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是自我認識，二是自我激勵，三是自我控制，四是感受別人，五是人際關系。EQ這五點要素的重點在兩個方面：壹是對自己情緒管理的能力和技巧；二是管理別人情緒的能力和藝術。
關於EQ的內容，並不是外國人的發明和創造。其實我們的老祖宗早就對情緒管理有壹些精辟的論述，只不過沒有用EQ這個名詞將情商內容系統地歸類便於人們理解接受而已。
孔子就是中國歷史上第壹個情商理論家、教育家，有關情商方面的論述在《論語》中有大量記載。早在兩千多年前，曾子的“吾曰三省吾身”之說，就告訴了人們自我認識的重要性。曾子每天以三件事來檢查自己：“為人謀而不忠乎？”替人做事，是不是盡心去做？“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與朋友交往是否言而有信？“傳不習乎？”老師教我如何做人做事，我真正去實踐了沒有？
如此反省自己，就像用三面鏡子在對照自己。如果壹個人能這樣認識自己，做人做事怎麽會不成功呢？
又如，孔子說：“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意思是說作為有學問的人，如果不能自重、自信，不能自我激勵而缺乏信念，這個學問是不穩定的，即使有知識也是沒有用的。孔子又說：“無友不如己者”，意思講不要看不起任何壹個人，不要認為任何壹個人都不如妳。前壹句講自己的情緒管理，後壹句講對別人的情緒管理。可見在那麽早的時代聖人就意識到了情緒管理比智力還重要。
關於自我控制方面，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即壹個人常常約束自己，過失就比較少。換句話說，要減少失敗，就必須自律。孟子是孔子情商理論的繼承人和弘揚者。孟子有壹句話：“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至今仍被人們引為做人的警句格言。孟子強調做壹個正直的人必須具有自控的修養。如此等等，古人在情商的多個方面都有闡述。歷代的成功人士也無不是照此修身養性、積善積德、身體力行的。
二、情商的五個要素的解析
情商EQ的提出，其功績在於將人成功的主要因素，進行了創造性地組合，並讓其五個要素形成了壹個整體。EQ將IQ以外的因素有序地歸納為情緒智慧，在全球引起了震撼，讓整個人類獲得了成功的自信。因為，EQ不是先天就有的，只有重視後天的培養，每個人才有可能或多或少具有這方面的素質和能力。從另壹角度來說，只要具有了EQ，就把握住了成功的可能。這樣，成功再也不是屬於少數人的專利品。而EQ正是壹把讓更多的人獲得成功的金鑰匙。
說起情商，我自然想起兩個人物。壹個是清末慈禧太後的貼身太監李蓮英。常言道：伴君如伴虎。李蓮英伴的是怎樣壹頭“母老虎”呵!她陰險歹毒，心狠手辣，猜忌多疑，翻雲覆雨。她搞政變誅殺異己，奪取清朝實權，實行垂簾聽政，最後軟禁光緒皇帝至死。可李蓮英就像壹頭忠實的看家狗，成日裏圍著她團團轉，硬是把她侍弄得熨熨帖帖、舒舒服服，因而深得寵信，成為“閹黨”頭目，權傾朝野。另壹個是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即《屁頌》奇文的炮制者蠢秀才。當出題考他的縣官放出壹個奇臭無比的屁的時候，他非但沒有掩鼻閉嘴皺眉頭，反而精神為之壹振，張嘴作深呼吸狀，靈感飄然而至，搖頭晃腦作《屁頌》曰：“伏惟太宗師高聳金臀，洪宣寶屁，依稀乎絲竹之音，仿佛乎麝蘭之氣，生員立於下風，不勝馨香之至。”文學作品雖有誇張的成份，但現實中確有這種人。林放的雜文《逐臭》就寫到：某地宴請壹局長。酒過三巡，局長大人離席去廁所“方便”。沒想到此舉卻驚動了全桌客人，他們都站起來，前呼後擁，陪同局長入廁。林放對這種賤骨頭的行為痛加斥責。上述二人，智商不高，情商卻是“超壹流”的。他們就像演技超卓的演員，喜怒哀樂控制得恰到好處。假如讓這些人在社會的競技場上大獲全勝，官場就會成為“三旨相公”(進呈雲“取聖旨”，可否訖雲“領聖旨”，退諭稟事者雲“已得聖旨矣”)、“馬屁精”的天下；文壇就會成為追腥逐臭的場所，以至於頌屁文章大流行。這樣的結局是令人擔憂的。
情商戰勝智商並非偶然。科學數據表明，壹個人智商與情商指數的高低，先天的因素固然重要，但它又不是完全由先天所決定，後天的努力亦可在某種程度上彌補先天的不足。從這壹層意義上說，情商戰勝智商，作為智商高而情商低的壹方，自身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也有值得反省的地方。根據我個人的觀察，就總體而言，知識分子是智商高而情商偏低的壹群。他們中的壹些人，往往誤認為只有智商才是個人能力的體現，不承認情商也是壹種量化的能力，而且是個人綜合素質之重要壹項。表現在行動上便是孤高自傲，目空壹切。受寵則翹尾巴，待價而沽；受冷落則憤世嫉俗，牢騷滿腹；或遁入山林，縱酒交遊，佯狂詐癲，放蕩不羈，如同魏晉時期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賢”那般。此等行狀，怎能被人賞識?我這樣說並不是要知識分子都去當“馬屁精”、“轎夫”，卑躬屈膝、諂媚取寵歷來為正道人所不齒，更何況作為人類良知的知識分子?只是想借此提個醒，智商高者更應該有意識地加強自身的修養，提高情商指數，這樣，自己的才學才會有用武之地。這是問題的壹個方面。情商戰勝智商的另壹面原因便出在用人者身上。面對人才，他們不是以事業為重，而是以個人利益為重，滿腦子考慮的是人家聽話不聽話，自己的指揮棒靈不靈、位子穩固不穩固，從壹開始便把立足點和側重點放在情商壹邊。殊不知個人利益總是附麗於事業之上。而事業是需要有本事的人去幹的，沒有本事，再聽話也沒用，再有發展前途的事業也會被斷送。沒有了事業，個人利益也就無從談起。為方便問題的討論，話題還是回到前面所引的那篇隨筆《四種人》上來。竊以為，作為用人者，為事業計，最好將四種類型的人按曾國藩的排列順序重新排列(曾國藩就從中得到了不少好處)，那就是：當面臨“有本事但不聽話(或不很聽話)”與“沒本事(或本事不大)但聽話”這兩種類型的人的兩難選擇的時候，寧可使用前者而舍棄後者。“金無足赤，人無完人”，用人之長，容人之短，高明的用人者應該有此雅量。況且，所謂聽話、不聽話，也與領導者的領導藝術有關。
但是，“重智商而輕情商”這壹立足點的轉變，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終究是紙上談兵，迂腐之見。人，都是有弱點的，大多數人都喜歡聽恭維話而不喜歡聽批評話，都喜歡人家順從自己而不喜歡人家與自己“擡杠”過不去。情商戰勝智商，帶有人治社會的明顯特征。人為的努力，只能在壹定範圍和程度上起作用。只有進入法治社會，包括在選才方面也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這種埋沒人才的狀況才會得到徹底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