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英國工程師奧斯瓦爾德·查德威克(Oswald chadwick)在《太平山等華人聚落考察報告》中寫道:“在香港，采用中國傳統的糞便處理方式，挖糞人用手處理糞便，不消毒，不除臭。”此時，香港的歐洲住宅區已經配備了沖水式廁所和排汙系統。
惡劣的衛生條件和擁擠的房屋為流行病提供了土壤。1894年太平山地區爆發黑死病，死亡3000人。香港政府放棄了太平山的所有房屋，將華人搬進布華公園新建街區，並在這裏修建了香港第壹座現代化的公共廁所和浴室。
然而，當歐洲人捂著鼻子走過香港的街道時，他們可能會忘記他們已經習慣的衛生條件，而這只是實施了幾十年。在19世紀之前，巴黎將排泄物直接扔出窗外的現象已經被根治了很久，而在泰晤士河堤上豎起的廁所，讓地勢較低地方的行人和船只飽受“散花”之苦。
壹幅中世紀的畫諷刺了歐洲人在櫥窗裏傾倒小便池的行為。
短暫的文明
最早的廁所出現在美索不達米亞。這是壹個相當簡單的設施:地上的壹個洞通向壹個放置在地下的可移動罐子。與野外的解決方案相比，這種簡易設施完成了壹次飛躍:排泄物被放置在可操作的範圍內，聚落環境得到改善。
公元前2000年左右，克裏特島出現了更復雜的設備。在克諾索斯的宮殿裏，米諾斯文明留下了壹個古老的抽水馬桶——排水管上建有木座，仆人將水倒入溝中沖走汙物。這種設備產生了廁所思維的第二次飛躍:排泄物由水運送，而不是人工。不過這個設施在當時還是相當昂貴的，只有皇族才能享用。
(克諾索斯時期帶排水的坐式馬桶復原圖)
羅馬人比彌諾斯的宮殿更進了壹步。廁所建在劇院或場館附近，壹般有十個以上的座位。與我們現在重視隱私的觀念不同，羅馬廁所是壹個社交場所。它沒有隔間，不分性別。市民們在座位上互相交談，計劃活動，然後用壹根壹端裹著海綿的木棍和壹條小運河裏的水清洗私處。當然，對於友善、善交際的羅馬人來說，這根棍子必須是共享的。
(普通人多用鍋罐)
不過這種運河成本很高，而且只能連接公共場所和達官貴人。普通人用的多的是鍋罐，然後倒掉。這和中國同時期的城市差不多。
羅馬創新的公廁傳統被北方日耳曼蠻族的入侵打斷。野蠻人不懂溝的作用，廁所又變得粗糙了。但是他們提供了壹些關於廁所的新想法。英國約克郡的壹幅畫展示了海盜上完廁所後用壹塊苔蘚擦拭屁股的場景。在後來發展起來的寺院裏，僧侶們選擇的是粗布羊毛。
中世紀時，人們在城墻凸出的部分修建廁所供公眾使用，糞便從高處落下，然後晚上由耙子運走。城市的排水溝是明溝，設計上有問題。垃圾和汙物經常堵塞它，汙水溢出。人們雖然沒有學會羅馬人的供水技術，卻沿襲了他們的壞習慣:從窗口傾倒夜壺。公元17世紀，凡爾賽市長頒布了壹項嚴肅的法令:
禁止任何人將人類排泄物和其他垃圾直接扔出窗外。
東亞式綠色文明
人口稠密的東亞是另壹種情況。
因為糞肥被視為恢復土地肥力的重要來源，東亞的廁所文明是綠色環保的，從未有過西式水沖廁所的浪費發明。
除了用於土地，人類糞便還被用作豬的食物。在中國古代，廁所建在豬圈上。這種環保理念甚至在早期的帝王身上也有所體現。漢初，皇家廁所下面的糞坑還是和豬圈相連的。劉啟皇帝(188-141年前)陪妻子賈姬上廁所時，野豬沖進廁所驚擾了禦駕。悲壯的是，公元前581年，晉國公季諾病重，上廁所掉進糞坑，溺水後才被部下發現。
到了漢末，皇帝失足的糞坑之禍就不再出現了。皇帝經常使用封閉的廁所，其造型和禮儀也在不斷達到頂峰。皇帝和達官貴人上廁所需要更衣燒香，旁邊肯定有很多隨從。更多的香木制成的炭灰鋪在馬桶下面，耗盡了除臭和靜音的想象力。偶爾出現在史料中的蹲坑廁所，往往被用來形容其極度奢華，比如羽毛被褥，甚至蝴蝶翅膀。
在中國歷史上，繼蜀之後亡國之君孟嘗君(919-965)是最講究廁所的。他的便盆是用鑲嵌著彩色寶石的黃金制成的。在宋太祖和趙匡胤奪取了孟嘗鮮之後，他們壹度感到皇帝如何不能亡國。
清末，西方抽水馬桶傳入中國，但最早接受的不是皇室，而是中外所在的上海富商。袁世凱稱帝後，對西式廁所不感興趣。他覺得很臭，但還是覺得中國木桶更過癮。
在中國古代人口密集的城市裏，有專門收集糞便溺死的人力車或牛車。他們定期沿著大街小巷挨家挨戶走，拿走婦女手中的木制馬桶，運到郊區，再轉賣給需要糞便的農民。
