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上最具爭議的作品，莫過於《紅樓夢》；而《紅樓夢》中最具爭議的，又莫過於釵黛問題。林黛玉與薛寶釵兩位女主角，究竟哪壹位好？這是十分誘人的話題。自打《紅樓夢》傳世以來，讀者就仿佛分裂成兩大陣營。壹派褒林貶薛，壹派揚釵抑黛。雙方可以爭到“幾揮老拳”的地步。然而，“擁林”也好，“擁薛”也罷，雙方的潛意識中，卻默認了壹個***同的前提：釵黛對立，不可調和。不是黛死，便是釵亡，都得為自己心愛的藝術形象論戰到底。有人不早就說過釵黛“是兩種不可調和的美”（蔣和森《林黛玉論》）麽？人們總是習慣性地將“理性的、功利的、世俗的、有心計的”性格以及“衛道的、封建的”思想，判定為寶釵專有；將“感情的、藝術的、壹己的、天真任性的”性格以及“叛逆的、革命的”思想，判定為黛玉專有。然後，就這些二元對立的內容，進行或褒或貶的評述。卻不想想，這種判定本身是否正確。不想想寶釵是否也有“感情的、藝術的、壹己的、天真任性的”性格，黛玉是否也有“理性的、功利的、世俗的、有心計的”性格！在定勢思維的指引下，早期的偏見成了後期的迷信，乃至壹提到寶釵，便無處不是謀略與功利，壹提到黛玉便無處不是感情與眼淚。於是，淺嘗輒止的紅學家們喊出了那句著名的口號：“註重現實生活的人們，妳們去喜歡薛寶釵吧！傾向性靈生活的人們，妳們去愛慕林黛玉吧！”（王昆侖《紅樓夢人物論》）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王蒙先生提出了“薛寶釵精神”與“林黛玉氣質”兩個概念，把世人關於釵黛兩極對立的迷信，發揮到了極致。
王蒙認為，所謂“薛寶釵精神”是壹種“認同精神”，壹種“理性的、冷靜到近於冷峻的克己復禮的精神”。其“誠於中而形於外”的“進退有據、剛柔有度、行止得體、藏用俱時”的思想行為，“堪稱是（那時候）的文化理想”實質上是壹種“政治家的素質”。使人聯想到“範蠡、張良、蕭何、魏征，而遠遠高過商鞅、吳起、韓信輩”。王蒙說，他為寶釵“超人的精明、城府、冷靜而感到疏離、反感乃至毛骨悚然”，壹個社會中若只有“薛寶釵精神”，那麽就“太枯燥、太寂寞、太冷峻”了。所以就需要“林黛玉氣質的匡正、補充、沖突”。而“林黛玉氣質”則“是理想、是詩、是情，是壹切電腦都沒有，而人類所渴望、所難以獲得、所夢寐以求的情”。最後他總結說：“是社會的人，就會有薛寶釵精神；是人特別是女人，就會有林黛玉氣質。”“釵黛合起來看，代表了人性最基本的‘吊詭’（悖論）。”人性“可以是感情的、欲望的、任性的、自我的、充分的，它表現為林黛玉；同時人性又是群體的、理性的、有謀略的、自我控制的，它表現為薛寶釵。”所以“林黛玉與薛寶釵既是兩個活生生的典型人物，又是人，是女性性格素質、心理機制兩極的高度概括。”（王蒙《釵黛合壹新論》、《紅樓夢的研究方法》）
