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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黛玉與薛寶釵性格比較

壹 似是而非的“兩極”論

中國文學史上最具爭議的作品,莫過於《紅樓夢》;而《紅樓夢》中最具爭議的,又莫過於釵黛問題。林黛玉與薛寶釵兩位女主角,究竟哪壹位好?這是十分誘人的話題。自打《紅樓夢》傳世以來,讀者就仿佛分裂成兩大陣營。壹派褒林貶薛,壹派揚釵抑黛。雙方可以爭到“幾揮老拳”的地步。然而,“擁林”也好,“擁薛”也罷,雙方的潛意識中,卻默認了壹個***同的前提:釵黛對立,不可調和。不是黛死,便是釵亡,都得為自己心愛的藝術形象論戰到底。有人不早就說過釵黛“是兩種不可調和的美”(蔣和森《林黛玉論》)麽?人們總是習慣性地將“理性的、功利的、世俗的、有心計的”性格以及“衛道的、封建的”思想,判定為寶釵專有;將“感情的、藝術的、壹己的、天真任性的”性格以及“叛逆的、革命的”思想,判定為黛玉專有。然後,就這些二元對立的內容,進行或褒或貶的評述。卻不想想,這種判定本身是否正確。不想想寶釵是否也有“感情的、藝術的、壹己的、天真任性的”性格,黛玉是否也有“理性的、功利的、世俗的、有心計的”性格!在定勢思維的指引下,早期的偏見成了後期的迷信,乃至壹提到寶釵,便無處不是謀略與功利,壹提到黛玉便無處不是感情與眼淚。於是,淺嘗輒止的紅學家們喊出了那句著名的口號:“註重現實生活的人們,妳們去喜歡薛寶釵吧!傾向性靈生活的人們,妳們去愛慕林黛玉吧!”(王昆侖《紅樓夢人物論》)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王蒙先生提出了“薛寶釵精神”與“林黛玉氣質”兩個概念,把世人關於釵黛兩極對立的迷信,發揮到了極致。

王蒙認為,所謂“薛寶釵精神”是壹種“認同精神”,壹種“理性的、冷靜到近於冷峻的克己復禮的精神”。其“誠於中而形於外”的“進退有據、剛柔有度、行止得體、藏用俱時”的思想行為,“堪稱是(那時候)的文化理想”實質上是壹種“政治家的素質”。使人聯想到“範蠡、張良、蕭何、魏征,而遠遠高過商鞅、吳起、韓信輩”。王蒙說,他為寶釵“超人的精明、城府、冷靜而感到疏離、反感乃至毛骨悚然”,壹個社會中若只有“薛寶釵精神”,那麽就“太枯燥、太寂寞、太冷峻”了。所以就需要“林黛玉氣質的匡正、補充、沖突”。而“林黛玉氣質”則“是理想、是詩、是情,是壹切電腦都沒有,而人類所渴望、所難以獲得、所夢寐以求的情”。最後他總結說:“是社會的人,就會有薛寶釵精神;是人特別是女人,就會有林黛玉氣質。”“釵黛合起來看,代表了人性最基本的‘吊詭’(悖論)。”人性“可以是感情的、欲望的、任性的、自我的、充分的,它表現為林黛玉;同時人性又是群體的、理性的、有謀略的、自我控制的,它表現為薛寶釵。”所以“林黛玉與薛寶釵既是兩個活生生的典型人物,又是人,是女性性格素質、心理機制兩極的高度概括。”(王蒙《釵黛合壹新論》、《紅樓夢的研究方法》)

