夠允許物質資源的高投入帶動經濟高速增長與發展，那末20年後的今天，在西部大開發中試圖以自身的地緣優勢，繼續無度地實施資源戰略來求得大發展，無論是知識經濟的技術環境，還是可持續發展的客觀要求，都將是不合時宜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西部大開發的機遇同時孕育著嚴峻的挑戰。本來物質資源富集的區位優勢，在未來發展中，其作用相對下降，而恰恰自身欠具備的智能化資源要素，其作用將與日俱增，從而置西部地區於“有者欠用，用者欠有”的兩難境地。
3.政策環境差異——規範經濟與欠規範經濟
20年的改革開放，既是我國經濟社會飛速發展的時期，也是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時期。可以說，當年東部經濟是在計劃經濟或“雙軌經濟”體制框架中實現騰飛的。而如今西部經濟卻必須在市場體制框架內運行。從這個意義上說，東西部大發展在時機上的差異，主要體現在兩種體制對經濟發展的不同作用上，規範與欠規範政策環境所產生的“厚東薄西”作用顯而易見。第壹，當年東部大之時，國家是投資主體並掌握著資源分配權力，在政策“東傾”的行政幹預下，使各種生產要素源源不斷地流入東部地區。如今在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國家已不可能直接成為西部開發的主體，同時也已不具備計劃體制下大規模直接調配資源的能力。中央政府的直接投資只是西部大開發的先導，其目的主要是為了改善西部的宏觀投資環境。而西部經濟的實質性發展，只有依賴自身努力。第二，改革開放之初，我們摸著石頭過河，加之體制變軌轉型中政策上的漏洞和法規的不健全，缺乏應有的規範約束，給東部地區發展提供了許多有利可圖、有機可乘的時機和條件。如，加工性產品與基礎性產品比價扭曲及其價格放開的時間差，造成東西部交換關系的不平等；可持續發展的法規不健全而導致東部許多地區曾走過“先發展，後治理”的老路等等。今天，市場經濟體制雖不能說已完全建立，但基本框架已經成形，各種規範相繼確立。任何地區的發展都要遵循客觀經濟規律，那種試圖通過非市場因素作用，在政策法規空隙中以求生存和發展的時代，已經壹去不復返了。所以，西部大開發從開始就註定是壹個艱苦奮鬥、厚積薄發的過程。第三，始於東部大之初的改革開放政策，至今仍為西部大開發所必須堅持，但由於地理環境、歷史淵源和國際環境所致，它給東西部營造的政策環境及其作用卻迥然有別。事實上，我國的改革開放既是時間概念，又是空間概念，即是有梯度地自東向西漸進式推進的。所以，對東西部發展所產生的實際效應，明顯地存在著時間、速度、程度上的差別，加之東部“沿海開放”的優勢和條件是西部“沿邊開放”所無法引進或移植的，而營造本地區對外開放的良好環境又不能壹蹴而就，因此，西部大開發的今天，要借助於對外開放來推動地區的發展，必將受到較大的限制。
二、東西部社會基礎條件差異
我國西部是老、少、邊、窮多重區位疊合的地區。與東部相比，有十分復雜的特殊區位基礎條件。歷史地和辯證地分析這些差異性，是西部確立正確發展戰略和選擇區際特色發展道路的基本出發點和現實背景。應當說，東西部的差異是全方位，相比而言，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經濟總量差異
地區間社會基礎差異最直接地表現在經濟總量的差距上。它是西部大開發現實起點和基礎的宏觀展示，如表1所示。
表1 經濟總量比較
國土
面積
占全國
(%) 人口
占全國
(%) 近年來的
GDP占
全國比率
(%) 80年代以來
占國家基建投資
與貸款總量
的比例
(%) GNP
比率
(%) 1979～1995
年均經濟
增長率
(%) 城鎮社區
服務設施
占全國比例
(%) 農村社會
保障網絡
占全國比例
(%) 1998年國企
專業技術人員
占職工隊伍
比例
(%)
東部 15 41 65 60 60.1 12.8 45 45 51
西部 56.9 22 15 20 13.95 8.7 20 12 17
註：資源來源《經濟日報》2000年4月
2.技術創新差異