王蒙先生的妙絕好辭，使傳統的釵黛對立論，上升到了壹個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高處不勝寒”。理論化了的“兩極對立”說，也無可避免地暴露了它的致命弱點——論者既然知道“人性可以是感情的、欲望的、任性的、自我的、充分的，又可以是理性的、群體的、謀略的、自抑的”，又何以認定黛玉必須是前壹種人性的體現，寶釵必須是後壹種人性的體現？怎知壹人身上不會兼具兩種人性？王蒙說：“林黛玉與薛寶釵既是兩個活生生的典型人物，又是人。”又說“是社會的人，就會有薛寶釵精神；是人特別是女人，就會有林黛玉氣質。”那麽請問王蒙先生，林黛玉作為壹個“社會的人”，她身上有沒有“薛寶釵精神”？薛寶釵作為壹個“人特別是女人”，她身上又有沒有“林黛玉氣質”？如果沒有，那林黛玉還是不是壹個“社會的人”？薛寶釵還是不是壹個“女人”？如果有，那就是林中有薛、薛中有林，又憑什麽將她倆視為“截然相反”的兩極？言辭上如此深沈，邏輯上又如此荒悖，這又是不是壹個基本的“吊詭”呢？有人指出王蒙論寶釵時，“論的是史、是社會、是現實”，論述黛玉時，則是“論詩、論靈感、論才華、論情”。（白盾《紅樓夢研究史稿》）這確實擊中了要害：論者為什麽不啟動他的逆向思維，反過來想壹想？談談黛玉身上的“史”、“社會”“現實”和寶釵身上的“詩”、“靈感”、“才華”、“情”？如果真那樣，由迷信和偏見壘成的偽紅樓，恐怕就要分崩離析了。
二 十壹條反思及啟示
反思之壹：黛玉的世故
釵黛對立論者及“擁林 ”派壹個最普遍的信念是，寶釵乃“世故”、“圓滑”、善於拍馬討好之人，黛玉則剛直不阿，“想哭便哭，想鬧便鬧”，不討長輩喜歡。論者常引第22回中的兩件事，作為貶釵的證據。前壹件是賈母給寶釵做生日，請她點菜。寶釵深知老年人愛吃甜爛食物，“遂按賈母素日所喜者點”。後壹件是元春出燈謎給大家猜，寶釵壹見便猜著，卻假說難猜、故意尋思。釵黛對立論者對這兩件事的評價皆是“虛偽令人作嘔”。殊不知，這種“世故”、“圓滑”或曰“虛偽”、“奸巧”，在黛玉身上也樣樣不缺。第3回，黛玉初進賈府，“時時在意，步步留心”，對賈府的壹什壹物、壹茶壹飯，都精於禮教之規。已顯出了她的世故與謹慎。當賈母詢問她“因念何書”時，黛玉答道：“剛念了《四書》”，賈母隨即說了壹通自家孫女讀書的事。黛玉從中察覺到老太太有不喜女孩讀書之意。默記於心，待到寶玉再問她念過何書時，她便改口為“不曾讀書”了。這種曲意奉承的行為，與寶釵的點菜、猜謎，實無本質區別。這又是不是“虛偽令人作嘔”呢？第18回元春省親，黛玉亦曾作詩恭維。而且可以看出她是有心要“大展詩才”，而絕非只是隨聲附和。所以她的“何幸邀恩寵，宮車過往頻”，並不在寶釵“睿藻仙才瞻仰處，自慚何敢再為辭”之下。至於《杏簾再望》中的“盛世無饑餒，何須耕織忙”更是典型的歌功頌德之語，連元妃也認定這是應制詩之冠。程高本94回，“賈母賞妖花”。眾人皆以為海棠秋季開花為不祥之兆。獨黛玉出來，講了個“田家荊樹”死而復榮的故事，且比照這個典故說海棠復開是吉兆，引得賈母十分高興。這又是不是拍馬討好？可笑謝鐵驪先生在編導電影《紅樓夢》時，不敢正視這段情節，硬把黛玉所為搬到寶釵頭上。觀眾居然欣然接受，看不出半點破綻。這也從壹個反面說明釵黛並無本質區別，她們的行為可以互植。
