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名片,做銷售的同誌肯定不會陌生,基本是必備的,尤其是社交工具還沒這麽發達的時候,輕輕的壹聲“這是我的名片。”頓時覺得自己特有面子、優雅,因為名片壹般為成功人士所有。
但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名片的普及程度也提高了。現代的名片壹般用於商業交往,上面標註自己的姓名、聯系方式、公司職位等。簡單來說,名片是壹種交往工具,壹種快捷的自我介紹方式。現代社會名片這麽普及,那麽古代的人會不會也有名片?答案是有的。
現代的名片都是印制的,壹個長方形硬紙塊,非常輕便。我國古代名片在秦漢時期就已經出現,但那時沒有紙張,可沒有現在的那麽方便,材質壹般為木塊或竹塊,塊頭也大得多,也不叫做名片,稱為“謁”,叫法之所以那麽奇特,與先秦時期政府機構設有“謁者”的官員有關,侍奉國君左右專門掌管傳達等事務。
秦國統壹後,各朝基本都設有“謁者”或類似的官職,隨著經濟文化的進壹步發展,壹些達官貴人也設立有專門負責接待客人的“謁者”,通俗點來說應該是“通仆”,因為他們不是壹種官職,根據主人的意思來反饋信息給來訪者,工作內容大概和今天的秘書相似。後來為了方便,出現了“謁”,上面寫有自己的信息,求見原因,直接投遞到對方府上,不再需要專人負責來訪者,大大節省了人力和財力。
秦漢時期古代社會等級森嚴,“謁”為達官貴人所用,不被平民百姓所觸及,但也有例外,這個例外就是漢高祖劉邦,在秦朝當亭長時,有壹回縣令宴請各界有名人士,並規定沒有錢的只能在大堂外,“地痞”出身的劉邦看到這種場面,自然想摻和壹下,沒有錢怎麽辦,他遞了壹個“謁”,並附上賀錢三萬,實際上他壹分錢都沒有,這壹大膽舉動震驚了宴上的呂公,為日後呂雉嫁給劉邦埋下了伏筆,看來成大事者臉皮要夠厚,不拘小節,無疑劉邦都擁有了這些特點。
到了東漢時期,“謁”易名“刺”,隨著紙張的發明,“名刺”也改用紙張,紙張的發明也促進了“刺”的使用,不再像秦漢時期有那麽多等級限制,東漢時期的“刺”應用已經相當普遍了,據記載東漢名士郭泰經常收到名片,誇張到用車來裝,漢末狂士禰衡也有很多名片,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的不是別人投的,而是自己做的,投不出去,以至於“刺”上的字都磨沒了。
東漢到唐宋時期,名片不再叫“刺”,而是稱“門狀”,唐宋時期科舉盛行,這給底層百姓進入上層社會提供了渠道,每次科舉考完試後,不能像今天壹樣高考完了就可以完全放松了,這些新科進士,寒門書生還得四處拜訪達官貴人,期望得到賞識以及提攜,為自己以後政治前途鋪壹下路,要見到這些名門貴族先得投“門狀”,看主人是否接見。
古代“名片”與“名”字沾上邊是在明朝,稱“名帖”,在明朝,讀書仍是唯壹的出路,所以識字的人在明朝相比其它朝代有所增加,也比較講規矩,學生見老師,小官見大官都要遞上“名帖”。“名帖”上的字要大,以表示自己的謙恭,如果太小則被視為傲慢,且要寫滿整個門貼,明朝“名帖”大小約為長七寸,寬三寸。“名帖”直到清末民初才稱“名片”,趨向於了小型化,尤其是在官場,“名片”大小來顯示地位,官大的名片小,官小的名片大。
古代名片除了各時期的稱呼不同,內容和規矩和今天也有壹些的差別。身份和地位相近的人,名片上壹般寫官職、郡裏、姓名,在壹些不是很莊重的場合,還可以只寫姓名。下級拜見上級,內容多為謙恭之詞,如“某謹上,謁某官,某月日”,或“某謹祗候”、“某官謹狀”等。
古代名片的使用規矩也不少,出門拜客必先投名片,投了名片如果不見面,必被人們反感。明清時期等級不同的人,使用的名片也不同,最明顯的區別是顏色,位高權重的人使用紅色,如果是皇親國戚就更加與眾不同了,例如親王的,名片上會寫有“王”字或者別號,以此來顯示自己的尊貴。
名片的使用與壹些習俗、禮儀也有關聯,家中有喪事,名片上的左角會寫上“制”字或四周畫上黑邊框。古代名片還有壹個用處,可以用來拜年,年關將至,親戚朋友過多,古代交通落後,不能壹壹拜訪,這時可以遣派仆人攜名片去拜年,稱“飛貼”。有意思的是各家都會在門前貼壹紅紙袋,用來接“飛貼”,意為接福。“不求見面惟通謁,名紙朝來滿蔽廬,我亦隨人投數紙,世情嫌簡不嫌虛”是詩人文征明的《賀年》對“飛貼”拜年的生動描寫。
“名片“是我們老祖宗適應經濟文化發展交流發明的交流工具,且與時俱進,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形態,隨著經濟發展並沒有消亡,現代的名片也是由古代名片發展而來,還傳到了國外,日語目前都還在使用“名刺”壹詞,名片可以說是我們老祖宗的發明專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