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諸多因素影響，後世之人，只要談及李鴻章，都認為他壹味妥協、崇洋媚外，罵他為“漢奸”、“賣國賊”，留下的是壹幅獐眉鼠眼、委瑣窩囊的漫畫相。其實，李鴻章個子高大，壹點八米左右，風度儒雅，顯得儀表堂堂，頗有幾分英俊瀟灑的味道，有“雲中鶴”之雅稱；也並非人們想象的那樣膽小如鼠、局促狹隘，早年他作有《入都》詩十首，其中壹首寫道：“丈夫只手把吳鉤，意氣高於百尺樓。壹萬年來誰著史，三千裏外欲封侯。”僅僅壹首短詩，我們即可從中讀到他的遠大理想與豪情壯誌，看出他的博大胸襟與廣闊視野，見出他那汪洋恣肆的文采以及舉重若輕、氣閑神定的風姿。
李鴻章人生的巨大轉折緣於太平天國。1853年3月4日工部侍郎呂賢基在鹹豐皇帝面前保薦李鴻章等人隨同幫辦。於是，李鴻章離開京城，回到故鄉宿州，輾轉奔赴於安徽各地，以盡力剿滅撚軍與太平軍為己任，替清廷效犬馬之勞。李鴻章在安徽幫辦團練的五年時間內，或入幕府參與軍事謀劃，或獨立率軍作戰，雖用力甚多，也打過不少大仗、硬仗、勝仗。“國難未除家未復，此身雖去也躊躇。”李鴻章接到恩師曾國藩來信，希望他能進入湘軍幕府。李鴻章就此離皖赴贛，趕往曾國藩的建昌大營。
就個人天賦而言，李鴻章居曾國藩之上，曾國藩深知李鴻章其人，把他當成助手、顧問，視為左右臂膀，壹切重大計劃、決策都與他相商。李鴻章也的確才堪大用，批閱公文、起草書牘、建言獻策，都甚為得體周全。李鴻章才華橫溢、卓爾不群，也就免不了幾分自負，為人處事落拓不羈。曾國藩也覺得李鴻章各方面都已成熟，可放手讓他獨當壹面，使勁壹搏。於是，他壹面上奏保薦李鴻章為江蘇巡撫，壹面命他招募兵馬組建援滬之師。李鴻章初到上海，就像壹條出水蛟龍，壹時間弄得風生雲起，在上海灘這塊“風水寶地”寫下了國人最早的創業神話。
李鴻章自稱接過了老師衣缽，可實際上未能真正理解、吸取、傳承曾國藩那作為壹位真正理學家的本質精髓，缺少壹種內在的精神貫註與嚴格要求，無論對己對人，都顯得相當實際而實惠。他“好以利祿驅眾”，重用人才著重謀略幹練，將文章道德放在其次，他曾露骨地袒陳道：“天下熙熙攘攘，皆為利耳，我無利於人，誰肯助我”他對部下以實利相誘，只要事情辦成，論功行賞，封官加爵，決不含糊。他緊緊抓住軍權不放，以強大的軍事實力作後盾。他對手下公然宣稱：“壹切小錯都不用過問，壹切大錯都由我李鴻章承擔！”此言壹出，人人願為他效命，但也因此而魚目混珠，泥沙俱沙，時間壹長，勢必影響士氣，敗壞風氣，造成“壹代不如壹代”的混亂局面。
李鴻章壹生執著官場從未言退，認為只有做官才能成就壹番事業——上可忠君報國，下則為民謀利，“安能不熱衷耶？”當然，如果從另壹角度視之，也算得上壹種擔當與氣概——不畏險阻勇於任事，面對困境從不退縮。
李鴻章自視其高、倨傲不恭，不會轉彎抹角以退為進，不懂守雌藏拙適可而止，不會收斂鋒芒韜光養晦，得罪的人實在是太多太多了。除委曲求全、百般討好慈禧太後壹人之外，他不招光緒皇帝喜歡；他與翁同龢不和；他與左宗棠、張之洞等鬧翻，相互發難，互不買賬，特別是與左宗棠交惡甚深，兩人幾乎在每壹件事情上都有沖突，動不動就大動幹戈；他惹怒了朝廷清議派，這就相當於捅了“馬蜂窩”，招來永無止息的無端攻擊；就連重用他的慈禧太後，也對他處處設防……各種勢力都明裏暗裏反對他、阻撓他，而所有的責任都要他壹人承擔，壹切過錯失敗都壹股腦地加諸其身。在壹部百年屈辱的近代史上，李鴻章孤獨而寂寞的身影映照在寬大的天幕前，幾乎受盡了上自朝廷高官，下至普通百姓，來自方方面面的天底下最多的唾沫與罵名。李鴻章似乎太不懂得傳統的為人處世之道了，這恐怕也是他身前遭罵、死後負謗的緣由之壹。