其實，如果用歷史的觀點去看《紅樓夢》，上述問題便不難解決。曹雪芹、脂硯齋俱是“舊家子弟”。他們的精神、思想都深受貴族文化的影響，對於生養過他們的舊家庭，他們並不象後人那樣恨不得將其打倒。相反倒時時流露出無限眷戀的情緒。這壹點，從脂硯齋常常炫耀“大家嚴父”的評語中可以看出。他們的價值觀與審美觀是不可與今人混同的。如《二十四孝》中“割股療親”、“斑斕戲彩”等在今人看來十分矯情可笑的故事，在他們舊家子弟眼中，就很可能是正經、嚴肅甚至崇高的事。反觀《紅樓夢》之寫釵黛奉承長輩，絕不是要給她們扣上“虛偽”、“奸巧”的帽子——那樣就不是“為閨閣昭傳”，而簡直是汙蔑閨閣了。作者的本意是贊揚她們懂得孝道、知書達禮，有大家閨秀風範。所以釵也好，黛也好，她們的行為均不可理解為巴結獻媚耍陰謀，而應看成家庭內部緩和氣氛、增進融洽的善舉，是合理的世故。
反思之二：黛玉的心計
千萬不要把“冷靜”與“理智”當做寶釵的專利。黛玉壹旦冷靜下來，她的心計真的與寶釵難分軒輊。第45回，寶釵建議黛玉服燕窩，黛玉說：“雖然燕窩易得，但只我因身子不好，請大夫、熬藥，已經鬧了個天翻地覆了。這會子我又興出新文來，熬什麽燕窩粥。老太太、太太、鳳姐姐這三人便沒話說，那些底下老婆子、丫頭們未免嫌我太多事了。”壹個15歲的女孩有這麽多心眼，能說她不懂世故嗎？第35回，寶玉挨打，黛玉觀望怡紅院，“只不見鳳姐兒來”，便在心裏盤算：“她怎麽不來瞧瞧寶玉呢？便是有事纏住了，她必定也是要來打個話胡哨，討老太太、太太的好兒才是。今兒不來，必有原故。”相形之下，寶玉對鳳姐卻從未有此冷靜、深刻的剖析。第52回，趙姨娘來瞧黛玉，問：“姑娘這幾天可好？”黛玉便知她“從探春處來，從門前過，順路的人情”，忙陪笑讓坐：“難得姨娘想著，怪冷的，親自走來。”黛玉對趙姨娘，心裏大約並無幾分好感，卻能做得如此行止得體、不露痕跡，這又算不算“超人的精明、城府、冷靜”？
假如我們就此斷言，黛玉的心計是壹種“政治家的素質”，令人“疏離、反感乃至毛骨悚然”，讀者壹定不會買帳。但別忘了釵黛對立論者就是憑著壹堆類似的事例，將寶釵壹個普通女孩子的敏感，誇張到神乎其神的程度的。
反思之三：黛玉的隨和
寬厚隨和、溫柔體貼也不是寶釵的專利。黛玉的行事亦多有恕道。第40回，釵黛及寶玉壹起上櫳翠庵品茶。妙玉欲與寶玉獨談，只礙著釵黛二人。“黛玉知她天性怪僻，不好多話，亦不好多坐，吃過茶便約著寶釵走出來。”另壹次是黛玉厚待給她送燕窩婆子，又是賞她茶吃，又慮著她“冒雨送來”、“耽誤了夜局發財”，賜給酒錢（第45回）。還有第62回，黛玉體諒襲人的文字。寶玉生日宴會散後，釵黛於壹處品茶，襲人前來伏侍。黛玉見她忙得不可開交，便笑道：“妳知道我的病，大夫不許多吃茶。這半鐘盡夠了，難為妳想的到。”襲人聽了，自是欣喜。甚至對探春削減各房月錢的改革，黛玉也能十分理解。她對寶玉說：“要這樣才好，咱們也太費了。我雖不管事，心裏每常閑了，替她們壹算，出的多，進的少，如今若不省儉，必至後手不接。”（第62回）妳看，她如此的通情達理，不是很有寶釵的風格麽？
反思之四：寶釵的柔情
