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名片，做銷售的同誌肯定不會陌生，基本是必備的，尤其是社交工具還沒這麽發達的時候，輕輕的壹聲“這是我的名片。”頓時覺得自己特有面子、優雅，因為名片壹般為成功人士所有。
但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名片的普及程度也提高了。現代的名片壹般用於商業交往，上面標註自己的姓名、聯系方式、公司職位等。簡單來說，名片是壹種交往工具，壹種快捷的自我介紹方式。現代社會名片這麽普及，那麽古代的人會不會也有名片?答案是有的。
現代的名片都是印制的，壹個長方形硬紙塊，非常輕便。我國古代名片在秦漢時期就已經出現，但那時沒有紙張，可沒有現在的那麽方便，材質壹般為木塊或竹塊，塊頭也大得多，也不叫做名片，稱為“謁”，叫法之所以那麽奇特，與先秦時期政府機構設有“謁者”的官員有關，侍奉國君左右專門掌管傳達等事務。
秦國統壹後，各朝基本都設有“謁者”或類似的官職，隨著經濟文化的進壹步發展，壹些達官貴人也設立有專門負責接待客人的“謁者”，通俗點來說應該是“通仆”，因為他們不是壹種官職，根據主人的意思來反饋信息給來訪者，工作內容大概和今天的秘書相似。後來為了方便，出現了“謁”，上面寫有自己的信息，求見原因，直接投遞到對方府上，不再需要專人負責來訪者，大大節省了人力和財力。
秦漢時期古代社會等級森嚴，“謁”為達官貴人所用，不被平民百姓所觸及，但也有例外，這個例外就是漢高祖劉邦，在秦朝當亭長時，有壹回縣令宴請各界有名人士，並規定沒有錢的只能在大堂外，“地痞”出身的劉邦看到這種場面，自然想摻和壹下，沒有錢怎麽辦，他遞了壹個“謁”，並附上賀錢三萬，實際上他壹分錢都沒有，這壹大膽舉動震驚了宴上的呂公，為日後呂雉嫁給劉邦埋下了伏筆，看來成大事者臉皮要夠厚，不拘小節，無疑劉邦都擁有了這些特點。
到了東漢時期，“謁”易名“刺”，隨著紙張的發明，“名刺”也改用紙張，紙張的發明也促進了“刺”的使用，不再像秦漢時期有那麽多等級限制，東漢時期的“刺”應用已經相當普遍了，據記載東漢名士郭泰經常收到名片，誇張到用車來裝，漢末狂士禰衡也有很多名片，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的不是別人投的，而是自己做的，投不出去，以至於“刺”上的字都磨沒了。
東漢到唐宋時期，名片不再叫“刺”，而是稱“門狀”，唐宋時期科舉盛行，這給底層百姓進入上層社會提供了渠道，每次科舉考完試後，不能像今天壹樣高考完了就可以完全放松了，這些新科進士，寒門書生還得四處拜訪達官貴人，期望得到賞識以及提攜，為自己以後政治前途鋪壹下路，要見到這些名門貴族先得投“門狀”，看主人是否接見。
古代“名片”與“名”字沾上邊是在明朝，稱“名帖”，在明朝，讀書仍是唯壹的出路，所以識字的人在明朝相比其它朝代有所增加，也比較講規矩，學生見老師，小官見大官都要遞上“名帖”。“名帖”上的字要大，以表示自己的謙恭，如果太小則被視為傲慢，且要寫滿整個門貼，明朝“名帖”大小約為長七寸，寬三寸。“名帖”直到清末民初才稱“名片”，趨向於了小型化，尤其是在官場，“名片”大小來顯示地位，官大的名片小，官小的名片大。
古代名片除了各時期的稱呼不同，內容和規矩和今天也有壹些的差別。身份和地位相近的人，名片上壹般寫官職、郡裏、姓名，在壹些不是很莊重的場合，還可以只寫姓名。下級拜見上級，內容多為謙恭之詞，如“某謹上，謁某官，某月日”，或“某謹祗候”、“某官謹狀”等。
古代名片的使用規矩也不少，出門拜客必先投名片，投了名片如果不見面，必被人們反感。明清時期等級不同的人，使用的名片也不同，最明顯的區別是顏色，位高權重的人使用紅色，如果是皇親國戚就更加與眾不同了，例如親王的，名片上會寫有“王”字或者別號，以此來顯示自己的尊貴。
名片的使用與壹些習俗、禮儀也有關聯，家中有喪事，名片上的左角會寫上“制”字或四周畫上黑邊框。古代名片還有壹個用處，可以用來拜年，年關將至，親戚朋友過多，古代交通落後，不能壹壹拜訪，這時可以遣派仆人攜名片去拜年，稱“飛貼”。有意思的是各家都會在門前貼壹紅紙袋，用來接“飛貼”，意為接福。“不求見面惟通謁，名紙朝來滿蔽廬，我亦隨人投數紙，世情嫌簡不嫌虛”是詩人文征明的《賀年》對“飛貼”拜年的生動描寫。
“名片“是我們老祖宗適應經濟文化發展交流發明的交流工具，且與時俱進，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形態，隨著經濟發展並沒有消亡，現代的名片也是由古代名片發展而來，還傳到了國外，日語目前都還在使用“名刺”壹詞，名片可以說是我們老祖宗的發明專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