李鴻章接替曾國藩出任直隸總督，坐上封疆大臣的頭把交椅，此後在這個位置壹坐就是二十五年之久。李鴻章獲得了慈禧太後的格外垂青，認為他實為清廷第壹股肱之臣，不久便任命他兼任北洋大臣。1825年1月9日，李鴻章又被授予文華殿大學士，位居內閣各大學士之首。這壹實際上的宰相之職向來都是滿人“專利”，漢人得此職銜者以李鴻章為第壹。
若論李鴻章的個人功績，主要在於壹個“洋”字——洋務與外交，也正是這兩方面使得他備受爭議。
自領兵獨當壹面從安慶趕赴上海，李鴻章似乎命中註定了要與洋人打壹輩子交道。
李鴻章以軍事自強為切入點“用夷變夏”，全面學習西方的洋務運動主要包括四個方面：壹為交通，辦電報修鐵路，他在天津設立電報總局自辦電報事業，在開平煤礦修築軌距、質量與英國完全相同、全長十壹公裏的鐵路，又組建開平鐵路公司，修築唐蘆鐵路、唐津鐵路、關東鐵路等；二為礦業，創建開平煤礦，設立開平礦務局，開辦漠河金礦等；三為民辦工業，創辦輪船招商局，這是李鴻章創辦最早的官督商辦企業，也是中國近代工礦企業中規模最大、引進西方技術與管理方式最早的民用企業；四為商業，組織公司尋找機會積極與西人通商。
在李鴻章的積極主持下，洋務這壹新鮮事物在中國大地不僅開出了堪稱艷麗的花朵，而且結出了無數豐碩可觀的果實，創下了許多第壹：組建了中國第壹支完全由洋槍洋炮裝備的軍隊，成立了中國第壹支真正意義的近代化海軍，派遣了第壹批到西方學習的官派留學生，修築了中國第壹條鐵路……此外，他還建造了中國第壹個大型兵工廠、第壹座煉鋼爐、第壹座煤礦、第壹個機器棉紡織廠、第壹家輪船航運企業、第壹艘輪船、第壹個電報局、第壹個譯書機構、第壹所陸軍軍官學校……
李鴻章開風氣之先，在舉辦這些洋務實業時，無不受到守舊人士的猛烈攻擊與嚴重幹擾。僅以修築鐵路為例，這壹在今日看來無疑屬於利國利民的大好事，卻在當時遭到頑固派的極力阻撓。五千年燦爛文明的背面，陰影籠罩下的是五千年的積弊與惰性，要想變革，哪怕稍稍觸及傳統，也會引來頑固守舊勢力的拼死捍衛。對此，李鴻章不由得仰天長嘆道：“當今各國壹變再變，唯中國守舊不動，天意耶！人意耶！”
當年已衰邁的李鴻章回顧自己壹輩子走過的艱辛坎坷時，曾不無悲涼地說道：“我辦了壹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壹時。如壹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是凈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裏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應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李鴻章所言，道破了諸多事實真相。他就真的像壹個“裱糊匠”，哪裏出了漏洞，都要他去糊去補。而狂風暴雨壹旦襲來，表面的華飾被揭破，舊屋變得更其千孔百瘡，“裱糊匠”自然也成了眾矢之的。