黛玉身上存在著寶釵的寬厚和體貼，而寶釵的心中亦不乏黛玉的柔情。對此作者精心設計了兩段情節，使寶釵深藏於心底的愛情顯露得恰到好處。第34回，寶玉挨打，臥床不起。寶釵手托丸藥款款而至，但那深藏於心底的感情和嬌羞怯怯的情態，敏感的寶玉早已覺出，心中大為感動，連傷痛也拋到九霄雲外去了。第36回，寶玉穿著銀紅紗衫子睡中覺。襲人有事出去了。原先跟襲人談話的寶釵情不自禁地坐在襲人的座位上，拿起襲人為寶玉做的白綾紅裏的兜肚紮起來。兜肚的圖案是紅蓮綠葉、五色鴛鴦，寶釵身邊還放著驅趕蟲蠅的蠅帚子，儼然親熱的小夫妻。寶釵素日以端莊節制著稱，現在忽然忘情失態，而且是那樣平靜自然地流露出來，心裏變化起伏的脈絡，分明而極盡其妙。心曲纖毫畢顯，情態栩栩如生。讀者不知不覺就浸潤在這緩緩流動的感情細浪中去了。不知釵黛對立論者讀了這樣的文字之後，還是否會覺得“太枯燥、太寂寞、太冷峻” ？
反思之五：寶釵的敏感
比較壹下寶釵、黛玉在愛情上的敏感與“小性兒”，也很有趣。
關於黛玉，舉壹個眾所周知的例子。那是在她與寶玉***讀《西廂》的時候。顯然那“落花流水，閑愁萬種”的戲文，已經敲開了少女的心扉，冉冉升騰的愛情猶如泉湧。寶玉便借機表白了自己的愛意：“我就是個多愁多病的身，妳就是那傾國傾城的貌。”不料，黛玉的臉上卻忽然風雲突變，指著寶玉好壹頓臭罵：“妳這該死的胡說！好好兒的，把這些淫詞艷曲弄了來，說這些混帳話欺負我。”（第23回）急得寶玉忙賠禮不叠。很明顯，黛玉受不了愛的直白。
與之焦不離孟，孟不離焦的是寶釵的敏感。第30回，寶玉問候寶釵，笑談間竟為她冰肌玉骨的豐美癡絕而傾倒，下意識地說出了心中醞釀已久的比喻：“怪不得人們都說姐姐象楊妃，原也豐滿了些”。不想寶釵卻自感人格受辱，當即反唇相譏：“我倒是象楊妃，可惜沒有壹個好哥哥好兄弟做得楊國忠的。”這又引出了“寶釵借扇機帶雙敲”的文字——看來寶釵也受不了寶玉愛意的直白。另壹次是在第35回，寶玉遭打，寶釵心疼之余錯怪到薛蟠身上，便“錯裏錯以錯勸哥哥”。薛蟠受不得這樣的冤枉，情急之中嚷出了妹妹的心事。可惜這位呆兄壹點也不懂得女孩脆弱的心性，只知亂嚷壹通，結果害得寶釵“滿心委屈氣忿，到自己屋裏整哭了壹夜”。直到次日見了母親，仍掩面而哭。薛蟠百般哄勸，方逗得寶釵破涕為笑。
釵黛對立論者總說“寶釵有寶釵的言行，黛玉有黛玉的言行。”但如果將上述細節做壹番互換，把厲聲臭罵改做寶釵的所為，將“掩面而哭”直至“破涕為笑”，改做黛玉所為，讀者恐怕又會分不清誰是釵，誰是黛了。
反思之六：寶釵的拒俗
釵黛對立論另壹個廣有市場的觀點是，寶釵“醉心於功名富貴”，處處迎合封建社會。那首《臨江仙·柳絮辭》中的壹句“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就被引證為寶釵“野心勃勃”的罪證。可原著似乎有意要同這種觀過不去，書中諷時罵世最狠的人物偏偏就這個寶釵。
第38回菊花蟹宴，寶黛釵三人作詩詠蟹。寶釵的《螃蟹詠》勇奪桂冠：
桂靄桐陰坐舉觴，長安涎口盼重陽。
眼前道路無經緯，皮裏春秋空黑黃。
酒未滌醒還用菊，性防積冷定須姜。
於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余禾黍香。