科技創新是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東西部經濟總量差異，盡管原因十分復雜，但科技創新落後作為重要原因是不爭的事實，如表2所示。
表2 科技發展狀況比較
R&D
機構
數量 R&D
投入
(千元) 技術市場
合同成交
額(萬元) 國內專利
代理機構
數量 專利
授權量 進口設備
所占比重
(%) 1998年從業
人員中大專
以上學歷
人數比重
(%) 已安裝進口
設備新舊
程度(%) 大中型企業
R&D經費
投入(千元)
80年代後 80年代前
全國 5421 45236663 2683447 521 41248 3.6 9067680
東部 46.8％ 61.3％ 62.1％ 291 23855 54.8 6.0 47.5 17.4 50.6％
西部 20.6％ 18.65％ 13.9％ 93 4694 14.9 3.05 27.5 37.4 24.3％
註：(1)資源來源《中國科技統計年鑒》(1996)：《蘭州晨報》2000年3月23日；(2)未註明年份的項目均為1995年統計數據；(3)東部***11個省市，未計廣西。
3.地理條件差異
我國的地形特征是西高東低、略分三級，與三大經濟帶劃分在空間上基本疊合。東部以沖積平原為主，地勢平坦，氣候濕潤，土地肥沃，水土資源匹配較好，而西部地區多為山地、丘陵和沙漠。西南缺土，西北缺水，非耕地資源約占總面積的96%。除四川成都平原和陜西關中地區外，絕大部分地區自然環境惡劣，山地災害頻繁，土地生產力低下，農業發展受自然條件的嚴重制約。由於地形地貌的差異，使西部改善交通通訊狀況的難度極大中的交通運輸線路密度遠遠落後於東部。全國鐵路和公路、內河航運裏程，西部只占1/3和1/7。交通不便、信息不靈，必然使經濟活動成本飆升，限制各種要素資本流入。深居內陸腹地的地理區位，使西部無航海之利可用，也限制了與國際間的合作和交流。這些不利的自然地理條件，曾是歷史上形成東西差距的重要原因，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它仍將從多方面繼續限制西部經濟的發展。
4.產業結構差異
與東部相比，在全國區域分工與區際競爭中，西部地區明顯存在著相對不利的產業結構，其特征是：第壹，“壹大二小”，即第壹產業比重大，第二產業比重小；第二，“重重輕輕”，即重工業比重太重，輕工業比重太輕；第三，“上多下少”，即生產上遊產品的采掘工業和原材料工業偏多，生產下遊產品的加工工業偏少。這種不利的產業結構，導致資源轉換效率不高，對地區經濟發展貢獻較小。“重重輕輕”的工業結構，由於投資大、周期長、風險高，長期以來對國家投資的依賴性強。當國家投資主體身份改變之後，其投資移出的邊際影響要遠遠超過東部地區，勢必對西部那些依賴國家投資的資源省區發展產生較強的抑制作用。相反，東部的主體產業是輕加工業，它容易適應國內外市場變化，產品消費彈性系數大，且民間資本和外資相對容易進入，經濟活力較強，加之國家“出口導向戰略”的推動，使其迅猛發展，極大地推動了地區經濟的騰飛。而“上多下少”的產業特征，由於價格因素的影響，所得實惠較少，利益流失較多，形成墻內開花墻外香的局面，在促進資源優勢向經濟優勢轉換的過程中作用十分有限。至於“壹大二小”的產業特征，由於第壹產業內部，傳統種植業比重較大，人均農業產值遠遠低於東部，加之對農牧產品加工的非公有經濟、鄉鎮企業發展嚴重滯後，致使其對地區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比東部低14.7%。
5.文化環境差異
文化環境是地區經濟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東強西弱、東富西窮的經濟格局，從根本上說是文化環境的格局。以教育為例，1990年人口普查時，全國文盲、半文盲比重為15.88%，西部除新疆外，9省區均高於全國水平。相關論證表明：東部在業人員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比重指數與人均GNP的指數動態比約為1∶1.99，足見其文化教育對經濟發展作用之大；而西部地區除陜西和新疆外，其余省區這壹比重指數均排在全國倒數10位之列。
