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深愛民族文化，也深愛這真金美玉的《詩經》，結合多年對《詩經》的研究和教學工作，既汲取古今研究者的成果，又獨立思考，聯系古今民俗、語言等，註意挖掘詩中較含隱又給人以啟示的東西，以有新見，這樣寫成了此書。
中華民族有著數千年的文明歷史，創造了光輝燦爛的古代文化，給人類留下了豐富的精神財富。它不僅對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凝聚力，而且對今天在人們正確認識民族歷史的同時，得到愛國主義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的繁榮；仍有巨大的現實意義。它們是我們炎黃子孫的文化精髓，它們塑造了我們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
為了繼承我國優秀文化遺產，使文明古國的歷史遺產得以發揚光大，我們特推出了《中國傳統文化經典文庫》叢書。這套叢書本著推陳出新，弘揚傳統之宗旨。精選我國歷代經史子集名著多種，以古籍名著今譯的形式出版。
我們首先重點選取我國古代哲學、歷史、地理、文學、科技各領域具有典型意義的不朽歷史巨著，又兼及歷史上膾炙人口世代流傳的著名選本。考慮到普及的需要，考慮到讀者的對象，就每壹部名著而言，除個別是全譯外，絕大多數是選譯；即對從該名著中精選出來的部分予以譯註，譯文力求準確、暢通，免去了讀者面對紛繁復雜，文字艱深的古書之苦，適應快節奏的時代，使讀者能夠直面中國古代文化之精華，壹邊學習，壹邊就可以運用。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願意去讀，都能讀懂，以便從中得到教益。
中國古代歷史，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都是巫祝的專職，這時無論有沒有文字，歷史作為詩歌保存在巫祝的心中、口中。‘巫’本來是‘以舞降神者’（見《說文》），也就是代神立言，在他們的歷史中遂使神話與歷史不分，表現形式是史詩與樂舞的結合，這是《詩經》中《頌》的起源……。2
以此觀之，巫祝當是最早的詩人。所以史籍中所謂舜帝命夔典樂，以求“神人以和”3之目的記載絕對是有根據的。詩最初產生於人——神關系的語境，是人向神的言說的獨特方式，這應是不爭的事實。這種獨特的言說語境也就賦予詩這種言說形式以種種獨特性：由於它肩負的是溝通人神這樣壹種在當時最為至高無上的使命，故而其言說方式必須有別於壹般的口語，這與甲骨蔔辭、《周易》的卦辭、爻辭是壹致的。又由於詩作為儀式的組成部分是與樂舞緊密相連的，也就漸漸具有節奏與韻律上的要求。這就意味著，從其起源上來看，詩並沒有被賦予後世詩歌那種審美的功能，盡管在儀式的具體過程中也許在莊嚴肅穆的神聖性背後也潛在地存在著審美的性質。後人，特別是現代以來的研究者都從後世的文學觀念出發來看待《詩經》作品，故而都重視“風”、“雅”之作而輕視“頌”詩，而在西周的文化語境中，“頌”的地位遠遠高於“風”與“雅”。
僅從三十壹首《周頌》來看，有半數以上與宗廟的祭祀儀式直接相關，都是.祭先王的。此外有七首是祭祀山川、社稷、天地之神的[ii]。被學者們揣測為《大武》之樂各章的《昊天有成命》、《武》、《酌》、《桓》、《賚》、《般》1等詩篇究竟是否祭祀之樂，頗有爭論。依據《左傳·宣公十二年》載楚莊王的說法，《大雅》的《時邁》和被後人判定為《大武》之樂章的《武》、《桓》、《賚》等詩乃武王克商時所作。也有人認為詩中“武王”這樣的稱謂應為謚法，故疑其為武王死後人們祭祀他的時候所用之樂。後經王國維與郭沫若的考證，認為周代尚無謚法，所以“武王”、“成王”等都是生前的稱號，學界遂將這幾首所謂《大武》樂章判定為武王生時的頌德之作。最近著名史學家趙光賢教授在壹篇題為《武王克商與西周諸王年代考》的文章中認為“以金文與文獻對照，自文武下至宣幽皆應是謚而非生號”2李山博士亦通過詳細考證認同趙光賢教授此說。筆者依據人——神關系的言說語境觀點，亦贊同趙說。所以我們認為作為《大武》樂章的幾首詩也都是用於宗廟祭祀的，是人向神的言說，《周頌》之中並沒有贊頌在世諸王的詩。另外《敬之》和《小毖》二首古今論者均認為是成王自警之作。從詩的文意上看，這是不錯的，但是自警之辭既然用嚴肅的方式說出來並且成為書寫的文本其意義就不同尋常了。這樣做是為了鄭重其事，使之具有莊嚴的色彩，以便與傾聽者的身份相符。那麽誰是傾聽者呢？有的研究者認為是群臣，成王是在群臣面前做自警之辭。這是不確的。成王不大可能在臣工面前表現的那樣謙恭，像“予小子”這樣的自我謙抑之辭在當時雖極為普遍，但帝王們也只是在面對上帝、祖先或長輩時才會用的，例如《尚書·大誥》周公有“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之句。《洛誥》中成王在周公面前才自稱“予小子”。所以，這兩首詩同樣也是向著神——祖先在天之靈言說的，是“告廟之辭”，目的是通過自我警戒、自述辛苦而博得先祖在天之靈的同情與庇佑。
由是觀之，作為《詩經》中最早的作品，《周頌》都產生於人——神關系語境，是人向神的言說。這原本是古人的***識，只是現代以來才出現不同的說法。如《毛詩序》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宋人李樗、黃椿的《毛詩集解》也說：“《頌》者，告神之樂章也。”3即使那些並不直接用於祭祀活動的樂章也同樣是在人神關系中的言說。宋人範處義指出：“《頌》，專用於美功德以告神明，而《周頌》有助祭、謀廟、進戒、求助之詩，似若非為告神明而作意者。詩，樂章也，凡詩皆可歌以為樂。如美其助祭，是以助祭之事告之神明也；美其謀廟，是以謀廟之事告之神明也；美其進戒，是以進戒之事告之神明也；美其求助，是以求助之事告之神明也。”4這是極為通達的看法。這樣看來，像《敬之》、《小毖》這樣的詩的確是自警之辭，但是並非將自警之辭直接告之於群臣，而是告之於神明之前，這樣自然同樣能夠收到籠絡群臣之效，因為成王的告於神明之辭群臣亦會知曉。