王蒙先生的妙絕好辭,使傳統的釵黛對立論,上升到了壹個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高處不勝寒”。理論化了的“兩極對立”說,也無可避免地暴露了它的致命弱點——論者既然知道“人性可以是感情的、欲望的、任性的、自我的、充分的,又可以是理性的、群體的、謀略的、自抑的”,又何以認定黛玉必須是前壹種人性的體現,寶釵必須是後壹種人性的體現?怎知壹人身上不會兼具兩種人性?王蒙說:“林黛玉與薛寶釵既是兩個活生生的典型人物,又是人。”又說“是社會的人,就會有薛寶釵精神;是人特別是女人,就會有林黛玉氣質。”那麽請問王蒙先生,林黛玉作為壹個“社會的人”,她身上有沒有“薛寶釵精神”?薛寶釵作為壹個“人特別是女人”,她身上又有沒有“林黛玉氣質”?如果沒有,那林黛玉還是不是壹個“社會的人”?薛寶釵還是不是壹個“女人”?如果有,那就是林中有薛、薛中有林,又憑什麽將她倆視為“截然相反”的兩極?言辭上如此深沈,邏輯上又如此荒悖,這又是不是壹個基本的“吊詭”呢?有人指出王蒙論寶釵時,“論的是史、是社會、是現實”,論述黛玉時,則是“論詩、論靈感、論才華、論情”。(白盾《紅樓夢研究史稿》)這確實擊中了要害:論者為什麽不啟動他的逆向思維,反過來想壹想?談談黛玉身上的“史”、“社會”“現實”和寶釵身上的“詩”、“靈感”、“才華”、“情”?如果真那樣,由迷信和偏見壘成的偽紅樓,恐怕就要分崩離析了。

二 十壹條反思及啟示

反思之壹:黛玉的世故

釵黛對立論者及“擁林 ”派壹個最普遍的信念是,寶釵乃“世故”、“圓滑”、善於拍馬討好之人,黛玉則剛直不阿,“想哭便哭,想鬧便鬧”,不討長輩喜歡。論者常引第22回中的兩件事,作為貶釵的證據。前壹件是賈母給寶釵做生日,請她點菜。寶釵深知老年人愛吃甜爛食物,“遂按賈母素日所喜者點”。後壹件是元春出燈謎給大家猜,寶釵壹見便猜著,卻假說難猜、故意尋思。釵黛對立論者對這兩件事的評價皆是“虛偽令人作嘔”。殊不知,這種“世故”、“圓滑”或曰“虛偽”、“奸巧”,在黛玉身上也樣樣不缺。第3回,黛玉初進賈府,“時時在意,步步留心”,對賈府的壹什壹物、壹茶壹飯,都精於禮教之規。已顯出了她的世故與謹慎。當賈母詢問她“因念何書”時,黛玉答道:“剛念了《四書》”,賈母隨即說了壹通自家孫女讀書的事。黛玉從中察覺到老太太有不喜女孩讀書之意。默記於心,待到寶玉再問她念過何書時,她便改口為“不曾讀書”了。這種曲意奉承的行為,與寶釵的點菜、猜謎,實無本質區別。這又是不是“虛偽令人作嘔”呢?第18回元春省親,黛玉亦曾作詩恭維。而且可以看出她是有心要“大展詩才”,而絕非只是隨聲附和。所以她的“何幸邀恩寵,宮車過往頻”,並不在寶釵“睿藻仙才瞻仰處,自慚何敢再為辭”之下。至於《杏簾再望》中的“盛世無饑餒,何須耕織忙”更是典型的歌功頌德之語,連元妃也認定這是應制詩之冠。程高本94回,“賈母賞妖花”。眾人皆以為海棠秋季開花為不祥之兆。獨黛玉出來,講了個“田家荊樹”死而復榮的故事,且比照這個典故說海棠復開是吉兆,引得賈母十分高興。這又是不是拍馬討好?可笑謝鐵驪先生在編導電影《紅樓夢》時,不敢正視這段情節,硬把黛玉所為搬到寶釵頭上。觀眾居然欣然接受,看不出半點破綻。這也從壹個反面說明釵黛並無本質區別,她們的行為可以互植。

