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夏文化·風華磨洗認前朝·漢代渠道與文物
秦末漢初，匈奴奴隸主集團乘長城沿線“士卒罷於兵”的機會，大舉派遣軍隊侵擾和占領黃河河套以南的廣大地區。塞上大地，烽火連天。公元前140年，漢武帝劉徹繼位，西漢朝中央 *** 開始高度重視寧夏地區在抵禦匈奴侵擾中的戰略地位。西漢朝廷數次從內地大量遷移人口到寧夏，由 *** 供給他們衣、食、種籽和耕牛，引導他們開荒種田，修渠引水，發展糧食生產。經過西漢時期勞動人民的辛勤勞動，原先荒涼的寧夏平原上出現了“冠蓋相望”的初步繁榮景象。延至今日，寧夏地區仍隨處可見西漢時期的文物古跡。
1972年在銀川市平吉堡發現了壹批漢代墓葬，其中壹座屬西漢時期的木槨墓，內有數件耕牛造型的木牛模型被發掘出來。用木牛殉葬，說明死者生前對耕牛很重視，也表明當時社會上已經較廣泛地使用耕牛種田。同時出土的還有裝在陶倉模型中的糧食，雖然已經腐朽，但從外形觀察，品種是粟;粟在黃河流域的栽培歷史至今已有七千多年了。
銀川平原如今還有壹些漢代開鑿的引水渠道，它們仍然發揮著巨大的灌溉效益。漢伯渠，又稱漢渠，即古代史書中所說的光祿渠。據《新唐書》卷壹百五十四載：“靈鹽部有光祿渠，久 ?廢，(李)聽始復屯田以省轉餉，即引渠溉塞下地千頃，後賴其饒。”《讀史方輿記要》卷六十二更明確記載：“渠在靈州，本漢時導河溉田處也。”漢延渠起自今青銅峽市東南，引黃河水流經永寧縣和銀川市，向北合匯於惠農渠，全長壹百余公裏。與漢延渠同樣聞名的是唐來渠，它也是漢代開鑿的引黃河水溉田的渠道。這些著名的渠道開鑿的時間都在西漢時期，《史記》卷二十九載，漢武帝時“朔方、西河、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公元前106年，漢武帝將全國劃分為十三個刺史部，下轄郡和縣，今日寧夏北部的銀川、吳忠和靈武等市、縣均歸朔方刺史部轄下的北地郡管理。
牛耕的使用和引黃渠道的興修，促進了寧夏地區農業的發展，手工業和商業也隨之興盛起來。
在銀川平吉堡西漢墓葬中出土的各種陶器、漆器和青銅器文物，均顯示了西漢時期寧夏地區手工業所達到的水平。出土的陶器均為釉陶和灰陶兩類品種，它們全是由輪制工藝加工而成的，因而陶器的形狀規整，器壁的厚薄均勻。釉陶為赤黃色，光瑩奪目。赤黃色釉是由釉藥中含的三氧化二鐵經過氧化焰燒煉而成的。要燒成預定的顏色，不僅要求配制出藥量準確的釉藥，而且還須嚴格掌握燒窯期間的溫度和通風情況，沒有優良的工藝是難以制作成功的。陶器中有壹個博山爐，它的爐蓋為峰巒疊嶂的形狀，具有很強的藝術真實感。出土的還有壹個紅底黑彩漆盤器皿，雖然木質胎已經腐朽，但是彩繪的花紋還清晰艷麗，纖細流暢，表現出西漢時期我國高度發達和臻於完善的漆器制造技術。另外還發現了壹些青銅制作的車馬具零件模型、連弧紋銅鏡等物。銅鏡是由銅、錫、鉛的合金鑄造的青銅鏡，它的表面不易氧化生銹，可以保持鏡面長時間光潔明亮。銅鏡背面的花紋千姿百態。銅鏡制作技術的嫻熟，既反映了西漢時期金屬冶煉水平的提高，又表明了人們對光線反射原理的深刻理解。在固原縣古城還發現了壹件錯金銅羊，系用青銅鑄成。羊臥地回首，兩眼凝視，栩栩如生，而且羊身上的卷毛皆用細如發絲的金銀線鑲錯而成，顯得金光銀彩交互輝映，是壹個生趣盎然的藝術精品。寧夏地區出土的西漢文物表明，那個時期寧夏地區在農業、手工業等方面的發展水平已經和中原地區十分接近。
