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次集資活動中，各地的媒體記者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其中最活躍的是《科技日報》記者孫樹興。當沈太福在海南開始集資時，孫樹興在報紙的頭版頭條發表長篇通訊《20天集資2000萬》，對長城公司的集資業績大加鼓吹。在隨後的幾個月裏，孫樹興又相繼發表了《用高科技和我們百年不懈的改革開放築起新的長城》以及《為了千百萬父老兄弟》等長篇報道，對長城公司的集資給予高調的追蹤報道。正是在數百家媒體的催熱下，沈太福跑馬圈地，戰無不勝。在這期間，沈太福先後給了孫樹興兩萬多元辛苦費以及密碼手提箱、“皮爾?卡丹”西服和日本產“美能達”全自動照相機等物品。孫樹興後來因此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
在孫樹興的牽線下，沈太福又幸運地結識了曾經擔任過《科技日報》總編輯、時任國家科委副主任的李效時。在沈太福案中，李效時扮演了壹個很關鍵的角色。當《科技日報》對長城公司大加報道的時候，他便對這個節能項目深信不疑，為了表示支持，他專門到長城公司去考察，還留下了“願長城目標早日實現”的題詞，被沈太福用在所有宣傳文本上。李效時還借出差的機會到各地為長城做宣傳。在海南，他對媒體記者說，“我從深圳到廣州到海南，宣傳了壹路的‘長城’。我覺得‘長城’所辦的科技實業，是壹個充滿希望的科技實業！”由於他的官方身份實在特殊，因而成了長城公司最具說服力的宣傳員。為了報答李效時，沈太福以李效時三兒子的名字簽訂了壹份4萬元的北京長城公司“技術開發合同書”。第壹次，李效時拒絕了，第二次，沈太福派人把它從李效時辦公室的門縫裏塞進去，這次，李效時沒有退回，他心領神會地將之鎖進辦公室的壹個鐵皮櫃裏。就為了這份合同，李效時壹年後被認定犯有受賄罪、貪汙罪，判處有期徒刑20年。
如果說孫樹興和李效時為長城公司效勞夾有私利因素的話，那麽，在當時確實有壹些專家和學者對沈太福的集資模式表示由衷的贊賞，其中便包括老資格的社會學家、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費孝通。在1993年1月，費老撰文《從“長城”發展看“五老”嫁接》，對長城模式進行“理論”上的論證。他所謂的“五老”是老大（國有企業）、老鄉（鄉鎮企業）、老九（知識分子）、老外（外資企業）、老幹（政府官員）。費孝通認為，長城公司在高新技術成果的委托加工、成果轉讓、搞活民間金融、對外合作以及發揮老幹部余熱等方面都做出了值得稱道的成績。
到1993年初，沈太福先後在全國設立了20多個分公司和100多個分支機構，雇用職員3 000多人，主要的業務就是登廣告、炒新聞、集資。①據王安在《25年》壹書中披露，長城公司在媒體和官員公關上不遺余力，“據傳，沈太福的紅包攻勢花費了3 000萬。”到2月份，長城公司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裏***集資10億多元人民幣，投資者達10萬人，其中個人集資款占集資總額的93%。集資款逾5 000萬元的城市有9個，北京的集資額最多，達2億多元。隨著集資泡沫越吹越大，沈太福講的故事也越來越離譜，他宣稱擁有300多項專利技術，“其主導產品高效節能電機已在各生產領域應用，已握有15億元的訂貨量”，同時，“在全國數萬家民辦科技企業中，長城還是唯壹壹家納入國家行業管理的”。事實上，在這段時間裏，長城公司只售出電機50多臺，價值僅600多萬元。為了制造經營業績良好的假象，沈太福把3.2億元集資款變成公司的營業銷售收入，然後向稅務部門繳納了1 100多萬元的稅款。與此同時，沈太福在人際公關上大下工夫，他先後聘請了160多名曾經擔任過司局長的老同誌擔任公司的高級顧問，由此構築起了壹個強大的官商關系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