甲午戰爭失敗，所有的責任都推到了李鴻章壹人頭上，因為是他創建的北洋海軍與日本艦隊作戰失利，是他的北洋陸軍棄守平壤壹敗再敗，致使日軍深入東北三省及山東境內。可實際上，只要我們稍加分析，就可看到中日甲午之敗，是近代中國的壹次全面性大潰敗——不僅是清政府的失敗，也是固步自封的傳統文化與頑冥不化的國民性的失敗。就在李鴻章以北洋海軍、淮系陸軍與日軍作殊死之戰時，清廷的其他兩支海軍——南洋艦隊與粵洋艦隊，還有全國各地的其他陸軍部隊都作壁上觀，不僅沒有參與其中，部分同僚還暗中掣肘，壹個勁地攻擊李鴻章。李鴻章曾催調南北兩路援軍，或因故意拖延，或因交通受阻，都沒有按時到達。對此，梁啟超在《李鴻章傳》壹書中猶憤憤不平地寫道：“不見乎各省大吏，徒知畫疆自守，視此事若專為直隸滿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籌壹餉出壹旅以相急難者乎？既有之，亦空言而已。”也就難怪西人說“日本非與中國戰，實與李鴻章壹人戰耳”。作為政敵的梁啟超走筆至此，情不自禁地贊道：“以壹人而戰壹國，合肥合肥，雖敗亦豪哉！”
對日本的後來居上，李鴻章自然心知肚明，戰爭壹開，不僅是軍事之爭，也是中日兩國綜合國力的大比拼，日本經過明治維新，銳意改革，方方面面已領先中國。因此，他極不願意與日本開戰，先是通過英俄兩國出面交涉未果，後想通過談判作出壹定的讓步避開這場戰爭。然而，光緒皇帝與主戰派不允，他只好由“避戰求和”變為“以戰求和”。
戰爭中，李鴻章苦心經營的北洋海軍全軍覆沒，陸兵壹退千裏，不僅沒有保住藩屬國朝鮮，就連本土也受到了日軍的大舉侵犯，大連、旅順相繼失守。仗如果再打下去，只能是喪失更多的土地，連京城也難以自保，戰而不勝，無法“以戰迫和”，李鴻章只有再次求助國際調停。他對清廷官場及國民性了解得越深，就覺得應該盡早求取和平，早和壹天就會少壹分損失。在美國的斡旋下，日本同意談判，在談判中，李鴻章據理力爭，盡可能地減少損失，早日達成和議。而日方壹方面在北塘、大沽壹帶展開軍事行動施加壓力，壹方面盛氣淩人地刁難以獲取最大利益。就在雙手相持不下之時，壹位刺客幫了日本的倒忙，使得李鴻章在談判中多少占據了壹點主動。李鴻章在第三次會議結束後與隨員們壹同返回行館時，日本青年趁機對準他的左臉開了壹槍。李鴻章當即昏倒在地，鮮血從面頰流下染紅了衣襟。李鴻章被緊急送往醫院，醒來後表現極為鎮定，而內心卻是百感交集。他年已七十有三，如果就此壯烈死去，倒也能夠博得壹個以身殉國的美譽。可是，命運卻安排他活著，繼續面對無盡的屈辱與災難。壹顆子彈，永遠地留在了他的身上。而比子彈更為寒心的則是誤解，是“賣國賊”之類的罵名永遠刻在他的心頭。
作為世界上最負盛名的中國政治家與外交家，李鴻章面對窮兇極惡、貪得無厭的日本帝國，他以生命為代價，抱傷繼續談判，寸步不讓，寸土必爭，盡管使賠款減少三分之壹，割地減少近二分之壹，算得上不辱使命，也只是簽訂了壹個被國人視為賣國的《中日馬關條約》。
“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弱國無外交，敗國更是不存在平等外交！痛苦與屈辱深深地刺傷了李鴻章，他發誓今後壹輩子也不踏上日本土地。
在情勢逼迫之下，光緒帝不得不違心議和，無奈地簽下馬關和約，便將壹肚子怨氣發泄在李鴻章身上。曾國藩在世時，壹切責任與罵名都有他給李鴻章這位後繼者擔著頂著。當他壹旦長逝，李鴻章便如斷奶的嬰兒，盡管政治、事業仍不斷攀升，可個人聲譽卻開始走下坡路不斷跌落了，且越跌越深，最後幾幾乎跌入萬劫不復的深淵，正所謂“權傾壹時，謗滿天下”。
1895年4月，當李鴻章臉上綁著繃帶，帶著未愈的槍傷回到國內，他發現自己成了舉國公憤的歷史罪人：光緒帝怨恨不滿，大臣說他喪權辱國，民間說他收受日人大量賄賂，連兒子李經方也成了日本收買的密探，更有人伺機而動欲殺掉他壹雪國恥……以此為出發點，出於某種功利的需要，經由宣傳機器不斷擴大誤導，似乎近代中國的壹切黑暗與混亂，諸如外敵入侵、落後挨打、民生雕敝、半封建半殖民地統治等等，大多由“漢奸”、“賣國賊”李鴻章壹手造成，於是乎，李鴻章壹直成為罪惡的象征。