這是壹首文筆老辣、言辭尖刻的諷刺詩。所諷刺的恰是世間的貪婪、鄙俗之輩。猶以壹句“眼前道路無經緯，皮裏春秋空黑黃”酣暢淋漓，把世間俗子的醜態刻畫得入木三分。連寶玉看了也不禁連呼“罵得痛快！”眾姐妹看畢都說：“這方是食蟹的絕唱！這些小題目，原要寓大意，才算是大才。只是諷刺世人太毒了些。”假如此詩署名“瀟湘妃子”，釵黛對立論者見了，壹定會如獲至寶，大頌而特頌其“叛逆性”和“可貴的戰鬥精神”。可作者偏不將其歸於“林瀟湘”，而出人意料地歸於“薛蘅蕪”，且在回目上大書“薛蘅蕪諷和螃蟹詠”，無疑是對那些釵黛對立論者的絕妙諷刺。沒辦法，這些論者只好退而求其次，將此詩曲解為寶釵“對寶玉黛玉等叛逆者的嘲諷，以向封建統治者邀寵。”可小說清清楚楚地寫著，寶玉讀了此詩後，大呼“罵得痛快！”難道他會自己罵自己麽？釵黛對立論者是越來越不實事求是了。
實際上，寶釵並不是那種趨炎附勢的小人，也絕非壹心想往爬的野心家。相反，她的內心仍是壹片清潔高雅的世界，對於世間的貪酷，有著本能的反感。她曾對黛玉說：“男人們讀書明理，這便好了，只是如今並不聽見有這樣的人，讀了書，倒更壞了。這是書誤了他，可惜他也把書糟蹋了。”（第42回）這正是她作《螃蟹詠》刺貪譏俗的心理動機。在現實生活中，寶釵的遠拒汙穢，也確實使她做到了熟諳針黹家計而不流於鄙俗。甚至，在輔助探春理家時，她也忘不了同滿腦子錢財利弊的“市俗”，劃清界限：“妳們才辦了兩天事，就利欲熏心起來，把朱夫子都看虛浮了。”探春深知寶釵這句半開玩笑的戲言，表達了她涉足世務又超脫世俗的願望。便放下俗務，與之縱論“朱子”、“姬子”之道。李紈笑道：“請妳們來，正事不做，倒對講起學問來了。”寶釵道：“學問中便是正事。此刻於小事中拿學問壹提，那小事就越發作高了壹層，若不拿學問提著，便都流於市俗去了。”（第56回）
至於那句被引為“罪證”的“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也不可以俗子之心解之。試想，若寶釵的《柳絮辭》表現的竟是如此低俗、粗劣的精神境界，眾姐妹又怎會為其“拍案叫絕”？《紅樓夢》第70回，在鋪寫了柳絮詞社之後，緊接著插入了眾女孩放風箏的情節。那風箏也是“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之物。豈不是說大觀園群芳皆是勢利小人？實際上，這裏的“青雲”並非指功名利祿，而是指壹種開朗曠達的精神境界。取“高天流雲”、“憑海臨風”之意。猶如杜甫之“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及韋應物之“神歡體自輕，意欲臨風翔”壹般。所謂“韶華休笑本無根，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就是要拋開外物的嘲弄和羈絆，憑借著大觀園冉冉上升的青春活力，達到超然曠怡的精神境界！眾人之所以為寶釵叫絕，是因為她表達了理想追求者們***同的美好心願。小說也就此由愁緒萬千的柳絮詞社，轉入了對風箏樂景的描寫。壹切都是那樣自然而然。怎奈釵黛對立論者不識真解，死抱著那套粗淺低俗的解釋不放。真正是“不悔自家無見識，反將醜語詆人。”
