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科技成果的使用權、處置權、收益權由國家下放到科研院所和高校等事業單位，以推動科技成果轉化速度和成效。去年9月，財政部會同科技部、國家知識產權局印發了《關於開展深化中央級事業單位科技成果使用、處置和收益管理改革試點的通知》。同年11月，20家中央級事業單位正式啟動了試點。
這壹被稱為“三權改革”的科技成果轉化新政施行1年來究竟效果如何？又有哪些難點還需進壹步破解？在日前舉行的由上海市科協主辦、上海市電子學會和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中科院上海藥物所***同承辦“科技成果三權改革”研討會上，與會專家就此進行了壹番熱議。
釋放驚人創新活力
“試點單位和科研人員對‘三權下放’的期待非常高，積極性也很高。” 中科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研究員李曉軒說。作為該項政策的評估專家，李曉軒對試點壹年的“三權下放”有壹個全面的認識。他在走訪相關試點單位時發現，不僅是不少科學家們都在討論新的政策，還有壹些高校教師和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員也開始準備帶著成果去創辦公司，“原來大家都還有壹些後顧之憂，現在膽子大了。”
伴隨科研人員積極性大增的是試點單位對科技成果轉化管理機制體制流程的優化。李曉軒說，在尋求具體操作方法與政策之間的配套方面，各家單位都下了很多功夫。“‘三權下放’之前，成果轉化采用多種方式規避上報國家的流程，造成了很多灰色地帶，這次下放可謂‘開前門、堵後門’，把灰色東西變白了，將其納入制度化、規範化軌道。”
按照李曉軒的說法，“三權下放”後，轉化的科技成果如同雨後春筍壹般冒出來了。中科院上海藥物所合作與成果轉化處處長關樹宏列舉的壹組數據成為最好的證明：該所在2010年到2014年的5年中，壹***完成了15個項目的轉化或專利轉讓，總合同額約8億元；而在2015年1月改革試點以來的半年多裏，已經有11個項目實現轉化或專利轉讓，總合同額超過4.6億元，另有5個項目正在履行轉化的程序，其中2個項目合同總額達2.3億元，使得總合同額已經接近7億元。
中科院上海藥物所科技成果轉化在改革的半年裏的成果直逼5年總和。即使考慮到上海創建科創中心和相關22條出臺所帶來的影響，依然能從壹個側面清晰地展現出“三權下放”在科技單位所釋放出的令人驚嘆的創新活力。
還有難題需破解
“三權下放”能否根治我國科技成果轉化難的頑疾？似乎還不夠。李曉軒坦言，在試點中，也發現了這壹政策難以解決的轉化難題。“首先是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考核壓力，所有權沒有下放，科技成果依然屬於國有資產，需要保值增值的考核，這與成果轉化的高風險性相違背，不利於釋放積極性。”他說，“還有，作為領導幹部的科研人員兼職獲取報酬或股份，以及是否鼓勵單位辦企業等問題上，現有政策規定都與成果轉化有所沖突。”
另壹個不合理的是成果轉移轉化稅收問題。“我們有的團隊拿著個人的資產出資。剛剛出完資，還什麽收益都沒有，因為項目作價400萬元就需要交20%即80萬元的稅。這個對科研人員進行科技成果轉化的積極性打擊很大。”中科院微電子所院地合作與產業化處負責人介紹說。
李曉軒表示，成果轉化相關權利從完全國有到部分下放單位，是壹步壹步走過來的，到今天已經算是很大的跨度了。而造成難題的原因之壹在於我國成果轉化的所有權還沒有下放，“單位是國有的，科技成果所有權也在國家手上，即使科技成果完成轉化，科研人員依然會發現自己是打工的，而不是老板。” 李曉軒說，“可以采用分類管理的辦法加以解決：把無形知識產權從傳統國有資產中分離出來，在管理上加以差別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