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非本色”，這個問題算是問對了。
輪船招商局是我國最早的輪船公司，亦我國最早的官僚資本主義企業。於同治十壹年（1872年)由洋務派官僚李鴻章創辦，翌年正式成立總局於上海，定為官督商辦企業。李鴻章曾自詡：招商輪船，實為開辦洋務四十年來最得手文字。但是，令李中堂最得意的這輪船招商局，盡管有著美好的開始，但是最終等待它的，還是是倒閉的命運。而大致與之同期的日本三菱公司，時至今日仍是世界機械制造業的巨頭。
成立背景
晚清洋務派變法求強原起於“師夷長技”，目標在於“制夷”。這樣壹來，晚清軍工與國防建設的變革與建設路徑具有優先權。不過，洋務派很快發現，要使軍工與國防建設快速發展，必須要有堅實的社會經濟基礎，因為民富才能國強。很快，李鴻章等人不僅重視“軍用洋務”項目，還大力發展“民用洋務”事業。
尤其是兩次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攫得了在中國沿海、沿江通 商航行的特權。香港、上海等地的外國洋行利用這些特權，經營輪船運輸業務--搭貨載人。其中，最著名的要算美商旗昌輪船公司、英商怡和輪船公司和太古輪船公司。它們壟斷了我國沿海、沿江的航運業，獲利甚豐。如旗昌於1862年在上海成立，起步早、噸位多，僅1866年壹年就獲利22萬多兩，1871年猛增至95萬多兩。幾年不到，總資本由最先的百萬兩增猛增至225萬兩。
與外國輪船公司“野蠻生長”相比，中國傳統的帆船航運卻遭到毀滅性打擊。如1862年夏天，上海沙船業元老王永盛的壹名船工服毒自殺。要知道，嘉慶道光年間，沙船運輸業曾空前繁榮。從北向南運輸大豆，自南往北運輸漕糧，往返壹趟大概壹個月左右。這樣算下來，壹艘沙船壹年可以往返七、八次，獲利頗豐。據說，上海港最盛之時，有沙船5000艘，水手10萬余人。
當然，這也為中國近代民族航運業的產生提供壹些條件和機遇，只是中國務必抓住機遇：利用西方先進航運工具和經營管理方法抵制列強侵奪航運業。
實際上，為了解決“漕運危機”，早在1867年，容閎就曾建議曾國藩招商集股，購買西方先進輪船，組建中國輪船公司。只是曾國藩為了“維穩”，回復：“承運漕糧……在沙船為常業，非萬不得已，亦未便遽作改圖。”
1872年3月，總理衙門再度致函曾國藩、李鴻章，詢問采用輪船承擔漕運壹事，希望他們拿出壹個切實可行的方案。壹個月後，曾國藩病逝，重擔就落在李鴻章身上。結果得到三種建議：修復運河；修復廢棄沙船，繼續維持海運；朝廷增加沙船業漕運費用。不過，三種建議都被李鴻章否決，他認為：已有八百余年歷史的運河，即使物盡其用，運輸能力不過每年十萬石，對漕運大局也沒什麽影響；明明有便利的海運條件，非要耗費巨資去修運河，不是瘋了；修復沙船，至少需要3000萬兩白銀的開支，還需修建容量萬石以上倉庫400余座，朝廷哪裏有這麽多錢？增加沙船漕運費，救得了壹時救不了壹世。
最終，於同年8月，李鴻章命浙江海運委員朱其昂和其幕僚盛宣懷為計劃中的“中國輪船招商局”起草章程。朱其昂帶著他弟弟朱其詔到上海組建了“輪船招商官局”。為了使公司能夠運轉，李鴻章拿出私人資金5萬兩，並以7%的利息將直隸練餉13.5萬兩借給公司，並於同年12月23日給總理衙門遞交了壹份關於建立中國輪船招商局報告。報告中，李鴻章提出“華商集資組建輪船公司，由壹官派經理指導之，並授予漕運專利以保公司利潤。”並明確指出官督商辦的基本概念：“目下既無官造商船在內，自無庸官商合辦，應仍官督商辦，由官總其大綱，察其利弊，而聽該商董等自立條議悅服眾商。”