反思之七：寶釵的潔癖
不要以為只黛玉才有潔癖，不要把“潔本質來還潔去，不教汙淖染渠溝”當作唯壹的聖潔。寶釵的壹首詩社奪魁的《白海棠詠》（第37回），就是她與黛玉互比清高的誓言。
珍重芳姿晝掩門，自攜手甕灌苔盆。
胭脂洗去秋階影，冰雪招來露砌魂。
淡極始知花更艷，愁多焉得玉無痕？
欲償白帝宜清潔，不語婷婷日又昏。
妳看，詩中淡雅清潔、冰雪為魂的白海棠，以及那位“珍重芳姿”、“自攜手甕”的大家閨秀，不正是寶釵自己的化身麽？
寶釵所居的蘅蕪苑，也有著清幽的氣象：
進了蘅蕪苑，只覺得異香撲鼻。那些奇草仙藤都結了實，似珊瑚豆子壹般，垂累可愛。及進房屋，雪洞壹般，壹色玩器全無。案上只壹個土定瓶。瓶中供著數枝菊花，並兩部書，茶奩茶杯而已。床上只吊著青紗帳幔，衾褥也十分樸素。（第40回）
慣於以物喻人、以景喻人的《紅樓夢》顯然是借這蘅蕪苑的景色，刻劃了蘅蕪君素性淡薄、不事奢華的特點。對比壹下黛玉的臥房：筆硯、書架，不象“小姐的繡房”，反類“上等的書房”，房外“翠竹夾路、蒼苔滿布”，也是同樣的樸素與清幽。而蘅蕪苑與瀟湘館同為元妃之最愛，不正說明其主人的高潔難分軒輊嗎？
反思之八：寶釵的悲愁
黛玉的詩詞以哀愁纏綿著稱，人們便以為寶釵的詩風總是端莊凝重。但實際上寶釵的詩詞是多元化的風格。其中也不乏悲苦淒婉之作。且看第38回的《憶菊》詩：
悵向西風抱悶思，蓼紅葦白斷腸時。
空籬舊圃秋無跡，冷月清霜夢有知。
念念心隨歸雁遠，寥寥坐聽晚砧遲。
誰憐我為黃花瘦，慰語重陽會有期。
這是首典型的思婦閨怨詩。如探春所評，“秋無跡”、“夢有知”，把個“憶”字竟烘托出來了。“念念心隨歸雁遠，寥寥坐聽晚砧遲。”這是多麽淒楚的相思血淚呵！“黃花瘦”取自李清照的“人比黃花瘦”，與黛玉《桃花行》“憔悴花掩憔悴人，花飛人倦易黃昏”的境界正好相通。
另壹次是在元宵制燈謎時。寶釵的燈謎，竟讓賈政萬分掃興，大有悲戚之狀，自忖：“小小年紀作此不祥之語，看來皆非福壽之輩。”（第22回）其謎面曰：
朝罷誰攜兩袖煙，衾裏琴邊總無緣。
曉籌不用雞人報，午夜無煩侍女添。
焦首朝朝還暮暮，煎心日日復年年。
光陰荏苒須當惜，風雨陰晴任變遷。
此謎的謎底是更香。寶釵巧借更香“焦首”、“煎心”的特點，壹語雙關地表達了自己內心的悲苦與哀愁。值得註意的是，庚辰本、己卯本及程高甲本（1791年版）均把此謎歸於寶釵，唯程高乙本（1792年版）將其訛為黛玉所作，另補壹《竹夫人謎》充作寶釵的燈謎。有論者只見過程高乙本，未察其余，便大放厥詞，說《更香謎》表現了黛玉如何如何“淒楚”，與寶釵如何如何“春風得意”形成了“鮮明對比”，恰恰不知此謎應為寶釵所作。論者將寶釵之作誤為黛玉之作而大加贊頌的事實，再度說明釵黛並無本質區別。