早在北宋時期，都城和其他大城市就出現了公共廁所。這種由專人管理的公廁，是幾百年後才在歐洲出現的。這些公廁很多都是收費的。為了吸引顧客，有些人甚至在墻上張貼字畫。來自糞便和廁所門票的收入使得投資建造廁所成為壹項有利可圖的生意。
日本的情況和中國差不多。18世紀中葉，大阪已經產生了糞便的財產權、租賃權和轉賣權。居民的排泄物所有權屬於房東，尿液所有權屬於房客。
工業革命前，東亞大城市的人口比同時期的歐洲多得多。因為糞便被收集起來施肥，雖然沒有排汙系統，大城市還是可以管理旱廁的。在歐洲容易通過糞便傳播的疾病很少出現在東亞的大城市。
但到了清代，在北京等缺水、人口眾多的城市，糞便問題開始成為壹種災難。因為廁所是收費的，從達官貴人到小販都習慣隨地大小便。盡管官方開展了整治運動，但北京實際上已經變成了壹個巨大的露天廁所。
(故宮收藏的清代廁所)
在農村，這從來都不是問題。每家每戶都有簡易廁所。對於田地多的家庭來說，自家的糞便甚至不夠，專門收糞便的人只能收狗糞和牛糞。在東亞的精耕細作社會，糞便很難帶來大規模的環境災難。毛澤東的“千雷遺產”從來不是東亞的常態。
連接整個城市的廁所。
歐洲城市長期的小規模被工業革命打破，大量人口湧入城市，人畜糞便開始成為環境災難。擁擠和骯臟為疾病的傳播提供了土壤。
這期間，馬桶出現了。就像彌諾斯宮的沖水設備壹樣，廁所原本是貴族的玩物。
16世紀末，約翰·哈靈頓爵士做了兩個廁所，壹個給他自己，另壹個給伊麗莎白女王。他的設計是通過排掉水箱裏的水來清空小便器，但是沒有水閥，沒有阻擋水臭味的設計，也沒有配套的管道。當時的貴族更喜歡封閉式馬桶——把夜壺放在木箱裏，蓋上蓋子。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喜歡坐在豪華的封閉式馬桶上會見大臣。
(路易十四坐在封閉的馬桶上)
1775年，亞歷山大·卡明斯發明了第壹個現代馬桶專利。經過Jenyus，Krapl和杜愛夫的不斷改進，廁所變得方便又便宜。這個時候，經歷了黑死病、霍亂等疾病的倫敦才意識到衛生的重要性。有識之士不斷呼籲改善城市衛生條件，地下管道不斷擴建，廁所取代骯臟的小便池和糞坑，進入普通市民家庭。
(亞歷山大·卡明斯在1775年發明了馬桶)
但是歷史和人們開了壹個大玩笑。人們使用更新的技術來清理室內的臟東西，但它們都未經處理就排入了泰晤士河。同時，泰晤士河仍是市民的飲用水源，這為霍亂細菌提供了跨區域“擴大繁殖”的機會，反而促進了疫情。
直到19世紀後期，歐洲的流行病學發展起來，人們才意識到病菌和飲用水的聯系。英國人開始處理汙水管道，將其布置在飲用水管道的下遊。廁所由這些看不見的管道連接。
正是城市壹體化的汙水系統工程，讓廁所具有了革命性的意義，成為現代西方文明的象征。
1870之後，馬桶在美國迅速流行起來。在接下來的壹個世紀，隨著歐洲國家和美國在世界上的強勢地位，廁所和汙水系統作為現代公共衛生的標準設施擴展到世界各地的城市，東亞的農業“天然肥料”處理方法因為化肥的出現和農業的變化而萎縮，最終統壹到歐洲的衛生習慣中。
現代解決糞便問題的公共系統起源於歐洲，而牲畜的數量也是壹個特殊的原因。人口稠密的東亞地區很少有牛馬等大型牲畜，但在歐洲，牛馬的糞便才是土地施肥的主角。
由於其龐大的馬匹數量，對歐洲城市造成的糞便壓力遠遠大於人口相近的東亞城市。19世紀末，紐約大約有20萬匹馬，它們每年排泄的糞便量高達40萬噸。
我能在哪裏找到廁所？
1949之後，中國的隨地大小便現象有了很大的改善。可能來自於中國領導人註重衛生的習慣。在延安時代，當毛澤東外出散步時，衛兵李銀橋會拿著鏟子走在他後面。而中國的解決方案不壹樣，是公廁和全民收糞相結合。從官方的宣傳來看，後者似乎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1949之後，很長壹段時間內，集糞被拉到了壹個不可想象的高度。1959 10，劉少奇不僅叫石傳祥這個挖糞工，自己也是“人民勤務員”，還把自己13歲的女兒送到石傳祥那裏體驗生活，北京市副市長萬裏甚至親自扛糞。
在上海，1952之前，市區的環衛工人推著木輪糞車，所以上廁所收廁所。從1958開始，幹部群眾積極參與肥料積累活動，支援農業生產。為了收集流失的肥料(即倒入下水道的人的糞便)，避免新的汙染，環衛專業隊將居民的痰盂糞便動員上車，或在便池旁搭建儲尿池和小型倒糞口，讓居民倒痰盂糞便。1960，上海市靜安區環衛部門在梅家橋建了壹個綜合廁所，既能大小便，又能讓居民倒廁所。