其實,如果用歷史的觀點去看《紅樓夢》,上述問題便不難解決。曹雪芹、脂硯齋俱是“舊家子弟”。他們的精神、思想都深受貴族文化的影響,對於生養過他們的舊家庭,他們並不象後人那樣恨不得將其打倒。相反倒時時流露出無限眷戀的情緒。這壹點,從脂硯齋常常炫耀“大家嚴父”的評語中可以看出。他們的價值觀與審美觀是不可與今人混同的。如《二十四孝》中“割股療親”、“斑斕戲彩”等在今人看來十分矯情可笑的故事,在他們舊家子弟眼中,就很可能是正經、嚴肅甚至崇高的事。反觀《紅樓夢》之寫釵黛奉承長輩,絕不是要給她們扣上“虛偽”、“奸巧”的帽子——那樣就不是“為閨閣昭傳”,而簡直是汙蔑閨閣了。作者的本意是贊揚她們懂得孝道、知書達禮,有大家閨秀風範。所以釵也好,黛也好,她們的行為均不可理解為巴結獻媚耍陰謀,而應看成家庭內部緩和氣氛、增進融洽的善舉,是合理的世故。

反思之二:黛玉的心計

千萬不要把“冷靜”與“理智”當做寶釵的專利。黛玉壹旦冷靜下來,她的心計真的與寶釵難分軒輊。第45回,寶釵建議黛玉服燕窩,黛玉說:“雖然燕窩易得,但只我因身子不好,請大夫、熬藥,已經鬧了個天翻地覆了。這會子我又興出新文來,熬什麽燕窩粥。老太太、太太、鳳姐姐這三人便沒話說,那些底下老婆子、丫頭們未免嫌我太多事了。”壹個15歲的女孩有這麽多心眼,能說她不懂世故嗎?第35回,寶玉挨打,黛玉觀望怡紅院,“只不見鳳姐兒來”,便在心裏盤算:“她怎麽不來瞧瞧寶玉呢?便是有事纏住了,她必定也是要來打個話胡哨,討老太太、太太的好兒才是。今兒不來,必有原故。”相形之下,寶玉對鳳姐卻從未有此冷靜、深刻的剖析。第52回,趙姨娘來瞧黛玉,問:“姑娘這幾天可好?”黛玉便知她“從探春處來,從門前過,順路的人情”,忙陪笑讓坐:“難得姨娘想著,怪冷的,親自走來。”黛玉對趙姨娘,心裏大約並無幾分好感,卻能做得如此行止得體、不露痕跡,這又算不算“超人的精明、城府、冷靜”?

假如我們就此斷言,黛玉的心計是壹種“政治家的素質”,令人“疏離、反感乃至毛骨悚然”,讀者壹定不會買帳。但別忘了釵黛對立論者就是憑著壹堆類似的事例,將寶釵壹個普通女孩子的敏感,誇張到神乎其神的程度的。

反思之三:黛玉的隨和

寬厚隨和、溫柔體貼也不是寶釵的專利。黛玉的行事亦多有恕道。第40回,釵黛及寶玉壹起上櫳翠庵品茶。妙玉欲與寶玉獨談,只礙著釵黛二人。“黛玉知她天性怪僻,不好多話,亦不好多坐,吃過茶便約著寶釵走出來。”另壹次是黛玉厚待給她送燕窩婆子,又是賞她茶吃,又慮著她“冒雨送來”、“耽誤了夜局發財”,賜給酒錢(第45回)。還有第62回,黛玉體諒襲人的文字。寶玉生日宴會散後,釵黛於壹處品茶,襲人前來伏侍。黛玉見她忙得不可開交,便笑道:“妳知道我的病,大夫不許多吃茶。這半鐘盡夠了,難為妳想的到。”襲人聽了,自是欣喜。甚至對探春削減各房月錢的改革,黛玉也能十分理解。她對寶玉說:“要這樣才好,咱們也太費了。我雖不管事,心裏每常閑了,替她們壹算,出的多,進的少,如今若不省儉,必至後手不接。”(第62回)妳看,她如此的通情達理,不是很有寶釵的風格麽?