從地理區位上看，東部特別是東南沿海地區，處於太平洋的西岸，毗鄰港澳地區和日本，東南亞，與美、加、澳、新隔海相望。歷史上，它最早接觸西方工業文明，是民族工業的發祥地。這裏人民具有同華僑、華人、華裔廣泛的海外聯系和交往的本領，養成了較強的市場意識和開放觀念。80年代以來，當世界經濟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時，東部地區能夠及時抓住這壹歷史機遇，利用範圍範圍內的產業、資金、技術、貿易等經濟轉移，促進經濟的高速發展。而地處內陸腹地的西部地區，作為傳統的農業社會(1978年農村工業化系數僅為20.2%)，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鑄就了保守封閉的“內陸意識”，致使制度創新滯後。加之文化教育水平不高，宗教和民族因素的制約，與周邊國家關系尚未改變等等，終未使地區經濟走出大山，融入世界。即使沿邊開放格局已經形成的今天，也因此毗鄰多為經濟文化落後國家，資源稟賦類同，產業結構相似，經濟互補性不強。所以，通過對外開放促進地區經濟發展的政策效應在今後壹段時期內仍將是有限的。
民族問題，也是東西部差異性的突出表現，說到底它仍是文化環境問題。在全國56個民族中，西部地區占了50多個，分布著占全國61%的少數民族人口，基本受佛教和伊斯蘭教兩大文化圈的洗禮。西部大開發中何以使少數民族融入地區發展的中心，努力使其人文資源轉化為社會生產力，充分利用宗教文化，促進生態環境的改善，把經濟增長與少數民族發展結合起來，是西部有別於東部的特殊發展目標。
三、西部大開發的比較優勢
當我們從比較中揭示西部地區差距的時候，也應當看到它的優勢和潛力。這同樣構成西部大開發的現實基礎，蘊含著巨大的發展機遇。
1.資源優勢
西部地區是我國自然資源富集區，特別是能源、礦產、生物等資源，是東部無法比擬的。西部自然資源“綜合優勢度”、“人均優勢度”、“總豐度”三項指標均居全國前12位，其中“總豐度”是東部的4.17倍。這既是西部大開發的物質基礎，也是國家長遠發展的重要後備資源。西部人口密度小而地域遼闊，人均耕地高於東部，國土資源類型多樣，各種地形分布齊全，水熱條件空間組合的區際差異顯著。這都為西部大開發、調整產業結構、改善生態環境、發展特色大農業提供了有利條件和選擇空間。
2.地緣優勢
我國西部地處西北和西南邊陲，是多民族的聚居區。陸地邊境1萬多公裏，與14個國家接壤。冷戰結束後，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變化，為西部對外開放奠定了國際政治基礎，“沿邊開放”在全國開放格局中愈顯其獨特的地緣優勢。西部地區有20多個民族與鄰國屬於同壹民族，語言文字相同，風俗習慣相近，族緣關系悠久，也構成與周邊國家開展經濟技術交流合作的社會人文基礎。隨著地區基礎設施和投資環境的改善，從長遠看，向外發展的優勢將不斷顯現出來。
3.勞動力成本優勢
東部經過20年的高速發展，經濟成本不斷升高，致使投資邊際效益大大降低。原本輕型結構的鄉鎮企業和私營企業由於大量使用了外來的廉價勞動力而使其產品具有競爭力。進入90年代後期，隨著外來勞動力的動態變化，這種優勢逐漸喪失。而西部地區由於經濟發展水平落後，仍具有勞動力廉價、供給充足的特點，潛藏了巨大的投資商機，這就為吸引外資、調整原有工業結構、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優勢條件。
4.旅遊資源優勢
西部地區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之壹。文物古跡遍布，風景名勝眾多，山川壯美，風光奇特。特別是少數民族獨特的人文資源，更是東部地區所少有。在全國84處國家級重點風景名勝區和62個歷史名城中，西部就占有38處和23個，尚未發現的潛在資源還相當豐富。它們人同構成西部旅遊資源的龐大體系。西部民族地區的自然景觀、文化遺產、民俗風情、歌舞服飾，正在為旅遊市場提供著豐富多彩的旅遊環境和內容。其特色和魅力使西部旅遊產業開發的前景更加廣闊。
5.後發優勢
