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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比日本三菱還強大的輪船招商局,為何會“倒閉”?

我是“非本色”,這個問題算是問對了。

輪船招商局是我國最早的輪船公司,亦我國最早的官僚資本主義企業。於同治十壹年(1872年)由洋務派官僚李鴻章創辦,翌年正式成立總局於上海,定為官督商辦企業。李鴻章曾自詡:招商輪船,實為開辦洋務四十年來最得手文字。但是,令李中堂最得意的這輪船招商局,盡管有著美好的開始,但是最終等待它的,還是是倒閉的命運。而大致與之同期的日本三菱公司,時至今日仍是世界機械制造業的巨頭。

成立背景

晚清洋務派變法求強原起於“師夷長技”,目標在於“制夷”。這樣壹來,晚清軍工與國防建設的變革與建設路徑具有優先權。不過,洋務派很快發現,要使軍工與國防建設快速發展,必須要有堅實的社會經濟基礎,因為民富才能國強。很快,李鴻章等人不僅重視“軍用洋務”項目,還大力發展“民用洋務”事業。

尤其是兩次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攫得了在中國沿海、沿江通 商航行的特權。香港、上海等地的外國洋行利用這些特權,經營輪船運輸業務--搭貨載人。其中,最著名的要算美商旗昌輪船公司、英商怡和輪船公司和太古輪船公司。它們壟斷了我國沿海、沿江的航運業,獲利甚豐。如旗昌於1862年在上海成立,起步早、噸位多,僅1866年壹年就獲利22萬多兩,1871年猛增至95萬多兩。幾年不到,總資本由最先的百萬兩增猛增至225萬兩。

與外國輪船公司“野蠻生長”相比,中國傳統的帆船航運卻遭到毀滅性打擊。如1862年夏天,上海沙船業元老王永盛的壹名船工服毒自殺。要知道,嘉慶道光年間,沙船運輸業曾空前繁榮。從北向南運輸大豆,自南往北運輸漕糧,往返壹趟大概壹個月左右。這樣算下來,壹艘沙船壹年可以往返七、八次,獲利頗豐。據說,上海港最盛之時,有沙船5000艘,水手10萬余人。

當然,這也為中國近代民族航運業的產生提供壹些條件和機遇,只是中國務必抓住機遇:利用西方先進航運工具和經營管理方法抵制列強侵奪航運業。

實際上,為了解決“漕運危機”,早在1867年,容閎就曾建議曾國藩招商集股,購買西方先進輪船,組建中國輪船公司。只是曾國藩為了“維穩”,回復:“承運漕糧……在沙船為常業,非萬不得已,亦未便遽作改圖。”

1872年3月,總理衙門再度致函曾國藩、李鴻章,詢問采用輪船承擔漕運壹事,希望他們拿出壹個切實可行的方案。壹個月後,曾國藩病逝,重擔就落在李鴻章身上。結果得到三種建議:修復運河;修復廢棄沙船,繼續維持海運;朝廷增加沙船業漕運費用。不過,三種建議都被李鴻章否決,他認為:已有八百余年歷史的運河,即使物盡其用,運輸能力不過每年十萬石,對漕運大局也沒什麽影響;明明有便利的海運條件,非要耗費巨資去修運河,不是瘋了;修復沙船,至少需要3000萬兩白銀的開支,還需修建容量萬石以上倉庫400余座,朝廷哪裏有這麽多錢?增加沙船漕運費,救得了壹時救不了壹世。

最終,於同年8月,李鴻章命浙江海運委員朱其昂和其幕僚盛宣懷為計劃中的“中國輪船招商局”起草章程。朱其昂帶著他弟弟朱其詔到上海組建了“輪船招商官局”。為了使公司能夠運轉,李鴻章拿出私人資金5萬兩,並以7%的利息將直隸練餉13.5萬兩借給公司,並於同年12月23日給總理衙門遞交了壹份關於建立中國輪船招商局報告。報告中,李鴻章提出“華商集資組建輪船公司,由壹官派經理指導之,並授予漕運專利以保公司利潤。”並明確指出官督商辦的基本概念:“目下既無官造商船在內,自無庸官商合辦,應仍官督商辦,由官總其大綱,察其利弊,而聽該商董等自立條議悅服眾商。”