反思之四:寶釵的柔情

黛玉身上存在著寶釵的寬厚和體貼,而寶釵的心中亦不乏黛玉的柔情。對此作者精心設計了兩段情節,使寶釵深藏於心底的愛情顯露得恰到好處。第34回,寶玉挨打,臥床不起。寶釵手托丸藥款款而至,但那深藏於心底的感情和嬌羞怯怯的情態,敏感的寶玉早已覺出,心中大為感動,連傷痛也拋到九霄雲外去了。第36回,寶玉穿著銀紅紗衫子睡中覺。襲人有事出去了。原先跟襲人談話的寶釵情不自禁地坐在襲人的座位上,拿起襲人為寶玉做的白綾紅裏的兜肚紮起來。兜肚的圖案是紅蓮綠葉、五色鴛鴦,寶釵身邊還放著驅趕蟲蠅的蠅帚子,儼然親熱的小夫妻。寶釵素日以端莊節制著稱,現在忽然忘情失態,而且是那樣平靜自然地流露出來,心裏變化起伏的脈絡,分明而極盡其妙。心曲纖毫畢顯,情態栩栩如生。讀者不知不覺就浸潤在這緩緩流動的感情細浪中去了。不知釵黛對立論者讀了這樣的文字之後,還是否會覺得“太枯燥、太寂寞、太冷峻” ?

反思之五:寶釵的敏感

比較壹下寶釵、黛玉在愛情上的敏感與“小性兒”,也很有趣。

關於黛玉,舉壹個眾所周知的例子。那是在她與寶玉***讀《西廂》的時候。顯然那“落花流水,閑愁萬種”的戲文,已經敲開了少女的心扉,冉冉升騰的愛情猶如泉湧。寶玉便借機表白了自己的愛意:“我就是個多愁多病的身,妳就是那傾國傾城的貌。”不料,黛玉的臉上卻忽然風雲突變,指著寶玉好壹頓臭罵:“妳這該死的胡說!好好兒的,把這些淫詞艷曲弄了來,說這些混帳話欺負我。”(第23回)急得寶玉忙賠禮不叠。很明顯,黛玉受不了愛的直白。

與之焦不離孟,孟不離焦的是寶釵的敏感。第30回,寶玉問候寶釵,笑談間竟為她冰肌玉骨的豐美癡絕而傾倒,下意識地說出了心中醞釀已久的比喻:“怪不得人們都說姐姐象楊妃,原也豐滿了些”。不想寶釵卻自感人格受辱,當即反唇相譏:“我倒是象楊妃,可惜沒有壹個好哥哥好兄弟做得楊國忠的。”這又引出了“寶釵借扇機帶雙敲”的文字——看來寶釵也受不了寶玉愛意的直白。另壹次是在第35回,寶玉遭打,寶釵心疼之余錯怪到薛蟠身上,便“錯裏錯以錯勸哥哥”。薛蟠受不得這樣的冤枉,情急之中嚷出了妹妹的心事。可惜這位呆兄壹點也不懂得女孩脆弱的心性,只知亂嚷壹通,結果害得寶釵“滿心委屈氣忿,到自己屋裏整哭了壹夜”。直到次日見了母親,仍掩面而哭。薛蟠百般哄勸,方逗得寶釵破涕為笑。

釵黛對立論者總說“寶釵有寶釵的言行,黛玉有黛玉的言行。”但如果將上述細節做壹番互換,把厲聲臭罵改做寶釵的所為,將“掩面而哭”直至“破涕為笑”,改做黛玉所為,讀者恐怕又會分不清誰是釵,誰是黛了。

反思之六:寶釵的拒俗

釵黛對立論另壹個廣有市場的觀點是,寶釵“醉心於功名富貴”,處處迎合封建社會。那首《臨江仙·柳絮辭》中的壹句“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就被引證為寶釵“野心勃勃”的罪證。可原著似乎有意要同這種觀過不去,書中諷時罵世最狠的人物偏偏就這個寶釵。