當然，也會有人站出來為他說上幾句公道話，比如主張洋務的恭親王當時就為李鴻章辯護，說“中國之敗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鴻章之過”。可這種聲音實在過於微弱，很快就被刺耳的喧囂淹沒得壹幹二凈。
然而，每當國家局勢被壹般無識顢頇之人弄得靡亂不堪、危機叢生、危險四伏之時，出來收拾殘局的，還是李鴻章。環顧朝野，也只有他堪當如此重任。李鴻章總在關鍵時刻，以個人榮譽換來短暫的和平與寧靜，使得羸弱不堪的大清帝國緩過壹口氣來，不致四分五裂、土崩瓦解。
八國聯軍侵華，此時的李鴻章已遠離京城，外放廣州署理兩廣總督。慈禧與壹幫守舊派借義和團之手盲目排外，被利用的義和團打著“扶清滅洋”的旗號，在山東、直隸境內燒毀教堂，殺害洋人，後又進入北京攻打外國使館。鬧到最後，慈禧太後竟歇斯底裏地向英、法、德、俄、日等十壹國列強同時宣戰，並令封疆大吏李鴻章等人“北上勤王”。李鴻章深知國家之積弱，壹國都不能取勝，何況十壹國列強？因此，“若不量力而輕於壹試，恐數千年文物之邦，從此而已。”他所能做的，就是盡量控制事態，力挽危局，使得大清帝國的東南半壁江山免於列強的戰火侵襲與殘暴蹂躪。
八國聯軍很快進占北京，慈禧太後與光緒皇帝壹行倉皇出逃。這時，“漢奸”李鴻章壹時間又為中外人士所矚望，認為只有他北上才能平息戰端。“每當滿清政府把這個巨大的帝國帶到毀滅的邊緣，他們唯壹必須啟用的人就是李鴻章。”於是，清廷開始壹而再、再而三地下詔，要求他“迅速來京，毋稍刻延”。如果說李鴻章對甲午戰敗負有不可推卸的嚴重責任，由他赴日談判，也算咎由自取，而此次戰端，與他並無半點幹系，他本可以將壹應責任推得壹幹二凈，可國家處於危難之際，他能坐視不管嗎？
清廷給他的電諭壹天緊似壹天：“該大臣受恩深重，尤非諸大臣可比，豈能坐視大局艱危於不顧耶？著接奉此旨後，無論水陸，即刻啟程，並將起程日期速行電奏。”他只有不顧個人安危，不惜個人毀譽，以七十七歲高齡風塵仆仆地趕赴京城談判。
李鴻章再次被推到了歷史的風口浪尖！
談判需要底氣、籌碼、力量與後援，可李鴻章所能憑恃的，就是壹張嘴皮，壹顆對朝廷的忠心。
壹番唇槍舌劍百般斡旋，李鴻章受盡屈辱據理力爭，總算以抱病之軀，與列強達成了辛醜和約。
條約簽定，聯軍開始撤退，李鴻章病情漸重，飲食不進，忽冷忽熱，咳嗽不止，無法坐立。盡管如此，李鴻章仍牽掛著時局與未來，在上報和約簽訂情形的奏折中寫道：“臣等伏查近數十年內，每有壹次構釁，必多壹次吃虧。上年事變之來尤為倉促，創深痛巨，薄海驚心。今議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堅持定見，外修和好，內圖富強，或可漸有轉機。”
戰亂之際，國人企盼和平，對李鴻章翹首以待。“鴻章既受命，朝局始有轉機，都人皆置酒相賀。”對他素有好感的人說他臨危受命是愛國英雄，“黃花晚節，重見芬香”；就連昔日仇敵也恭維他公忠體國、老成謀國，乃國之棟梁、“當代第壹偉人”。可壹旦和約簽訂，危殆解除，情勢便急轉直下，李鴻章又成了眾人指責斥罵的對象。“賣國者秦檜，誤國者李鴻章。”此言壹時間傳遍大街小巷、鄉陌閭裏。