寶釵的另壹首燈謎——《鏤檀謎》（第50回）和壹副牙牌令——《風波令》（第40回），也充滿了傷感的意識。壹句“雖是半天風雨過,何曾聞得梵鈴聲”，雖無壹個“愁”字，但風雨如晦的景象已躍然紙上。《風波令》則直接使用了“三山半落青天外”、“處處風波處處愁”等字句。其中“三山半落青天外”，源出李白《登金陵鳳凰臺》：“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也是“處處風波處處愁”之意。
再看寶釵頗為欣賞、並熱心推薦給寶玉的那支《寄生草》（第22回），更彌漫著悲涼之霧：
漫揾英雄淚，相離處士家。謝慈悲剃度在蓮臺下。
沒緣法轉眼分離乍，赤條條來去無牽掛。
那裏討煙蓑雨笠卷單行？壹任俺芒鞋破缽隨緣化！
《寄生草》是戲劇《魯智深醉鬧五臺山》中魯智深的唱詞，表達了他被迫離開山門時的悲愴與迷罔。按說，寶釵既然是壹個“封建淑女”，那就理當遠離《水滸》人物孤憤、反叛的精神氣質。可寶釵卻偏偏稱頌水滸戲“排場又好，詞藻更妙”，還說《寄生草》“填得極妙”。這又說明了什麽呢？是作者胡思亂寫，還是讀者錯定了前提？恐怕是寶釵也有多愁善感的壹面，容易被這類作品感動吧。
反思之九：“冷酷”論質疑
小說中分明有許多表現寶釵少女氣質的文字，釵黛對立論者對此卻熟視無睹，只是壹個勁地大談寶釵是如何地“絕對理性”、如何地具有“超穩心態”，壹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都存有寶釵“內心冷酷”的先見。這種感覺從何而來？舊評曾出示過兩條“王牌罪證”。
壹是寶釵議論金釧之死。第32回敘寶釵聽說金釧投井死了，忙向王夫人處來道安慰：“怎麽好好的投井？這也奇了。”王夫人道：“原是前兒她把我壹件東西弄壞了，我壹時生氣，打了他幾下，攆了他下去。誰知她這麽氣性大，就投井死了。豈不是我的罪過？”寶釵嘆道：“姨娘是慈善人，固然這麽想。據我看來，她並不是賭氣投井，多半是在井邊玩耍，失了腳掉下去的。豈有這樣大氣的理？縱然有這樣大氣，也不過是個糊塗人，也不為可惜。”王夫人表示：“到底我心不安。”寶釵便建議那自己的舊衣服給金釧做妝裹。壹時寶釵取了衣服回來，只見寶玉在王夫人旁邊坐著垂淚。王夫人正才說他，因寶釵來了，卻掩了口不說了。寶釵見此光景，早知覺了八分，於是將衣服交割明白，便自去了……舊評認為，寶釵將金釧之死說成是失足落井，是為王夫人開脫罪責，暴露了“剝削階級的醜惡嘴臉”，在對待下人方面，冷酷之至。
二是漠對尤三姐自刎與柳湘蓮出走。第67回，薛姨媽與寶釵論及尤三姐、柳湘蓮事。寶釵聽了，並不在意，便說道：“俗話說的好，‘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也是他們前生命定。前日媽媽為他救了哥哥，商量著替他料理。如今已經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依我說，也只好由他罷了。媽媽也不必為他們傷感了。倒是跟哥哥去江南的夥計們辛辛苦苦的，回來幾個月了，媽媽和哥哥商議商議，也該請壹請，酬謝酬謝才是。別叫人家看著無理似的。”……在舊評看來，柳湘蓮救過薛蟠，寶釵居然勸母親別再為他傷感，簡直是忘恩負義、冷之入骨了。