第38回菊花蟹宴,寶黛釵三人作詩詠蟹。寶釵的《螃蟹詠》勇奪桂冠:

桂靄桐陰坐舉觴,長安涎口盼重陽。

眼前道路無經緯,皮裏春秋空黑黃。

酒未滌醒還用菊,性防積冷定須姜。

於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余禾黍香。

這是壹首文筆老辣、言辭尖刻的諷刺詩。所諷刺的恰是世間的貪婪、鄙俗之輩。猶以壹句“眼前道路無經緯,皮裏春秋空黑黃”酣暢淋漓,把世間俗子的醜態刻畫得入木三分。連寶玉看了也不禁連呼“罵得痛快!”眾姐妹看畢都說:“這方是食蟹的絕唱!這些小題目,原要寓大意,才算是大才。只是諷刺世人太毒了些。”假如此詩署名“瀟湘妃子”,釵黛對立論者見了,壹定會如獲至寶,大頌而特頌其“叛逆性”和“可貴的戰鬥精神”。可作者偏不將其歸於“林瀟湘”,而出人意料地歸於“薛蘅蕪”,且在回目上大書“薛蘅蕪諷和螃蟹詠”,無疑是對那些釵黛對立論者的絕妙諷刺。沒辦法,這些論者只好退而求其次,將此詩曲解為寶釵“對寶玉黛玉等叛逆者的嘲諷,以向封建統治者邀寵。”可小說清清楚楚地寫著,寶玉讀了此詩後,大呼“罵得痛快!”難道他會自己罵自己麽?釵黛對立論者是越來越不實事求是了。

實際上,寶釵並不是那種趨炎附勢的小人,也絕非壹心想往爬的野心家。相反,她的內心仍是壹片清潔高雅的世界,對於世間的貪酷,有著本能的反感。她曾對黛玉說:“男人們讀書明理,這便好了,只是如今並不聽見有這樣的人,讀了書,倒更壞了。這是書誤了他,可惜他也把書糟蹋了。”(第42回)這正是她作《螃蟹詠》刺貪譏俗的心理動機。在現實生活中,寶釵的遠拒汙穢,也確實使她做到了熟諳針黹家計而不流於鄙俗。甚至,在輔助探春理家時,她也忘不了同滿腦子錢財利弊的“市俗”,劃清界限:“妳們才辦了兩天事,就利欲熏心起來,把朱夫子都看虛浮了。”探春深知寶釵這句半開玩笑的戲言,表達了她涉足世務又超脫世俗的願望。便放下俗務,與之縱論“朱子”、“姬子”之道。李紈笑道:“請妳們來,正事不做,倒對講起學問來了。”寶釵道:“學問中便是正事。此刻於小事中拿學問壹提,那小事就越發作高了壹層,若不拿學問提著,便都流於市俗去了。”(第56回)

至於那句被引為“罪證”的“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也不可以俗子之心解之。試想,若寶釵的《柳絮辭》表現的竟是如此低俗、粗劣的精神境界,眾姐妹又怎會為其“拍案叫絕”?《紅樓夢》第70回,在鋪寫了柳絮詞社之後,緊接著插入了眾女孩放風箏的情節。那風箏也是“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之物。豈不是說大觀園群芳皆是勢利小人?實際上,這裏的“青雲”並非指功名利祿,而是指壹種開朗曠達的精神境界。取“高天流雲”、“憑海臨風”之意。猶如杜甫之“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及韋應物之“神歡體自輕,意欲臨風翔”壹般。所謂“韶華休笑本無根,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就是要拋開外物的嘲弄和羈絆,憑借著大觀園冉冉上升的青春活力,達到超然曠怡的精神境界!眾人之所以為寶釵叫絕,是因為她表達了理想追求者們***同的美好心願。小說也就此由愁緒萬千的柳絮詞社,轉入了對風箏樂景的描寫。壹切都是那樣自然而然。怎奈釵黛對立論者不識真解,死抱著那套粗淺低俗的解釋不放。真正是“不悔自家無見識,反將醜語詆人。”