1873年1月4日,輪船招商官局正式開始營業,其全部家當就是在上海和天津的三艘輪船、倉庫和碼頭以及壹項運輸20萬石漕糧的專利權。

朱其昂想讓胡雪巖帶頭入股,但沒得到響應。原來當時上海商人擔心自己的商股權利會被“官督”“吃掉”。於是,直到4月份才籌集到1萬兩現款和10萬兩認購承諾。

“商辦”管理

輪船招商局創辦後,借助其優勢設施與技術,很快搶占了帆船生意,雖然也有洋輪公司的競爭,但是連年獲得巨大利益,公司得以不斷發展壯大,“其生意之興隆幾將與西船並駕齊驅”。這壹切,除了李鴻章的積極支持,還因該局高管“善為經理”有關,名義上實行“官督商辦”,但招商局的管理權卻在商人唐廷樞、徐潤的手中。為吸引巨商入股,唐廷樞領頭投資白銀8萬兩、徐潤附股24萬兩銀,並各自動員親戚好友大量投資。很快,各地富商巨賈開始加盟,招商局100萬兩銀的招股任務得以在短時間內完成。改組後第二年,招商局凈利潤即高達8萬兩白銀。緊接著,唐廷樞為擴大經營而加快購船,到至1876年,招商局已擁有11艘輪船,成為當時航運業的新勢力。

隨著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列強除了侵略我國邊疆,還加快了對經濟的侵略。西方列強憑借不平等條約中的條款,在我國各通商口岸的外籍船只成倍增加,中國入超嚴重,經濟受到嚴重影響。為了擺脫貿易與財政危機,清政府加快了控制民用企業的步伐。當時最大的民營輪運企業--輪船招商局,自然成為政府“關註”的對象。

當時上海爆發金融危機,此時輪船招商局負責人是徐潤,原總辦唐廷樞已離職,官方代表兼會辦盛宣懷也因腐敗被彈劾離職。

面對觸不及防的金融危機,徐潤措手不及,經營不善,公司出現巨額虧損。李鴻章趁機派已是天津海關道的盛宣懷“到局維持壹切”。

最終,盛宣懷“利用”調查和重振招商局之機,“擠走”了徐潤、唐廷樞。

“官辦”時期

在中國近代史上,盛宣懷素有“商父”之稱,即使後來的民國時期也對其倚重有加,但是勤勉且務實的盛宣懷在其任內卻引進了更多的官僚主義風氣。公司的財政、人事、業務等重大事務,均由盛宣懷督辦總理,而非董事會決定。而督辦的任免,又全歸北洋大臣批準。如此,輪船招商公司就完全成了李鴻章手裏的官企。

1884年後,有了危機感的民間商人,對輪船招商局的投資熱情開始大衰退。自1888年起,輪船招商局由“官督商辦”進入“官辦”時期。1890年公司資本總額從高峰時的533.5萬、暴跌至275.1萬。盈利更是大幅下跌,到1920年,輪船招商局的虧損額已經高達2000萬兩。

唯壹得到實惠的是清政府:據統計,從1884年至1911年的27年間,輪船招商局和電報局這兩個近代企業為政府報銷白銀***350萬兩,占兩局股本總額的六成。難怪鄭觀應在《商務嘆》中透露出無盡無奈與淒涼:“輪船招商開平礦,創自商人盡商股”,“名為保商實剝商,官督商辦勢如虎”。

而大概同壹時期的日本明治政府,卻將國內大的輪船企業長崎造船所,以驚人低價轉給巖崎彌太郎,這就是後來的“三菱”,之後成為壹個完全商辦的企業。

1909年輪船招商局改歸郵傳部管轄。實際上,輪船招商局的命運非特例,幾乎所有晚清有民營資本進入的洋務企業,如開平煤礦、上海機器織布局、津滬電報局……都有相似的命運。

盡管如此,輪船招商局的創辦,還是有其現實意義:引進西方壹些近代科學技術,培養了壹批技術工人,客觀上瓦解中國的封建經濟,剌激了資本主義發展;對外國的經濟侵略起到了壹定的抵制作用。

寫了這麽多,飄過的也給個苦力贊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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