單看這兩條“王牌罪證”，似乎也言只鑿鑿。釵黛對立論者只要很瀟灑地將它們往臺面上壹甩，便可高枕無憂矣。寶釵則陷入了萬劫不復的境地：既然認定她“內心冷酷”，那些柔情與熱忱便都是“虛偽”、“陰險”的表現。如此節外生枝，枝外生葉，葉間開花地臆想下去，當然越想越“冷酷”，最後直至要“毛骨悚然”了。
可是，且慢！《紅樓夢》中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兒，也發生在其他女孩子的身上。比如黛玉，她的“罪證”可比寶釵多得多。
第79回，寶玉祭晴雯，黛玉旁聽了《芙蓉女兒誄》。寶玉悲傷不已，黛玉卻未見為晴雯之死有半點哀傷，反而“滿面含笑”地談起了辭章用句。當寶玉提議將文中“紅綃帳裏，公子多情。黃土壟中，女兒薄命”，改作“茜紗窗下，小姐多情，黃土壟中，丫鬟薄命”，以算作黛玉給晴雯的誄文時，黛玉卻壹口回絕了寶玉的這種“多情”：“她又不是我的丫頭，何用作此語？等紫鵑死了，我再如此說，還不算遲呢。”依同樣的標準，這算不算“內心冷酷”？
第44回，寶玉在鳳姐生辰之日，偷至水月庵焚香祭金釧，回來之後，遭到了黛玉的譏諷。她借看《荊釵記·祭江》時，和寶釵說道：“這王十朋也不通的很，不管在那裏祭壹祭罷了，必定跑到江邊子上來作什麽！”在她看來，金釧之死也沒什麽了不起，寶玉如此興師動眾地去祭她，完全多此壹舉。
最明顯的是程高本第82回，襲人與黛玉議論香菱、尤二姐被虐待、被逼死的事。襲人大有感慨：“想來都是壹個人，不過名分裏頭差些，何苦這樣毒？”黛玉聽了，卻不以為然：“這也難說。但凡家庭之事，不是東風壓了西風，就是西風壓了東風。”言下之意，香菱、尤二姐不僅“不為可惜”，反而理當倒黴了。嚇得襲人趕忙辯白：“做了旁邊人，心裏先怯了，那裏倒敢去欺負人呢？”依舊評的標準，寶釵是“內心冷酷”，那黛玉豈不是“內心殘忍”？
黛玉對劉姥姥的態度，也很“冷酷”。對這個農村老太太，她不僅沒有表現出尊重，反而帶頭取笑。因見劉姥姥食量大，便說：“她是那壹門子的姥姥，直叫她是個‘母蝗蟲’就是了。”（第42回）見劉姥姥高興時手舞足蹈，又說：“當日舜樂壹奏，百獸率舞，如今才壹牛耳。”（第41回）直至把有劉姥姥助興的這次宴會，比作“攜蝗大嚼圖”（第42回）。這又是不是“剝削階級的醜惡嘴臉”呢？
相似的還有探春漠對趙姨娘，惜春執意驅逐入畫。晴雯抓打墜兒，施用的是肉刑，不僅“內心冷酷”，手段也很“殘酷”。照此算來，紅樓女兒豈不個個“內心冷酷”？那作者又為何要贊美她們、歌頌她們，為“閨閣昭傳”？
實際上，親者熱，疏者冷，乃是人之常情。壹個再富有同情心的人也不可能對所有人都充滿愛意：絕對的博愛只能是上帝的德行。通常，人們首先予以同情的對象，總是與自己密切相關的人：親友、同事、鄰居、身邊的人。對陌生人的同情則基於充分的感性接觸。要麽親眼見到其不幸，要麽通過其他途徑（如傳言、書報、影像）比較形象地體味到他的遭際。若只聞其名不見其形，恐怕是很難引發同情心的。所謂“怵惕惻隱之心”，沒有“怵惕”，何來“惻隱”？所以說，“形象原則”是壹項基本的人性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