由於時代環境、文化傳統、歷史背景、個人識見所限，李鴻章在處理對外關系時，確曾出現過壹些失誤。對此，我們可以稱之為“誤國”，但他絕無“賣國”之舉。李鴻章不僅沒有賣國，還無時無刻不在維護國家權益。西方壹致公認李鴻章“無疑是壹個真正的愛國者，他始終在盡他最大的努力來維持他國家的利益，但遺憾的是，他手中的籌碼太少了”！在外交場合，他從無奴顏婢膝之舉，總是維護自己的尊嚴，連外國人也說他過於孤傲。平心而論，不論是中日談判，還是與聯軍簽約，整個滿清朝廷，不會有人比李鴻章辦得更加圓滿，只能是更其糟糕。在外國人眼裏，他們不知有清朝，卻知道中國有壹個李鴻章，“外國使節認為在中國可能作為理智談判對象的壹人也是李鴻章”。因此之故，洋人可以不買清廷的賬，卻不得不買李鴻章的賬。
中國甲午戰敗後，俄國出於本國利益，以***同防止日本侵略為由，誘使李鴻章簽訂了中國與外國的第壹個軍事同盟條約《中俄密約》。俄國訂約的目的，並非真正與中國攜手對付日本，而是單方面在華獲得種種權益，特別是修築中東鐵路之權，借此將俄國勢力滲入東北三省。
李鴻章簽約後高興異常，以為替中國做了壹件大好事，可保中國二十年無事，清廷可在和平安寧的環境中壹心壹意地大興洋務，富國強民了。沒想到正是這壹條約，惹來西方列強的進壹步垂涎。受到俄國愚弄的李鴻章本來就窩了壹肚子怨氣無處發泄，於是，他明確告訴俄國公使雷薩爾，可以簽訂撤兵條款，但拒絕立下所謂的道勝銀行協定。
賴著不走的俄人連續不斷地對他施加壓力。為簽訂《辛醜條約》，李鴻章早已氣病交加，俄人的要挾使得病情進壹步加重。1901年10月30日，李鴻章從俄國使館回到家中，開始大口吐血，“紫黑色，有大塊”，先是碗許，又吐半盂。自咯血開始，李鴻章七天不進飲食。咽氣前壹小時，俄國公使還站在床頭逼迫他在條約上簽字。臨終前問及他對家事有何囑咐，李鴻章無言；問及國事，頓時老淚縱橫，眼睛慢慢閉合。站立壹旁的李鴻章助手、直隸布政使周馥大聲哭喊道：“我尚有言，公如何氣絕？”旁人責怪他多言，不料李鴻章突然瞪大眼睛，真的等他開口說話。周馥只好編出壹套話道：“俄國公使說了，相國去位（逝世）後，俄國壹定不作難中國的事情，兩宮不久也要從西安回京了。”李鴻章聽完，這才帶著無盡的悲愴與遺憾，頭壹偏，真正閉上雙眼，走完了七十八歲的人生旅程。
面對歷史，壹個最起碼的常識，便是尊重事實，不能隨意臧否，不能跟著起哄，不能人雲亦雲，更不能因了達到某種宣傳目的而有意遮蔽、誇大、篡改事實。如果我們認同這壹原則，那麽用“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形容李鴻章，實在壹點也不為過。
李鴻章外交的最大失誤，就在“以夷制夷”之策。在與太平軍、撚軍作戰時，他采取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的方略，取得了極大成功，於是，就想故伎重演，利用列強之間的勾心鬥角，將矛盾外引，減輕中國壓力，尋求壹種平衡術。也不能說此策全然無用，但在關鍵時刻，列強絕對不會為了中國損害本國利益而與他國攤牌，乃至爆發戰爭。要想在國際關系中獲得尊嚴，求得主動，唯有“實力”二字。滿清腐朽不堪，中國積貧積弱，哪來實力可言？這就決定了近代中國之外交，總是處於“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悲慘境地。
李鴻章壹輩子汲汲於事業功名，孜孜以求，勤勉不懈，就連與他政見相左的革命派領袖孫中山也佩服不已：“中堂從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艱巨險阻，猶所不辭。”