這是落後地區在壹定條件下轉化而來的比較優勢，是相對後進性在積極意義上的理解。第壹，現階段西部地區產業技術形態與東部相比總體上屬低勢位的，以原始、初級、中間技術質態為主體，與新技術革命所創造的先進技術、尖端技術存在著較大的落差。按照技術梯度演進規律，在技術體系中，越是排列在低勢位的技術形態，向高技術形態跨越的幅度和潛力就越大。第二，新技術革命積累和創造了豐厚的技術資源，促使特定技術生命周期日漸縮短、加速淘汰，不僅為西部產業技術升級換代提供了技術選擇的較大余地，而且也極大地節約了時間和成本。相反，東部地區為迎接知識經濟的挑戰，適應我國即將加入WTO後的市場需求，卻面臨著經濟結構重大調整而帶來的成本和風險的雙重壓力。第三，前發達國 地區在發展中所積累的成功經驗和挫折教訓，可為後來者提供借鑒，促使西部大開發中增強預見性，少走彎路，以享受“別人繳學費，自己長見識”的優待。同時，從某種意義上說，窮則思變會給西部大開發帶來更強烈與更持久的社會需求動力，促進地區經濟更快更好地發展。
四、結語
特殊矛盾決定著事物的特殊本質，構成壹事物區別於它事物的內在根據。東西部發展時機的差異性表明，西部大開發的歷史機遇中潛藏著嚴峻的挑戰。因此，西部地區絕不能把自身鎖定在“跟進式”的發展軌道上，而必須另辟蹊徑，選擇新的發展戰略。同時，東西部經濟起飛的社會基礎性條件優劣表明，必須從西部大開發的現實起點和基礎出發，以求新精神和務實的態度來尋求西部崛起之路。
西部地區幅員遼闊，各省(市)區之間的區際性差異較大。探尋西部崛起之路，不僅有別於東部地區，而且各省(市)區之間也各有殊別。因此，要想選擇西部地區普遍適用的具體發展模式是不現實的。在這裏，我們只能從宏觀上提出以下若幹普適性較強的戰略原則，為西部省(市)區探索各自具有區際特色的發展模式提供大致思路。
1.跨越式發展戰略
西部大開發必須繞開東部發展的老路，探索新的發展模式，其戰略定位是：以廣泛應用現代生物技術為農牧業跨越發展的突破口，以提升農副產品深加工技術為地方工業跨越的著力點，以直接植入高新技術帶動第三產業跨越式發展。只有這樣才能實現追趕目標，否則，將永遠受制於人。
2.產業綠色化戰略
西部地區處於我國大江大河的上遊，是全國重要的生態屏障和生態平衡的關鍵“源頭”，直接制約著全國生態環境的發展。而且西部自然生態環境十分脆弱，面臨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和地質災害三大環境問題。因此，必須果斷放棄掠奪式開發資源的戰略，調整產業結構，將開發與環保結合起來，實現綠色技術和高新技術的雙重跨越。這是關系自身乃至整個中華民族生存條件的重大現實問題。
3.技術導向型戰略
西部經濟落後是產業落後的必然結果。因此，西部大開發不在攤子鋪得大、項目上得多，不可重蹈盲目攀比、重復建設、粗放式發展的覆轍，而必須以項目開發為載體，提高技術含量，重在集約經營，以技術開發和引進改造傳統產業，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地區經濟的增長與發展。
4.公平與效率雙優先戰略
在西部大開發中，要區別國家投資與企業投資行為。國家投資側重社會公平、營造開發環境；而企業投資應遵循經濟規律，以市場為導向，主要以效率為目標，求得企業經營效益的提高，以此來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相互促進。
5.以人為本的資源開發戰略
西部大開發迫切需要各類合格人力資源的投入。西部地區人力資源分布疏密差異很大，結構不盡合理，教育水平落後，穩定和吸引人才的環境欠佳。因此，西部大開發，首要的是人力資源大開發，它對其它物質資源能起到點石成金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西部崛起之路，是壹條縮小“教育差距?技術差距?經濟差距”之路。
(責任編輯 王宏章)
張克讓（蘭州鐵道學院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 蘭州 730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