在《周頌》產生的時代，構成文化空間最基本的維度即是人神關系。所以溝通人神的主要方式——祭祀，就成為貴族們最主要的文化活動之壹。由於當時人們相信人間的壹切禍福，尤其是王朝的興衰均與神的意誌直接相關，所以對神極為恭敬，祭祀活動因此也成為莊嚴肅穆的儀式。出於這樣壹種語境的言說當然不能是平庸凡俗的日常話語，為了凸顯言說的神聖性，於是詩也就獲得壹種能夠體現神聖性的修辭方式，例如句式的整齊，言辭的簡潔凝練以及用韻等等。而且如前所述，在當時書寫並不是壹種像後世那樣具有普遍性的交流方式，只有被認為具有重大意義的話語才會以書寫的形式記錄下來。所以言說壹旦獲得書寫形式也就自然地具有了某種權威性和神聖性。可以說，正是居於彼時文化空間之核心地位的人神關系造成了詩的言說方式，詩性最初是以神性的面目出現的。神性使詩得以進入書寫，而書寫又強化了詩的神性。在這個時候，作為文本的詩是出現了，但是作為這種文本之靈魂的詩性卻並未產生。詩性文化是在神性文化退位之後才“出場”的。是先有“詩”，然後方有“詩性”的，這種似乎不大合乎邏輯的情形卻恰恰是歷史的實際。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人神關系語境在古代詩歌的發生過程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正是這壹語境造成了那種與日常生活的言說方式迥然相異的獨特話語系統，並且使之著於簡冊，傳諸後世。人神關系孕育了詩歌，但詩歌的實際指向卻在於現實。在這種語境中產生的詩歌所具有的重要的現實性功能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其壹，詩歌這種特殊的言說方式本身就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功能。作為最莊嚴神聖的儀式之組成部分的詩歌，即使不管其詞語內涵，也已經在發揮著肯定既定社會秩序的重要作用了。因為這種言說方式的創造者與運用者只能是政治上居於統治地位貴族們，是在特殊語境中產生的特殊話語，所以言說本身就是對言說者特權地位的肯定與強化。詩所帶有的那種儀式性並不完全來自於其言說的內容，而且也來自於其書寫形式，可以說，在人神關系語境中，書寫也就成為壹種儀式，有著神聖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詩的這種地位當然是來自於言說者的政治地位，因為在西周的禮樂制度中言說方式是與言說者的政治地位相符合的。但同時詩又能夠使言說者的政治地位進壹步合法化，因為這種特殊的並且經過書寫的話語帶有不容置疑的神秘力量，這種力量既與其最初產生的人神關系語境有關，也與它的儀式性密切相關。因此，詩在當時有著重要的意識形態功能。其二，西周人神關系語境的形成固然有原始巫術的遺留因素，也固然包含人們得到上天眷顧的心理期待，但是這些都被整合到貴族階級的政治意識系統之中了。所以，溝通人神關系的儀式也就同時成為確認等級制度的絕佳手段，這種儀式本身就成了等級制的主要表現形式之壹，從而帶上鮮明的政治功利特征。例如，祭天的“郊祭”、祭地的“社祭”、祭先王的“禘祭”等重大的祭祀活動，都是君主的專利。即使祭祀自己的祖先也不是可以隨意為之的事情。在西周的宗廟制度中，處於不同等級的人也擁有完全不同的祭祀祖先權利。例如，據史籍載：“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壹昭壹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壹廟。”（“昭穆”，所謂“左昭右穆”。廟主的排列方式。太祖以下，父為昭，子為穆，孫又為昭。活著的人在典禮儀式上亦按此制排列）這樣壹來，溝通人神的現實意義之壹就在於確認等級制，使人各安其分，久而久之人們就會以為這是天經地義的，忘記了背後的權力運作。因此以溝通人神關系為基本功能的詩本質上是現實權力的象征。其三，從《頌》詩的內容來看，溝通人神的言說實際上乃是為了協調人際關系：頌揚上帝與祖先的公正無私、英明偉大目的在於確定人際關系的價值準則。例如，祭祀文王的《維天之命》先贊揚了天命的公正無私、永不停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再贊揚了文王的品德高尚、純壹無偽（“文王之德之純”），最後落實到現實之中（“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總之，“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小雅·伐木》）乃是貴族們的***同目標。這樣的詩使他們在自我激勵的同時也為現實的行為準則確立起牢不可破的價值依據。
以往讀《毛詩序》至“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之句總感到突兀誇張、言過其詞。詩如何會具有如此神奇的功能呢？實際上這恰恰是人神關系語境賦予詩的獨特意義。《毛詩序》的作者並不是無根之談。就詩的發生來說它的確承擔著感動天地鬼神的重要使命的。後代說詩者所發現的詩之記述歷史、反映現實等意義是從話語效果角度而言的，並非言說者的自覺意識。至於審美的功能那更不是詩的本來意義了。論者常常用今人的詩學觀念去理解《詩經》的作品，難免會謬之千裏。