反思之七:寶釵的潔癖

不要以為只黛玉才有潔癖,不要把“潔本質來還潔去,不教汙淖染渠溝”當作唯壹的聖潔。寶釵的壹首詩社奪魁的《白海棠詠》(第37回),就是她與黛玉互比清高的誓言。

珍重芳姿晝掩門,自攜手甕灌苔盆。

胭脂洗去秋階影,冰雪招來露砌魂。

淡極始知花更艷,愁多焉得玉無痕?

欲償白帝宜清潔,不語婷婷日又昏。

妳看,詩中淡雅清潔、冰雪為魂的白海棠,以及那位“珍重芳姿”、“自攜手甕”的大家閨秀,不正是寶釵自己的化身麽?

寶釵所居的蘅蕪苑,也有著清幽的氣象:

進了蘅蕪苑,只覺得異香撲鼻。那些奇草仙藤都結了實,似珊瑚豆子壹般,垂累可愛。及進房屋,雪洞壹般,壹色玩器全無。案上只壹個土定瓶。瓶中供著數枝菊花,並兩部書,茶奩茶杯而已。床上只吊著青紗帳幔,衾褥也十分樸素。(第40回)

慣於以物喻人、以景喻人的《紅樓夢》顯然是借這蘅蕪苑的景色,刻劃了蘅蕪君素性淡薄、不事奢華的特點。對比壹下黛玉的臥房:筆硯、書架,不象“小姐的繡房”,反類“上等的書房”,房外“翠竹夾路、蒼苔滿布”,也是同樣的樸素與清幽。而蘅蕪苑與瀟湘館同為元妃之最愛,不正說明其主人的高潔難分軒輊嗎?

反思之八:寶釵的悲愁

黛玉的詩詞以哀愁纏綿著稱,人們便以為寶釵的詩風總是端莊凝重。但實際上寶釵的詩詞是多元化的風格。其中也不乏悲苦淒婉之作。且看第38回的《憶菊》詩:

悵向西風抱悶思,蓼紅葦白斷腸時。

空籬舊圃秋無跡,冷月清霜夢有知。

念念心隨歸雁遠,寥寥坐聽晚砧遲。

誰憐我為黃花瘦,慰語重陽會有期。

這是首典型的思婦閨怨詩。如探春所評,“秋無跡”、“夢有知”,把個“憶”字竟烘托出來了。“念念心隨歸雁遠,寥寥坐聽晚砧遲。”這是多麽淒楚的相思血淚呵!“黃花瘦”取自李清照的“人比黃花瘦”,與黛玉《桃花行》“憔悴花掩憔悴人,花飛人倦易黃昏”的境界正好相通。

另壹次是在元宵制燈謎時。寶釵的燈謎,竟讓賈政萬分掃興,大有悲戚之狀,自忖:“小小年紀作此不祥之語,看來皆非福壽之輩。”(第22回)其謎面曰:

朝罷誰攜兩袖煙,衾裏琴邊總無緣。

曉籌不用雞人報,午夜無煩侍女添。

焦首朝朝還暮暮,煎心日日復年年。

光陰荏苒須當惜,風雨陰晴任變遷。

此謎的謎底是更香。寶釵巧借更香“焦首”、“煎心”的特點,壹語雙關地表達了自己內心的悲苦與哀愁。值得註意的是,庚辰本、己卯本及程高甲本(1791年版)均把此謎歸於寶釵,唯程高乙本(1792年版)將其訛為黛玉所作,另補壹《竹夫人謎》充作寶釵的燈謎。有論者只見過程高乙本,未察其余,便大放厥詞,說《更香謎》表現了黛玉如何如何“淒楚”,與寶釵如何如何“春風得意”形成了“鮮明對比”,恰恰不知此謎應為寶釵所作。論者將寶釵之作誤為黛玉之作而大加贊頌的事實,再度說明釵黛並無本質區別。