1873年1月4日，輪船招商官局正式開始營業，其全部家當就是在上海和天津的三艘輪船、倉庫和碼頭以及壹項運輸20萬石漕糧的專利權。
朱其昂想讓胡雪巖帶頭入股，但沒得到響應。原來當時上海商人擔心自己的商股權利會被“官督”“吃掉”。於是，直到4月份才籌集到1萬兩現款和10萬兩認購承諾。
“商辦”管理
輪船招商局創辦後，借助其優勢設施與技術，很快搶占了帆船生意，雖然也有洋輪公司的競爭，但是連年獲得巨大利益，公司得以不斷發展壯大，“其生意之興隆幾將與西船並駕齊驅”。這壹切，除了李鴻章的積極支持，還因該局高管“善為經理”有關，名義上實行“官督商辦”，但招商局的管理權卻在商人唐廷樞、徐潤的手中。為吸引巨商入股，唐廷樞領頭投資白銀8萬兩、徐潤附股24萬兩銀，並各自動員親戚好友大量投資。很快，各地富商巨賈開始加盟，招商局100萬兩銀的招股任務得以在短時間內完成。改組後第二年，招商局凈利潤即高達8萬兩白銀。緊接著，唐廷樞為擴大經營而加快購船，到至1876年，招商局已擁有11艘輪船，成為當時航運業的新勢力。
隨著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列強除了侵略我國邊疆，還加快了對經濟的侵略。西方列強憑借不平等條約中的條款，在我國各通商口岸的外籍船只成倍增加，中國入超嚴重，經濟受到嚴重影響。為了擺脫貿易與財政危機，清政府加快了控制民用企業的步伐。當時最大的民營輪運企業--輪船招商局，自然成為政府“關註”的對象。
當時上海爆發金融危機，此時輪船招商局負責人是徐潤，原總辦唐廷樞已離職，官方代表兼會辦盛宣懷也因腐敗被彈劾離職。
面對觸不及防的金融危機，徐潤措手不及，經營不善，公司出現巨額虧損。李鴻章趁機派已是天津海關道的盛宣懷“到局維持壹切”。
最終，盛宣懷“利用”調查和重振招商局之機，“擠走”了徐潤、唐廷樞。
“官辦”時期
在中國近代史上，盛宣懷素有“商父”之稱，即使後來的民國時期也對其倚重有加，但是勤勉且務實的盛宣懷在其任內卻引進了更多的官僚主義風氣。公司的財政、人事、業務等重大事務，均由盛宣懷督辦總理，而非董事會決定。而督辦的任免，又全歸北洋大臣批準。如此，輪船招商公司就完全成了李鴻章手裏的官企。
1884年後，有了危機感的民間商人，對輪船招商局的投資熱情開始大衰退。自1888年起，輪船招商局由“官督商辦”進入“官辦”時期。1890年公司資本總額從高峰時的533.5萬、暴跌至275.1萬。盈利更是大幅下跌，到1920年，輪船招商局的虧損額已經高達2000萬兩。
唯壹得到實惠的是清政府：據統計，從1884年至1911年的27年間，輪船招商局和電報局這兩個近代企業為政府報銷白銀***350萬兩，占兩局股本總額的六成。難怪鄭觀應在《商務嘆》中透露出無盡無奈與淒涼：“輪船招商開平礦，創自商人盡商股”，“名為保商實剝商，官督商辦勢如虎”。
而大概同壹時期的日本明治政府，卻將國內大的輪船企業長崎造船所，以驚人低價轉給巖崎彌太郎，這就是後來的“三菱”，之後成為壹個完全商辦的企業。
1909年輪船招商局改歸郵傳部管轄。實際上，輪船招商局的命運非特例，幾乎所有晚清有民營資本進入的洋務企業，如開平煤礦、上海機器織布局、津滬電報局……都有相似的命運。
盡管如此，輪船招商局的創辦，還是有其現實意義：引進西方壹些近代科學技術，培養了壹批技術工人，客觀上瓦解中國的封建經濟，剌激了資本主義發展；對外國的經濟侵略起到了壹定的抵制作用。
寫了這麽多，飄過的也給個苦力贊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