經過西漢二百多年的發展，寧夏地區發現的東漢時期的文物更是豐富多彩。
東漢農具的改進標誌著寧夏農業的進壹步發展。賀蘭縣暖泉農場東漢墓中曾出土了壹件犁壁，用生鐵鑄造。它的形狀為長方形葉狀，長五十厘米，寬二十二厘米，壹角弧圓，背面有兩個鼻紐。犁壁和犁尖配套連用，可將犁起的土翻向壹邊曝曬，能更有效地殺死害蟲和提高土地肥力。據記載，歐洲的耕犁直到公元11世紀才裝配有犁壁，而我國在西漢時便有了犁壁的裝置，比歐洲要早近千年，充分顯示出中華民族的智慧和能力。鐵制農具的廣泛使用增加了寧夏地區的糧食產量，因此到了東漢順帝永建四年(129)，朝廷大臣在給皇帝的奏章中呈報了北地、安定諸郡的發展情況(寧夏當時屬北地和安定郡管轄)，“沃野千裏，谷稼殷積，土宜產畜，牛馬銜尾，群羊塞道，…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後漢書》卷八十七)。可見寧夏地區當時的經濟是很繁榮的。
經濟的發展又促進了城市的建設。如今在中寧、賀蘭、鹽池、固原和中衛等縣境內，都發現有東漢時期的城址遺跡，壹些當年所用的建築材料和許多遺物還不時被發掘出來。鹽池縣張家場東漢古城遺址中出土有銘文方磚，上面印有漢代流行的吉祥語，如“大富昌、樂未央、子宜孫”等。固原縣南郊古城遺址中還發現了用圓形陶井圈砌成的陶水井，城內排水用的陶水管道。陶管有直筒形和曲尺形兩種。它們說明，在當時的壹些城鎮中，已有了較為完善的供水、排水設施。東漢時期的地主大莊園經濟發展較快，許多財富、地位相當的人死後常按姓氏分區葬在同壹墓地中，因而有的墓地墓葬星羅棋布，達數百余座，延亙數華裏。在已經發掘的壹些墓葬中，出土了大批反映當時經濟、文化特征的文物，有陶器、銅器、玉器等。
陶器的種類繁多，幾乎包括當時居民們所有的生活用品。賀蘭縣暖泉出土了壹種東漢綠釉陶壺，色澤碧綠如翡翠，清秀典雅，顯示出嫻熟高超的焙燒技術。吳忠市關馬湖出土了壹棟陶屋模型，外型為三層結構，有門窗、欄桿、鬥拱和屋頂，還用紅、白顏色勾描出彩畫，是東漢住宅建築的真實縮影，是現代人了解東漢民眾生活的重要資料。
銅器有鏡、壺、貨幣和車馬具等物。固原縣草廟出土了壹枚銅印，形制為方形，外表塗金，邊長二點三厘米。印文無邊欄，陰刻篆文“伏波將軍章”五字。據考證是東漢馬援印章。《資治通鑒》卷四十三記載，東漢光武帝建武十七年(41)“拜馬援為伏波將軍，……南擊交趾”，而馬援年輕時曾在北地郡生活過。固原西郊還出了壹把東漢初年的鐵劍，長壹米零五，雖埋地下千余年，但劍刃依然鋒利。同地還出土壹把彩繪骨尺，尺面用赭紅色描繪出流暢的變體流雲圖案，上有十個刻度，全尺合今天的二十三厘米。這把骨尺對研究我國古代量器很有價值。
在寧夏南部還發現有壹些漢代匈奴族的文物。匈奴被漢朝擊敗以後，壹部分匈奴人歸附漢朝，被漢朝安置在指定地點生活。1976年在固原縣古城發現了壹件匈奴族的透雕長方形銅牌，圖形為兩只長角鹿相對而立。在固原西郊還發現了壹件匈奴用的鐵劍，劍首用青銅鑄造，作成兩個羊頭相對的圓環形狀，具有匈奴民族文物的濃郁風格。這些文物是漢族和匈奴族人民***同生活、相互溶合的珍貴歷史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