這期間，雷鋒曾經創造了壹個不可思議的收糞奇跡，在撫順和營口每天收糞300公斤。1970結束前，中小城市的學生，大部分都有每年寒假收糞的任務。
(工人手推木輪將糞便傾倒在碼頭上)
(曾經的屎票)
當時中國的流動人口比較克制，全民對收糞熱情高漲。城市裏的公廁不多，主要集中在有墻的單元裏。我國大部分家庭沒有廁所，所以企事業單位的公共廁所成為了社會化的標準配置。
除了辦公區和住宅區，廁所很好找，單位內部招待所附近肯定有廁所。在1970年代，在壹些小城鎮，甚至在單位招待所前有壹個大壇子，供不想在晚上用手電筒找廁所小便的居民使用。
在當時的中國城，雖然沿街很難看到廁所，但在城市不熟悉的區域找廁所有壹個竅門:先找最近的單元門，再找寫字樓或招待所，廁所必須在附近。
只有在體育場、廣場等經常發生大型集會的地方，才容易找到公廁。但在特殊時期這是不夠的。當北京舉行各種慶祝集會時，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附近可以神奇地長出許多臨時廁所——壹些人行道為此專門開槽，很容易在上面建造簡陋的臨時廁所。必要時，臨時廁所可超過123。
(天安門廣場東側的地溝設計，必要時可作為臨時廁所使用)
(日本災後應急預案:井蓋可快速變成公廁)
在1980年以前，中國大部分城市的公共廁所仍然是旱廁，盡管它們不再承擔集中農田肥料的功能。1980年代末，我國城市居民住房條件突然改善，廁所開始進入家庭，導致居民住宅擴建中大量公廁被拆除。
剩下的公廁，此時壹般都改成了水沖式廁所。它的典型設計是壹個可以手動控制定期沖水或自動放水的水槽代替了糞坑。直到1990年代，它才開始被蹲式廁所取代。
在城市公廁數量大幅減少的同時，流動人口急劇增加，公廁不足成為經常性的公共問題。於是第壹批公廁應運而生。然而，在大都市人口密集的地區，仍然很難看到它們。
1995 65438+10月，中國青年報在《北京最後的糞》中介紹了北京的掘糞人。幾年後，北京公布了修建公廁的計劃，天文數字的造價在其他地方引起了廣泛的反感。從小地方第壹次來北京的人，親眼見過“廁所文明”，這和怎麽找廁所壹樣，遠遠超出了他們的體驗。
(2013北京馬拉松，由於移動廁所不足，很多跑友“在紅墻上撒尿”)
“廁所文明”的差距在發達國家也同樣存在。英國《金融時報》記者吉莉安·泰德(Gillian Ted)曾對比過她工作過的東京和紐約的“廁所文明”:日本寫字樓的公共廁所很幹凈，對所有人開放，而在紐約，很多寫字樓的公共廁所都是租來鎖著的。
她的解釋是，日本是壹個高度同質化的單民族社會，人們有高度相似的行為習慣，所以不需要擔心某個不懂規矩破壞衛生的人，而紐約是壹個多元的社會，有著極其不同的習慣。講究衛生的人，總會面對不懂規矩的陌生人。
紐約的“廁所文明”差距自然遠不如今天的中國。大都市的壹些公共廁所已經進化到有免費的衛生紙、手紙和烘幹機，但國內大部分人還是需要提醒“便後沖水”。中國社會的“廁所文明”差距很大，或許只有大部分公民沒有養成上廁所習慣的印度略勝壹籌。
在硬件方面，香港可能是當今世界上“廁所文明”水平最高的地方。
列寧曾在《論黃金在當前和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後的作用》中設想:“將來我們在全世界取得勝利後，我想我們會在世界上幾個最大的城市的街道上用黃金建造壹些公共廁所。”金馬桶並沒有出現在莫斯科，平壤，北京，而是誕生在香港2001。投資方林世榮特意在金馬桶裏放了壹套列寧全集。
(香港金馬桶內景)
“港澳自由行”開放後，內地人每天帶著黃金馬桶湧入香港，迅速放大了香港“廁所文明”的差距，超過北京、上海、廣州——就像東京的“廁所文明”壹下子掉到了紐約。
大陸遊客讓小孩在街上小便事件發生後不久，就有人用谷歌地圖證明現場500米範圍內其實有很多廁所，不需要排隊。然而，對於當今中國的大多數人來說，在旺角西洋菜南街500米範圍內尋找其他廁所，並不比尋找直線距離只有2200米的黃金廁所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