可無論從哪方面而言，李鴻章的個人努力換來的都是失敗：興洋務，受制於封建官僚體制，虎頭蛇尾難收大功；改革軍事，因甲午壹戰敗於日本，二十多年苦心經營付諸東流；辦外交，屢遭欺淩，謗滿天下；開創近代教育，也因多方受阻而中途夭折……李鴻章可謂地地道道的歷史悲劇性人物，然而，他的悲劇並非個人悲劇，而是國家悲劇、民族悲劇、時代悲劇的縮影。對此，梁啟超相當中肯地評價道：“吾敬李鴻章之材，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毛澤東也說他是“水淺而舟大也”。
也不能說他壹輩子事功徹底失敗，縱觀李鴻章壹生，應該說是成功與失敗交織、喜劇與悲劇摻和的壹生。在他的倡導，或者說引導下，滿清帝國總算是掙脫了幾千年的傳統束縛，在學習西方的道路上邁著艱難而蹣跚的步履緩緩前行。其實，李鴻章在中國工業化、軍事西方化、教育近代化等諸多方面，只要某壹方面獲得全面成功，近代中國，乃至今日之中國，都會發生扭轉乾坤的巨變。舉例言之，如果甲午戰爭清廷獲勝，那麽就不是日本，而是中國躍居世界軍事強國行列，此後絕對不會出現海權喪失殆盡、列強頻頻入侵的局面。影響所及，作為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壹的當代中國海防，也不至於寒磣到連壹艘航空母艦都沒有的尷尬地步。
當然，這是壹種不可能成立的假設，近代化是壹個系統工程，不能急功近利地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也不會只有某項單方面的成功。欲達全面革新，必須有長遠的規劃，有配套的政治改革如君主立憲等。以異族入主中原的滿族統治者絕對不會虛君放權，李鴻章也沒有什麽長遠的改革大計與建設藍圖，基本上是走壹步、看壹步、學壹步，僅僅停留在表層的實用技術方面的改革，深層次的制度、法律、政體、文化等方面基本沒有觸及。不唯李鴻章，這也是近代整個洋務運動的壹大盲點。比如清廷派遣嚴復等十二人作為第壹批歐洲留學生專門學習海軍技術，而同壹時期的日本則向英國輸送了壹百來名留學生，學習科目多為法律、政治，很少有人專攻軍事。
李鴻章有著常人難以企及的性格優點，他身上有著壹股子難得的韌性與忍勁。別人罵他，他從不為自己辯誣，顯得十分超脫，並將女兒嫁給曾經罵他罵得最兇的清流派領袖之壹張佩綸。面對各種政敵及反對勢力，李鴻章從不退縮。雖飽受罵名，四方樹敵，但事情還是要做，與列強周旋不已，力挽狂瀾，為救清廷於絕境，不惜搭上老命壹條。
李鴻章受人詬病最甚之壹，便是積有大量財產，說他“富甲天下”。李鴻章聚財斂財的確不假，但他能夠做到公私分明。他的資產，多為招商局、電報局、開平煤礦、通商銀行等處的股份及上海等地當鋪、銀號的利潤所得。而朝廷公款，並未貪汙占用，在離任直隸總督時，李鴻章曾將長期“截流”、積存的八百多萬兩白銀全部移交給繼任者王文韶。據說這筆經費後來落入袁世凱之手，成為他交結王侯、內外聯絡的特別經費。
盡管擁有大量資產，李鴻章生活卻相當簡樸，飲食簡單，習性嚴謹，其個人嗜好，壹是喜抽水煙袋，二是午餐愛喝兩杯。以致在外國人眼中，他是壹個典型的吝嗇鬼。李鴻章對毒害中國的鴉片十分痛恨，嚴復在他創建的北洋水師學堂任職時吸食鴉片，常受到他的嚴厲斥責。李鴻章病逝，嚴復以理解同情之心送上壹副挽聯道：“使先時盡用其謀，知成功必不止此；設晚節無以自見，則士論又當何如？”嚴復認為，如果李鴻章的洋務運動、軍事改革沒有多方掣肘阻撓，就不會有甲午慘敗、庚子之禍；而到了唯有敵敗求和才能保全國家之時，如果李鴻章不承擔主持和議收拾殘局之責，士大夫們又要攻擊他只求個人名節而誤國誤民。