寶釵的另壹首燈謎——《鏤檀謎》(第50回)和壹副牙牌令——《風波令》(第40回),也充滿了傷感的意識。壹句“雖是半天風雨過,何曾聞得梵鈴聲”,雖無壹個“愁”字,但風雨如晦的景象已躍然紙上。《風波令》則直接使用了“三山半落青天外”、“處處風波處處愁”等字句。其中“三山半落青天外”,源出李白《登金陵鳳凰臺》:“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也是“處處風波處處愁”之意。

再看寶釵頗為欣賞、並熱心推薦給寶玉的那支《寄生草》(第22回),更彌漫著悲涼之霧:

漫揾英雄淚,相離處士家。謝慈悲剃度在蓮臺下。

沒緣法轉眼分離乍,赤條條來去無牽掛。

那裏討煙蓑雨笠卷單行?壹任俺芒鞋破缽隨緣化!

《寄生草》是戲劇《魯智深醉鬧五臺山》中魯智深的唱詞,表達了他被迫離開山門時的悲愴與迷罔。按說,寶釵既然是壹個“封建淑女”,那就理當遠離《水滸》人物孤憤、反叛的精神氣質。可寶釵卻偏偏稱頌水滸戲“排場又好,詞藻更妙”,還說《寄生草》“填得極妙”。這又說明了什麽呢?是作者胡思亂寫,還是讀者錯定了前提?恐怕是寶釵也有多愁善感的壹面,容易被這類作品感動吧。

反思之九:“冷酷”論質疑

小說中分明有許多表現寶釵少女氣質的文字,釵黛對立論者對此卻熟視無睹,只是壹個勁地大談寶釵是如何地“絕對理性”、如何地具有“超穩心態”,壹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都存有寶釵“內心冷酷”的先見。這種感覺從何而來?舊評曾出示過兩條“王牌罪證”。

壹是寶釵議論金釧之死。第32回敘寶釵聽說金釧投井死了,忙向王夫人處來道安慰:“怎麽好好的投井?這也奇了。”王夫人道:“原是前兒她把我壹件東西弄壞了,我壹時生氣,打了他幾下,攆了他下去。誰知她這麽氣性大,就投井死了。豈不是我的罪過?”寶釵嘆道:“姨娘是慈善人,固然這麽想。據我看來,她並不是賭氣投井,多半是在井邊玩耍,失了腳掉下去的。豈有這樣大氣的理?縱然有這樣大氣,也不過是個糊塗人,也不為可惜。”王夫人表示:“到底我心不安。”寶釵便建議那自己的舊衣服給金釧做妝裹。壹時寶釵取了衣服回來,只見寶玉在王夫人旁邊坐著垂淚。王夫人正才說他,因寶釵來了,卻掩了口不說了。寶釵見此光景,早知覺了八分,於是將衣服交割明白,便自去了……舊評認為,寶釵將金釧之死說成是失足落井,是為王夫人開脫罪責,暴露了“剝削階級的醜惡嘴臉”,在對待下人方面,冷酷之至。

二是漠對尤三姐自刎與柳湘蓮出走。第67回,薛姨媽與寶釵論及尤三姐、柳湘蓮事。寶釵聽了,並不在意,便說道:“俗話說的好,‘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也是他們前生命定。前日媽媽為他救了哥哥,商量著替他料理。如今已經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依我說,也只好由他罷了。媽媽也不必為他們傷感了。倒是跟哥哥去江南的夥計們辛辛苦苦的,回來幾個月了,媽媽和哥哥商議商議,也該請壹請,酬謝酬謝才是。別叫人家看著無理似的。”……在舊評看來,柳湘蓮救過薛蟠,寶釵居然勸母親別再為他傷感,簡直是忘恩負義、冷之入骨了。