在關於李鴻章的諸多評價中，外國人最為持平公允，他們壹致認為李鴻章是中國19世紀第壹流的政治家、外交家，將他稱為東方的俾斯麥。其中當數美國人格羅弗·克利夫蘭的評價最具代表性：“李鴻章不僅是中國在當代所孕育的最偉大的人物，而且綜合各方面的性質才能來說，他是全世界在上壹世紀中最獨特的人物。以文人來說，他是卓越的；以軍人來說，他在重要的戰役中為國家作了有價值的服務；以從政三十年的政治家來說，他為這個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繁盛的國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認的優良設施；以壹位外交官來說，他的成就使他成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斯人已逝，但影響仍通過他舉辦的洋務自強運動，通過他不惜個人生命與榮譽得以保全的中國主權之完整，通過他格外賞識著意提拔的袁世凱等人而深刻地作用並改變著中國的歷史格局。特別是在對外開放走向世界的艱難進程中，李鴻章更是作出了時人無法匹及、後人難以想象的貢獻。在當年的萬國運動會上，各國國旗伴著國歌依次升起，輪到中國時，卻只有黃龍旗在寂靜中冉冉上升。所謂堂堂的大清帝國，竟連國歌都沒有壹首，場上響起了陣陣西人的嘲笑。此時，年過七旬的老人李鴻章站了出來，神態毅然地走到黃龍旗下，盡可能地挺直腰板，亮開既不清脆也不高亢的嗓子，唱了壹首他從小就唱得爛熟的歌曲——家鄉安徽民間小調《茉莉花》。喧囂歸於寂靜，唯有李鴻章的聲音在運動場上回旋。壹曲唱罷，雷鳴般的掌聲頓時從四面八方湧向這位不惜壹切，誓死捍衛祖國與民族尊嚴的老人。
關於李鴻章的不足與弱點，只要列舉，壹時間我們可以舉出許多。比如他用人有虧，任人唯親，只重家鄉安徽人，偏袒親戚門生；他在甲午海戰中壹味采取守勢，缺少主動進擊的勇氣與銳氣；他身上江湖味太濃，政客氣太重，缺少曾國藩那樣的理學家的虔誠與忠信，漠視“以修身為本”； 他強調辦實事，不註重學問修養，直到晚年才幡然省悟，“自悔盛年不學，全恃壹股虛驕之氣，任意胡為，其實沒有根底”；他聰明有余，智慧不足，缺乏大政治家的風度、大改革家的氣魄、大軍事家的膽識，不足以擔當濟世強國、勇猛精進之大任；他恃才傲物，壹副大清天下，舍我其誰的派頭，因此對同僚倨傲不恭，對部屬動輒訓斥，對洋人也不例外地“輕侮”；他喜看《莊子》、《管子》，不讀西方之書，對西學的認識與了解始終停留在非常膚淺的水平上；他知道中國內部許多腐朽真相，就是不肯付出巨大犧牲著意改革，比如在美國接受記者采訪時他曾經說道：“清國辦有報紙，但遺憾的是清國的編輯們不願將真相告訴讀者，他們不像妳們的報紙講真話，只講真話。清國的編輯們在講真話的時候十分吝嗇，他們只講部分的真實……”他明明知道中國的虛假偽飾，可作為壹個舉足輕重的領導人物，為何就不想方設法地根除這壹至今仍然存在的弊端呢？……
當然，“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況且以上所舉，不少屬我們對李鴻章的個人苛求。歷史與國情，決定了古老的中華帝國每前進壹步，都得付出超過他人十倍的努力與代價。洋槍隊隊長戈登曾壹針見血地說道：“中國人是壹個奇怪的民族，他們對壹切改革都很冷漠。”又說在他所認識的中國人中，唯有李鴻章，才有壹點改革的願望。
無論我們持何種觀點，從何種角度看待、評價李鴻章，都大可不必將“漢奸”、“賣國賊”之類的語匯加諸其身，他為清廷做了壹輩子的替罪羊，與秦檜、汪精衛等人有著本質的區別。即便“憤青”似的不問青紅皂白將近代諸多過錯與災難歸咎於他，最起碼在我們眼裏，他也是壹位值得敬重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