單看這兩條“王牌罪證”,似乎也言只鑿鑿。釵黛對立論者只要很瀟灑地將它們往臺面上壹甩,便可高枕無憂矣。寶釵則陷入了萬劫不復的境地:既然認定她“內心冷酷”,那些柔情與熱忱便都是“虛偽”、“陰險”的表現。如此節外生枝,枝外生葉,葉間開花地臆想下去,當然越想越“冷酷”,最後直至要“毛骨悚然”了。

可是,且慢!《紅樓夢》中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兒,也發生在其他女孩子的身上。比如黛玉,她的“罪證”可比寶釵多得多。

第79回,寶玉祭晴雯,黛玉旁聽了《芙蓉女兒誄》。寶玉悲傷不已,黛玉卻未見為晴雯之死有半點哀傷,反而“滿面含笑”地談起了辭章用句。當寶玉提議將文中“紅綃帳裏,公子多情。黃土壟中,女兒薄命”,改作“茜紗窗下,小姐多情,黃土壟中,丫鬟薄命”,以算作黛玉給晴雯的誄文時,黛玉卻壹口回絕了寶玉的這種“多情”:“她又不是我的丫頭,何用作此語?等紫鵑死了,我再如此說,還不算遲呢。”依同樣的標準,這算不算“內心冷酷”?

第44回,寶玉在鳳姐生辰之日,偷至水月庵焚香祭金釧,回來之後,遭到了黛玉的譏諷。她借看《荊釵記·祭江》時,和寶釵說道:“這王十朋也不通的很,不管在那裏祭壹祭罷了,必定跑到江邊子上來作什麽!”在她看來,金釧之死也沒什麽了不起,寶玉如此興師動眾地去祭她,完全多此壹舉。

最明顯的是程高本第82回,襲人與黛玉議論香菱、尤二姐被虐待、被逼死的事。襲人大有感慨:“想來都是壹個人,不過名分裏頭差些,何苦這樣毒?”黛玉聽了,卻不以為然:“這也難說。但凡家庭之事,不是東風壓了西風,就是西風壓了東風。”言下之意,香菱、尤二姐不僅“不為可惜”,反而理當倒黴了。嚇得襲人趕忙辯白:“做了旁邊人,心裏先怯了,那裏倒敢去欺負人呢?”依舊評的標準,寶釵是“內心冷酷”,那黛玉豈不是“內心殘忍”?

黛玉對劉姥姥的態度,也很“冷酷”。對這個農村老太太,她不僅沒有表現出尊重,反而帶頭取笑。因見劉姥姥食量大,便說:“她是那壹門子的姥姥,直叫她是個‘母蝗蟲’就是了。”(第42回)見劉姥姥高興時手舞足蹈,又說:“當日舜樂壹奏,百獸率舞,如今才壹牛耳。”(第41回)直至把有劉姥姥助興的這次宴會,比作“攜蝗大嚼圖”(第42回)。這又是不是“剝削階級的醜惡嘴臉”呢?

相似的還有探春漠對趙姨娘,惜春執意驅逐入畫。晴雯抓打墜兒,施用的是肉刑,不僅“內心冷酷”,手段也很“殘酷”。照此算來,紅樓女兒豈不個個“內心冷酷”?那作者又為何要贊美她們、歌頌她們,為“閨閣昭傳”?

實際上,親者熱,疏者冷,乃是人之常情。壹個再富有同情心的人也不可能對所有人都充滿愛意:絕對的博愛只能是上帝的德行。通常,人們首先予以同情的對象,總是與自己密切相關的人:親友、同事、鄰居、身邊的人。對陌生人的同情則基於充分的感性接觸。要麽親眼見到其不幸,要麽通過其他途徑(如傳言、書報、影像)比較形象地體味到他的遭際。若只聞其名不見其形,恐怕是很難引發同情心的。所謂“怵惕惻隱之心”,沒有“怵惕”,何來“惻隱”?所以說,“形象原則”是壹項基本的人性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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